牛津通识读本：俄罗斯文学 [8]
1920年代，普希金被认为是艺术天分极高但观点可疑的人；从1937年开始，他被看作是一位才华横溢且政见卓越的艺术家，因极力反对农奴制度而成为专制政权的眼中钉、肉中刺。人们把他创办的那份表现平平的文学杂志《现代人》与它的后继者，也就是1840年代和1850年代由涅克拉索夫等人创办的同名政治期刊混为一谈。强调他与1825年十二月党人起义组织者之间联系的重要意义，以及他对持不同政见作家的崇拜，几成惯例。普希金委员会会刊在1937年大张旗鼓地刊出了《“纪念碑”》的草稿版。该草稿版表明，在最初版本中，该诗最后一节有这样一行：“我跟着拉季舍夫一起歌唱自由。”学者们很早以前就知道这行被删除的诗句，它与那首诗的其他句子一样含糊不清、模棱两可（众所周知拉季舍夫是自杀而死，一个可能的解释是，普希金在呼唤他所行使的结束自己生命的自由）。而这一行被删除的事实，也让基于诗行本身所作的任何解读变得可疑。不过，为了虔诚地重现进步主义的普希金，这句诗居然一步登天，变成了决定性而非试探性的话语。正如一位评论家在1962年所说的：“到了1937年，在普希金惨死的百年纪念活动中，他的‘遗嘱’的真正含义才大白于世。”
图10 《梦中的普希金》（1937），阿列克谢·列米佐夫
阿列克谢·列米佐夫的《梦中的普希金》（1937）。对革命之后被迫定居国外的各个俄罗斯流亡者群体来说，普希金及其作品有着象征山河破碎的非凡意义。流亡者们想要为普希金辩护，让他摆脱苏联国内那些令人讨厌的宣传，却苦于得不到普希金的手稿。然而，B.L.布尔采夫在1934年呼吁“在国外出版一套新版《普希金全集》，或者至少出版一些他主要作品的单行本”，却等到了迟来的回应，即弗拉基米尔·纳博科夫注释的《叶甫盖尼·奥涅金》，那是20世纪诠释学最伟大的成就之一。此外，每逢周年纪念（特别是1937年纪念普希金去世100周年）还会召开各种会议和展览会，但一如既往，普希金的作品始终是作家和艺术家们的重要灵感来源。这幅由作家阿列克谢·列米佐夫创作的幻想素描把普希金画成了一个良善的魔鬼般的人物，呼应了普希金作品中以象征主义突出强调的魔鬼信仰。
把普希金说成是一个“前瞻性人物”成了不容任何人干扰的绝对命令。在1940年出版的普及版皮萨列夫文学随笔集中，干脆漏掉了《普希金的抒情诗》，也就是本章前文中引用的“通篇押韵的胡言乱语”的出处。那篇文章只出现在宏大的版本中，例如1955—1956年的《皮萨列夫全集》。同样，普希金在1830年之后政治倾向明显变得保守——开始捍卫农奴制度，且越来越坚信启蒙思想的传播必须依靠专制统治——也成了苏联学术专家们忌讳的话题。反过来，普希金如今被看成是“了不起的俄罗斯文学之父”，在文坛的地位相当于政坛上的彼得一世，也成了18世纪文学黯然失色的原因之一：国父，顾名思义，不需要先祖。
“国父”崇拜的另一个结果是，普希金日益成为堂而皇之的沙文主义题材。“普希金是天才中的天才”这一主题本已是1937年普希金去世百年纪念的弦外之音，后来又成为翻译政策的言外之意。一份1945年出版的表格中列出了在革命之前和之后，各位伟大作家的作品分别被翻译成了多少种语言：
