牛津通识读本：儿童心理学 [10]
儿童可能太过冲动，在情绪化的场景中无法遵守社会规范。随着自我调节技能的提高，冲动会减少。相关研究显示，有反社会行为的儿童如果表现出缺乏内疚感、为了自己的目的而无情地利用他人和缺乏同情心，就最有可能做出顽固且严重的攻击性反社会行为。但是，并不是所有有着敌对归因思维的儿童都会变得长期具有攻击性。这种儿童得抑郁症和焦虑症的风险也更高。针对这类儿童的有效干预方式的研究还很有限。但是，从敌对归因偏差这一源头开始的干预方式看起来是有希望的，例如告诉母亲小婴儿是不可能出现恶意行为的。有些干预方式教父母使用正面奖励的方式去鼓励亲社会行为，而非使用严厉的管教，这些方式也可以很成功。
儿童如果存在某些发展障碍（例如自闭症），也会很难理解社会规范。有自闭症的儿童常常表现出社会理解方面的严重发展迟滞，并且无法“理解”很多的社会规范。这些儿童也许在社交场合中会显得相当不恰当（例如大声评价别人怎么难看，或是在收到一个不喜欢的礼物时表现出不高兴）。有自闭症的儿童还有可能在理解情绪和意图方面表现出明显的滞后。但是这并不会使他们变得反社会，只是会让他们的亲社会行为不那么明显。有自闭症的儿童并不比其他儿童更有攻击性，也不比其他儿童更不友好。
内群体忠诚
互惠和公平等社会道德准则最容易在家庭中被推崇，它们能给所有的家庭成员带来好处。确实，幼儿在非常小的时候就已经能判别，谁属于他们的内群体，而谁不属于。这种“内群体”通常会超越家庭的范畴，延伸至“像我们这样的人”。儿童和成人一样，更容易用亲社会的方式去对待内群体成员。例如儿童更愿意向内群体成员分享物品或食物，或是指出有用的信息。很大一部分的社会科学研究文献显示了，在我们日常生活中群体成员所扮演的关键角色。有些进化分析确实指出：和自己的群体分享最初是事关生死的。例如为了群体有食物可吃，就必须要在狩猎时进行合作。在大型的社会（例如现代的西方社会）中，我们对彼此的依赖已经不再明显，我们需要用试探或简单的机制来和相对陌生的人合作，同时排除“作弊的人”和“吃白食的人”。对于谁是内群体成员的社会评价就属于这样一种试探，并且在很小的年纪就开始了。
一个很不错的例子来自一个关于语言的实验。实验测试了来自巴黎和波士顿的10个月大的婴儿。这些婴儿都看了同样的视频，视频中有两个女人在说话，一个说英语而另一个说法语。之后这两个女人分别拿出同样的玩具给婴儿。当她们把玩具递向婴儿的时候，玩具从镜头中消失了，而真实的玩具出现在了婴儿面前的桌上。来自巴黎的婴儿明显更偏向于拿起说法语的女人给的玩具，而来自波士顿的婴儿则明显更偏向于拿起说英语的女人给的玩具。然后这个实验方法被延伸至对种族的研究，来自波士顿的婴儿看到了两个说英语的女人，一个是白人，另一个是黑人。（白人）婴儿对她们没有偏好。这意味着对婴儿来说，语言社群赋予了内群体的身份，而肤色则没有。
对群体的亲社会义务还意味着我们应该更多地帮助内群体成员，或在资源有限的时候给予他们更多的资源。即使是幼儿似乎也了解了这些义务。例如在一个和玩偶分享糖果的实验中，3岁的儿童得到了一些糖果要去分配，但糖果的数量并不足够，所以他们没办法给每个玩偶同样数量的糖果。这些儿童会把更多的糖果分给那些被称为兄弟姐妹的玩偶，而把少一点的糖果分给那些被称为陌生人的玩偶。当资源很充足的时候，这些3岁的儿童会在玩偶之间公平地分享。在一个类似的实验中，5岁的儿童被随机分到“红衣服”组和“蓝衣服”组。之后他们观看了影片，影片中出现了不认识的儿童穿着红色或蓝色的衣服，而参与实验的儿童会将更多的资源分享给“和自己同队”的儿童，尽管根本就没有分队。这意味着，5岁的儿童就已经有了对“内群体”社会态度的内隐意识。女孩更倾向于将资源分配给其他女孩，而男孩则没有显示出性别偏好。“内群体”的概念提供了一种组织社会互动以强化内群体“偏好”的方式。对“内群体”文化概念的社会学习似乎在儿童很小的时候就已经作为广义社会道德发展的一部分而出现了。
互惠和受欢迎程度
儿童会将更多的资源分配给内群体成员的一个原因是，他们期待互惠。通常，你可以从内群体成员身上期待同等的回馈——如果角色对调，他们通常应该会将更多的资源分配给你而不是给一个“外群体”成员。另外，从进化的角度来看，这种互惠有重要的生存意义，例如在共同觅食时。成为群体的一员也会让儿童获得社会动机，因为这强化了儿童的社会身份。更进一步说，对“内群体”的忠诚可能会让儿童在这个群体中更受欢迎。因此，成为群体里的一员要求儿童学着了解如何忠实于群体、如何适应群体里的压力以及如何表现出对内群体的偏好。例如，儿童也许需要能够准确判断谁在群体里更受欢迎，这样他们才能够对群体里更有可能受欢迎的朋友表达出喜爱。
