牛津通识读本：儿童心理学 [7]
另外，在输出两个词的阶段，哪些词会被组合在一起，在不同文化中也有很多相似之处。幼儿会将词组合起来以引导对事物的关注（“看狗狗！”）、表明所有权（“我的鞋”）、指出事物的属性（“大狗狗”）、表示复数（“两块饼干”），以及表明事物的再次出现（“又一块饼干”）。他们还会将词组合起来表示消失不见（“爸爸拜拜”）、表示反对（“不洗澡”）、说明地点（“婴儿车”）、提出具体要求（“要那个”），以及表示谁应该做出动作（“妈妈做”）。只有在儿童学到语法的时候，不同语言之间才会出现一些分化。这大约是因为不同的语言用不同的语法形式来组合词。
概念预期
婴儿能很轻松地学会词汇，原因之一是他们对于人们所用的词有概念预期。换句话说，他们似乎已经明白了，词汇是事物和动作的标签。婴儿似乎还会预期，词汇不仅是单个事物的名称，而且可以是一类事物的统称。事实上，我们如果研究成人怎么向幼儿提起物品的名字，会发现我们通常用“基本层面”的类别来称呼。我们会用类似“车”“狗”“树”一类的标签，而很少会说到车、狗、树的具体种类。我们也很少会用“上位”词，例如“机动车”和“动物”。成人的自然倾向是用基本层面来谈论世界，这一倾向在理论上和实体之间的知觉相似性有关。例如，某一种狗在外表上会更接近其他种类的狗，而非马，尽管狗和马都是有四条腿的动物。某一种小汽车在外形上更接近其他种类的小汽车，而非卡车，尽管小汽车和卡车都是有轮子的机动车。当然，相比和马的相似程度，小汽车和卡车更接近。一个关于物体分类的心理学理论称，这些以知觉或外表为基础的相似性通常和重要的结构相似性有关联。例如，狗和马都有腿，因为它们都是有生命的，而且可以自主活动。小汽车和卡车都有轮子，因为它们都是人造的，而且轮子可以使它们移动。根据这个观点，父母的这种命名方式强化了实体之间最相似的知觉层面——“基本层面”。
另一个重要的预期是，婴儿认为成人在说事物的名称时是诚实的。如果婴儿身边的成人都会故意给事物贴错误的标签，那么婴儿学习语言会相当困难。毕竟，“猫”这样的标签仅仅意味着“有胡须和尾巴的动物”，因为我们这个文化中的人都基本认同，这个发音对应的是这一特定种类。“我们”有一个共享的信念体系，即所有说话的人用“猫”这个发音传递的信息都是关于猫的。婴儿会习得这种规范。例如，在一个实验中，16个月大的婴儿坐在照料者的腿上，观看“鞋”和“猫”之类熟悉事物的照片。照料者戴着眼罩，以防他们无意识间影响婴儿的行为。每张照片出现的时候，实验员会给出名称（“鞋”“猫”）。有时实验员会故意给出错误的名称，例如将一张鞋子的照片说成是“猫”。错误的名称让婴儿变得非常苦恼。所有婴儿都试图纠正实验员，他们要么自己说出正确的名称，要么摇头或指向自己的鞋子。有些甚至试图要拿走照料者的眼罩来寻求帮助，还有的会开始大哭。这些都让我们回想到在第一章讨论过的语言学习沟通意图的重要性。名称不仅仅是名称。它们还能反映说话者的意向状态。
语言影响
在对“词和世界之间”的关联有着概念预期的同时，婴儿还会受到特定环境对语言运用习惯的影响。这在我们谈到事物分类的基本层面时已经涉及过，但是语言影响对概念生成的作用远远不止这些。实际上，我们所用的词影响着我们如何思考和感知这个世界，发生在成人和儿童身上的相关例子均有记载（萨丕尔–沃尔夫假说）。一个有名的例子来自沃尔夫的原创性工作。他记录道，一个汽油桶如果被描述为“空的”，会让人觉得它是无害的。但事实上，这个桶仍旧残留了易燃气体，即便桶里没有任何汽油。将这个桶标记为空意味着，如果有人将烟蒂丢弃在里面，随之而来的爆炸可能会让人非常意外——桶确实是“空的”呀。类似地，不同语言环境中长大的婴儿概念中的世界可能会因为语言习惯的不同而被塑造成不同的样子。
在关于语言学习的研究中，有一个很不错的例子来自空间概念。在类似英语的语言中，in一词对应的是包含关系——一些东西在另一些东西的“里面”。英文单词on对应的是支撑关系——一些东西在另一些东西的“上面”，例如“杯子是在桌上的”。杯子被桌子在水平面上支撑着。但是，英文单词on还强调了在垂直面上对一个表面的依附。冰箱贴在冰箱的“上面”，或者门铃在门的“上面”。这和西班牙语不同，西班牙语中的en指的是以上三种空间关系。这和荷兰语也不同，荷兰语中的每一种空间关系都用单独的词来表示。有些语言学家认为，不同语言中表示空间关系的词会影响儿童的空间概念。但是多数语言影响方面的研究使用的都是简单的概念，例如颜色，而并没有考虑到学习语言的儿童。感知和记忆颜色似乎不太会被语言标签所影响。在英语中只有一个标签的颜色，在其他语言中可能有很多个词来表示。其他语言中有不少颜色标签，在英语中是完全不存在的。尽管有些实验确实显示了颜色词对颜色感知和记忆的影响，但这种影响通常很小或者仅存在于当下的情景中。因此，尽管语言使用习惯肯定会影响儿童的语言发展，但相关的实验很难设计。
