牛津通识读本：全球化面面观 [11]
1992年，科学家关注联盟发布了一个名为“警告人类”的公告，声明全球环境正在严重危机中痛苦挣扎。有一千五百多位科学家在这个文件上签名，其中包括很多诺贝尔奖获得者。人们对我们这个星球生态极限的认识正在日益加深，但更为紧要的问题是，这是否会转而成为对根植于积累无限物质财富欲望中的文化结构的必要修正。对此，人们还要拭目以待。
第六章 全球化的意识形态向度
意识形态可以定义为这样一个体系，它包含了广泛共享的观念、模式化的信仰、具有导向性的规范和价值观以及特定人群认可为真理的理想。意识形态不仅按照世界本来的样子，而且按照世界应该有的样子，为个人提供了一幅比较连贯的世界图景。这样一来，意识形态就有助于把高度复杂的人类经验组织成相当简单却经常被歪曲的形象，并以此作为社会和政治行动的指南。这些被简化和歪曲了的思想常被用来使某些政治利益合法化，或维护占统治地位的权力结构。为了在社会中渗透他们喜欢的规范和价值观，意识形态主义者向公众递交了一个议程，它已经限定了该讨论什么、该主张什么以及该询问什么。他们面对公众讲述故事和叙事，用于说服、赞扬、谴责，区别“真理”与“谬误”，并区分“好的”与“坏的”东西。这样，意识形态就能通过概括化的行为准则和要求来组织和确定人类活动的方向，把理论与实践联系起来。
如所有的社会进程一样，全球化也包含了一个意识形态向度，充满了关于这一现象本身的一系列规范、要求、信条和叙事。例如，全球化是一件“好”事还是一件“坏”事的问题，就在意识形态领域引发了激烈的公共讨论。因此，在探讨全球化的意识形态向度之前，我们应该在全球化与全球主义之间做重要的分析和区别，前者指各种评论者以不同的甚至是相互矛盾的方式来描述不断强化的全球相互依存的社会进程，而后者则是指赋予全球化这一概念以新自由主义价值观和意义的意识形态。
我们在第七章将会看到，对新自由主义价值观与全球化二者之间的联系，各社会群体并没有达成一致意见；相反，他们企图赋予这一概念以不同的规范和意义。然而，迄今为止，这些群体所表达的理想并不能动摇全球主义中新自由主义话语的统治地位。后者在全世界的传播主要依靠的是北半球强大的社会力量，这一阵容主要由集团公司的经理、大型跨国公司的主管人员、集团公司的说客、新闻记者、公共关系专家、面向大众读者写作的知识分子、国家官僚及政客组成。作为全球主义的主要拥护者，这些人物使得公众话语中充斥着理想化的形象——一个保护消费者的自由市场。
图10 微软总裁比尔·盖茨，世界上最有影响力的全球主义倡导者之一。
兜售全球化
2002年，美国新自由主义杂志《商业周刊》推出了一则关于全球化的封面报道，它包含了如下声明：“近十年来，政界与商界的领导者企图说服美国公众，让他们相信全球化的好处。”通过援引2000年4月一份关于全球化的全国民意调查结果，文章继续报道说，大多数美国人似乎对这个问题有两种看法：一方面，有65%的接受调查者认为，全球化对美国和世界其他各地的消费者和商业来说都是一件“好事”；另一方面，他们担心全球化可能会使美国的就业率大幅滑坡；此外，有70%的接受调查者认为，与低收入国家签署的自由贸易协定是美国工资下降的原因。文章的结尾对美国政界和商界的领导者发出了颇有火药味的严重警告，认为对反全球主义势力的论点不可掉以轻心。为了减少人们对这一问题不断产生的担忧，美国决策者应该更有效地突出全球化带来的好处。毕竟，公众对全球化持续的担忧会产生严重的反作用，进而危害国际经济的健康运行和“自由贸易事业”。
这一封面报道包含了两条与全球化的意识形态向度相关的重要信息。第一，它公开承认了政界与商界的领导者在积极地向公众兜售他们自己中意的全球化版本。实际上，《商业周刊》那篇文章的作者是以积极的态度来看待对全球化观点和形象的构建的，认为它们是实现基于自由市场原则之上的全球秩序必不可少的工具。无疑，这种全球化的正面景象对公众舆论和政治选择具有深远的影响。如今，为了实施具有市场倾向的政治议程，新自由主义决策者已不得不变成诱人的意识形态集装箱的设计专家。鉴于商品交换构成了所有市场社会的核心活动，全球化话语本身也已经转变成了一种特别重要的商品，专门供公众消费。
第二，《商业周刊》封面报道的调查数据表明，在不断全球化的世界中，人们的个人经历与他们对全球化的规范性定位之间存在着认识上的明显差异。人们该如何解释，为何有相当一部分接受调查者担心全球化会给他们的生活带来经济上的负面影响，但同时却认为全球化是一件“好事”？显然，问题的答案就是意识形态。全球化光彩夺目的新自由主义叙事已经在很大程度上塑造了全世界的公众舆论，即使人们的日常经历呈现出的场景并不皆如它们渲染得那样美好。