也许并不出人所料，一旦儿童进入学校，这些能力似乎就会迅速地发展。做出准确的判断也需要认知技能的支撑，例如从多个角度看问题的能力。但是，相比外群体成员，当内群体成员出现违反社会规则的行为时，即使是6岁的儿童也会做出更正面的回应，尤其是当他们已经对情绪和意图有了比较成熟的理解时。有些研究人员指出，社会理解能力更好的儿童更有可能结成“帮派”，赞许甚或参与社会团体中其他成员的不法行为。儿童能明白内群体和外群体的差别，这在研究儿童对内群体文化的理解时也有所体现，例如作为某支足球队的球迷。有良好换位思考能力（即能够领会他人心理视角）的儿童会显示出更超前的对内群体和外群体的理解，这些儿童也会参与到更多的社会群体中（例如课后俱乐部、体育俱乐部和合唱团）。
第五章 学习和记忆，阅读和数字
对幼儿而言，上学会带来非常多新的要求。学习、推理和记忆都成了儿童需要主动达成的目标，而非仅仅是每天的日常生活体验。成功的在校表现要求儿童对自己的信息处理能力有所了解：“我的记忆力怎么样？”儿童还需要能够监控自己的认知表现。学校要求儿童了解课上不同的任务需要运用何种认知技能。心理学研究显示，所有这些“元认知”技能会在3到7岁间迅速发展。本章和第六章会提到关于儿童是否了解自己的认知（元认知）的研究。与此同时，幼儿还在应对着阅读、书写及运算等重大学习要求。阅读和运算都是数百年前就已经出现了的文化创造，所以毫不奇怪的是，儿童也许要花一段时间才能顺利掌握。
成功地记住
儿童会发展出多种类型的记忆，它们对于在学校的学习都很重要。心理学家研究过的记忆类型包括语义记忆（我们关于世界一般性的、事实性的认识）、情景记忆（我们能够有意识地从过往经历中获取的自传式回忆），以及内隐或程序记忆（例如习惯和技能）。能够被有意识地、刻意地回想起的记忆（语义记忆和情景记忆）很明显都对上学有帮助，但是内隐记忆、习惯和技能也很重要。例如，3到5岁的儿童一次性依次看了100张不同的图片，可以在回忆任务中认出其中98%的图片（“你之前看过这张吗？”）。这类实验指出，幼儿的内隐识别记忆（视觉识别记忆）已经发展得很好了。与普遍的观点不同，记忆研究还显示，幼儿很少凭空创造出对完全没发生过的事情的记忆。事实上，即使年龄很小的儿童也能清楚地记得独立的（通常是不寻常的或情感上很重要的）事件。在一项纵向研究中，一个4岁的儿童回忆道：当他两岁半的时候，“我给我的鱼喂了太多吃的，然后它死了，母亲把它扔进了厕所”。另一个患有乳糖不耐症的孩子，回忆说他在两岁半的时候，“母亲给了我乔纳森的牛奶，然后我吐了”。
当儿童很小的时候，他们专注于学习心理学家所谓的常规事件的“脚本”。脚本包含了在非常特定的情境下，对事件的时间和因果序列的记忆，例子包括“去购物”“洗衣服”“准备出门”和“吃午餐”。脚本可以将日常生活体验和事件整合为可预测的框架。然后，这些脚本可以在需要时被清晰地回想起来。这样的脚本或“一般事件表达”从很小的时候就开始发展，而且可以一直持续下去，只要儿童有着规律的常规活动。规律的常规活动实际上为理解日常生活提供了多种学习体验。发展出基本框架对特有经历进行存储、回忆和解读，是我们的记忆系统工作的基础，对成人和儿童而言都是这样。75脚本实质上是一种构建和象征我们对现实的记忆的方式。
脚本使这个世界变得安全和相对可以预测。知道什么是常规也使得我们对新奇的事件能记忆得更好。新奇的事件在记忆中会被标记为与预期脚本的差异。例如到了晚餐时间，因为煮饭花了很长时间而且大家都饿了，所以在正餐前先吃了布丁，这一事件因为发生得太少，所以很容易被记住。
与此同时，父母（和老师）与儿童互动的方式，也会对自传式情景记忆的发展产生影响。相比从不被提起的往事，如果一段共同的经历时常在家人一起回忆时或在课堂讨论中被提起，那么（并不出乎意料地）这段记忆能够被记住的时间就会更长。与此同时，向儿童提问过去事件的方式对他们如何记忆这些事件也有重要的作用。一系列具体的问题（“我们去了哪儿？我们见到了谁？还有谁和我们在一起？”）可以有效地巩固儿童的记忆。如果成人接下来就儿童提供的信息进行阐述，可以更加有效地巩固儿童的记忆。在一项研究中，母亲被要求回忆一个和她们4岁的孩子有关的特别事件，例如去动物园。有些母亲会反复问同一个问题而不加阐述（“你看到了哪些动物？还有呢？还有呢？”），而有些母亲会延伸孩子给出的信息并加以评价（“对的，狮子的笼子是什么样的？你记不记得我们看到了老虎？”）。后者在帮助儿童存储记忆方面会比前者更成功。
这些儿童在5岁和6岁的时候被要求再次回忆这些事件，当时母亲阐述比较多的儿童显示出了更好的记忆。这些儿童记得的信息明显更加准确。原因之一是，儿童（和成人）构建了情景记忆。通过回述和回想，情景记忆得以部分地存储（正如当成人说闲话的时候！）。帮助儿童详尽地回忆他们的经历对这个构建过程会有帮助。因此，之前的知识和个人的解读都会影响儿童记住了什么。儿童自身的语言能力也非常重要。良好的语言能力可以提高记忆，因为语言能力更好的儿童能够对经历了的事件做出连贯、详细、符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