语言作为符号系统
“猫”这样的标签本身并没有什么内在意义，却因使用方面的文化规范而获得了意义。这个事实意味着，词是“符号性的”。它们和它们所指代的事物本身并没有内在的联系，但是它们有着象征性的联系——它们代表着它们所指代的事物。因此，词是给我们的经历编码的符号，象征日常生活中的概念和事件。这使得词在心理发展中格外重要。一旦你知道了词，你就可以在大脑中操纵符号，从而得到新的理解。你可以用词把你的知识传授给他人。俄罗斯儿童心理学家利维·维果茨基将人类的语言称为一个“符号系统”，一项人类文化发展，它使知识的符号表征成为可能（见第七章）。维果茨基认为，语言是一种用来组织认知行为的心理工具。一个人不仅可以用符号来和另一个人交流，而且可以在自己的脑袋里和自己对话。语言使我们可以思考我们所知道的、所计划的和所要解决的问题，可以改变我们的理解。因此，语言对心理发展有着变革性的影响。
变革性的影响之所以会发生，是因为语言使得儿童可以反思自己的理解。用心理学术语来说，儿童可以通过探索自己的想法，反思自己的认知过程。这被称为“元认知”。儿童还可以用语言去探索自己的情绪、感受和行为。用心理学术语来说，他们可以用语言进行“自我调节”。能够用语言充分梳理一种令人苦恼的情绪反应或一件造成了意外结果的事情，这有助于更好地理解，还有助于避免意外事件的再次发生。即使是幼儿也会用语言来调节自己的行为和情绪反应。语言学习中的个体差异确实和儿童是否能有效地控制自己的感受、动作、行为有着重要的联系。
语法
不同人类语言特有的语法是相当复杂的。因为语法结构的复杂性，长久以来人们认为语言学习是独特的。事实上，有人（例如语言学家诺姆·乔姆斯基）认为，婴儿天生就有一个语言学习机制，或内在的通用语法。这种特别机制意味着，婴儿天生就做好了学习语法结构的准备，而其他物种是没有这种准备的。近期有研究人员认为，第二章中提到的文化学习和一般的学习过程（例如统计学习和类比学习）足以支撑语法学习的发展。听到身边人的独特表达后，婴儿用一般的学习机制去提取词语组合背后的结构规范，即我们所说的语法。因此，婴儿会通过聆听来构建语法知识，而周围人的反馈也会为此提供帮助。
儿童开始将越来越多的词组合在一起时，会尝试不同的语法可能性，有时会犯很显而易见的错误：We goed to the park[3]或It's very nighty！[4]（望向外面的黑暗时）。研究显示，成人会很自然地纠正这些错误。他们不会直接纠正（他们不会说No，we say we went to the park）。在和儿童的自然对话中，母亲和父亲会将儿童的说法重新表达为语法正确的形式（That's right, we went to the park yesterday）。在2—3岁之间，儿童的日常对话中会出现越来越多抽象的结构。儿童对正确对话中词的顺序和他们所学语言中的句法会有越来越深的认识。儿童会通过使用语言来学习语法。
迈克尔·托马塞洛是一位重要的研究语言学习的理论家，他将儿童的语法学习称为“找规律”。儿童会学到一个规律（例如主谓宾），然后不断地重复（“爸爸割草”“母亲购物”“大狗追猫”）。观察研究确实显示，某些语法结构，幼儿一天能听到上百次。“看……”“这是……”“你是不是……”之类的结构，大约占了（中产家庭的）幼儿每天听到的5000—7000句话中的三分之一。儿童逐渐长大，会注意和使用的抽象语法形式变得越来越复杂（“我知道她打了他”“我认为我能做到”“这是那个给我自行车的女孩”）。因此，语法学习会自然地发生于大量的语言体验（听到他人说话）和语言使用（儿童新采取的说话方式，如果有语法错误会被对方重新表述）中。
语用学[5]
正如之前提到过的，了解沟通意图对语言学习是很必要的。这是因为，语言是一个可以用来引导心理状态和吸引他人关注的工具。语言的社会和沟通功能，以及儿童对它们的理解，都是语用学的研究范畴。例如，我们看到多数婴儿学到的第一个词都是他们的名字。当他人试着和你沟通并让你融入他们的社交圈时，能够识别自己的名字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