北半球富国的十几家影响最大的杂志、报纸及电子媒体，如《商业周刊》、《经济学家》、《福布斯》、《华尔街日报》与《金融时报》，为读者灌输了众多固定不变的带有全球主义的主张。全球主义已经成为一些社会政治思想家所谓的“强势话语”——一种臭名昭著的难以抵制的话语。它有强大的社会势力支持，这种势力预先选定了那些被认为是“真实的”东西，从而相应地来塑造世界。不断地复述全球主义的主要主张和口号能够产生它们所表述的东西，随着更多新自由主义政策的执行，全球主义的主张更加牢固地深入到了公众心里。
在本章的余下部分，我们将认识和分析五大意识形态主张，它们频频出现在有影响的全球主义倡导者的谈话、演讲和著作中。需要指出的是，全球主义者本人也是为了兜售他们的政治和经济日程才形成这些主张的。或许，并没有一段全球主义的演讲或一部著作能同时涵盖下面所讨论的五个论断，但它们至少都包含了其中的一些主张。
主张一：全球化就是市场的自由化与全球一体化
如所有意识形态一样，全球主义从一开始也试图建立对这一现象的来龙去脉的权威叙述。对新自由主义者来说，这根植于自我调节的市场观念，它是未来全球秩序的框架。如第三章所指出的，新自由主义者试图培养公众的意向，使他们毫无批判地把“全球化”与他们所宣扬的市场自由化的好处联系起来。特别值得注意的是，他们说全球市场的自由化与一体化是一种“自然”现象，能够促进世界的个体自由和物质进步。以下是三个例子。
全球化与市场对政府的压倒性优势相关。不管是赞成还是反对全球化的人都一致认为，作为当今驱动力的市场正在左右政府的职能。
《商业周刊》，1999年12月13日
（政府的）的一个角色就是清道夫——为商品、服务和资本的自由流动扫清障碍。
克林顿政府的美国前副国务卿琼·斯皮罗
自由主义市场经济从本质上来说是全球性的。它是人类奋斗的最高目标。通过我们的努力和选票，无论是在集体还是个人层面，我们都已经为它的建设做出了贡献。为此，我们应该感到自豪。
英国记者彼得·马丁
这一主张的问题在于，全球主义的使命——市场的自由化和一体化——只有通过对市场进行行政规划才能得以实现。因此，全球主义者必须随时准备利用政府的力量来削弱和消除那些限制市场的社会政策和机构。鉴于只有强有力的政府才能完成转变当前社会结构这一野心勃勃的任务，市场自由化的成功取决于集权政府的介入和干涉。然而，这样的行为与新自由主义理想化地对政府职能进行限制形成了强烈反差。当然，全球主义者确实期望政府在执行他们的政治日程方面扮演非常积极的角色。在20世纪八九十年代，美国、英国、澳大利亚和新西兰新自由主义政府的积极参与表明了强大的政府行为在策划自由市场方面的重要性。
而且，宣称全球化就是市场的自由化与全球一体化，就会将一个原本偶然的政治计划固定为“事实”。全球主义者的成功在于他们说服了公众，让其相信他们关于全球化新自由主义的叙事，正是对所要分析的情况的客观的或至少是中立的判断。诚然，新自由主义者或许确实能够为市场的“自由化”提供某种“经验性证据”。但是，市场原则的蔓延真的就是由于全球化与市场扩张之间存在着某种形而上的联系吗？或者，它之所以发生，难道是因为全球主义者拥有政治和话语权力，从而能大致按照自己意识形态的公式来影响这个世界——自由化+市场的一体化=全球化？
最后，这一对全球化过于经济化的表述削减了此现象的多维性。全球化的文化与政治向度仅作为依赖全球市场流动的从属进程而被提及。即使相信全球化的经济向度具有决定性作用，人们也没有理由认为这些进程必然与撤销对市场的管制有关。与此相反，另一个观点则可能会把全球化与全球性监督管理结构的创建联系起来，这个结构会使市场对国际政治机构负责。然而对全球主义者来说，当与最具限定性的法律与机构做斗争时，把全球化说成是一项能解放并整合全球市场以及从政府控制下解放个人的事业，是他们获取公众支持的最好方式。只要能成功地向大多数人兜售他们对全球化新自由主义式的见解，他们就能维持一种有益于自己的社会秩序。对那些仍然怀疑全球主义的人来说，全球主义者还有另外一个胸有成竹的主张——为什么要去怀疑一项带有历史必然性的进程呢？
主张二：全球化是必然的、不可逆转的
全球化是历史的必然，这一想法乍一看似乎很不适合一个基于新自由主义原则之上的意识形态。毕竟，在整个20世纪，自由主义者和保守主义者都对马克思主义者提出了批评，因为后者的决定论主张贬抑了人的自由意志，而且忽视了非经济因素对社会现实的影响力。然而，全球主义者依靠的也是一个相似的历史必然性叙事，它是单一因果的和经济主义的。根据全球主义者的解释，全球化反映了技术创新驱动下不可逆转的市场力量传播的必然性。让我们来思考一下以下的陈述：
现在，我们必须接受全球化残酷无情的逻辑——从我们的经济力量、我们城市的安全到我们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