到1949年普希金诞辰150周年时，这一主题已经上升为震天号角，也就在那时，冷战爆发，反对“无根的世界主义”的反犹主义和排外主义运动也开始了。苏联科学院一位院士发表的两次讲话（也被印成小册子分发）把普希金说成是既“吸收了此前俄罗斯国内外一切文化之精华”，同时又充满了“民族自豪感”，且预见性地“严厉斥责世界主义”及“唯美主义和形式主义”的人物。当然，说普希金认为“世界主义”十分丢脸，就让分析普希金与西方浪漫主义文学之间矛盾但亲密的关系等问题变得无从下手。同样，一旦认为俄罗斯文学拥有极大的价值和个性，也就没法分析俄罗斯对感伤崇拜或现代主义等泛欧洲文化思潮的贡献。从1948年到1956年，关于这类话题的严肃讨论几乎绝迹。俄国激进分子对《叶甫盖尼·奥涅金》的崇拜（别林斯基更是高调宣称这部作品“写尽了俄罗斯生活的点点滴滴”，这当然是不实的夸张）被引为实例，证明普希金成熟地认识到了浪漫主义的局限性。这部小说与“浪漫主义反讽”的做法如出一辙（堪比拜伦或海因里希·海涅的作品），对浪漫主义情感和人物典型的态度模棱两可，这一事实被彻底忽略了。而把普希金的小说《上尉的女儿》解读成毫不含糊地批判叶卡捷琳娜二世对农民起义者普加乔夫的“残暴”镇压，则是彻底无视它与沃尔特·司各特的《雷德冈脱利特》的相似性，两位作者都认为，只有在以理性的集权主义替代不可靠的暴君时，被压迫者的反抗才算取得成功。
除了将普希金塑造成苏联文学的始祖和国家至上主义的宣传工具之外，斯大林主义政权的另一个重要野心，是把普希金打造成“民族—大众”意义上的“民族作家”：一个为整个民族而写作的作家。早在1920年代，就已经开始了一次大范围的运动，旨在让新读者有机会首次认识俄罗斯经典文学。各类读者调查急切关注着无产阶级和农民对这些作何反应。那些调查本身产生了非常多样化的结果，但对结果的分析一般都会简化材料，得出一个明确直接的结论：现代主义让普通民众无法理解，而经典则是平实易懂的。正如一位俄国农妇在1926年的一项调查中所说的：“至于《‘纪念碑’》？怎么可能读后无感呢？”
这类说法不光是为了通报意见，也是为了影响观点。这是苏联“大众读者”阅读伟大的文学时应有的反应。因此，官方就必须向他们提供可能诱导这类反应的那种文学。从1930年代中期开始，俄语经典再次成为学校文学教育的核心，教科书聚焦的素材都是既平实易读，又道德高尚的。学生必须背诵《叶甫盖尼·奥涅金》中达吉雅娜的那封信（达吉雅娜被认为是苏联女性的典范），以及屠格涅夫赞美“伟大的、了不起的俄罗斯语言”的散文诗。教科书没有选择莱蒙托夫在生命最后几年写下的充满心理纠结与愤怒的诗歌，抑或这位作家抱怨他“悲哀地望着他那一代人”并向“满目污垢的俄罗斯”致以不受欢迎的诀别的尖刻诗歌，却收录了那些让人们想起俄罗斯帝国之宏大规模的象征性自然诗歌，或者诸如《两个巨人》这类鼓动性的爱国诗篇（诗中的俄罗斯巨人打败了他的敌国），以及让人想起俄罗斯在1812年打败拿破仑的《博罗季诺》。因此从童年起，俄罗斯读者们就在自己的头脑中珍重地携带着一部由这类诗歌组成的诗集，以及学校里教授的关于散文经典的知识（例如果戈理1841年的那个关于悲惨的公务员阿卡基·阿卡基耶维奇的故事——《外套》）。对伟大作家的解读跟可供研读的作品选一样乏善可陈。学生们不得不写说教气十足的人物分析，比方说他们会这样评价普希金的杜布罗夫斯基：“他常常放纵自己的暴脾气。”他们不得不回答“契诃夫有何重要意义”这样的考题，答题时必须歌颂作家预见到布尔什维克革命（这一发生在他死后13年的事件）的先见之明。回答这类考题需要的是套话而非独立思考。正如评论家和儿童文学作家科尔涅伊·楚科夫斯基1963年谈及苏联的学校作文时所说的：
图11 1937年普希金庆典的海报，V.克鲁西斯。画中打开的书页上显示的诗歌似乎是《“纪念碑”》
无一例外，每一位经典作家都必须这样描述：1）他热爱自己的祖国；2）他热爱自己的民族和人民；3）他抗议自己所处时代的社会弊病；（和其他每一位经典作家一样）他也是4）一位人文主义者，5）一位现实主义者，6）一个乐观主义者，7）没有缺点且总而言之没有任何独特的个性。
从1930年代末到1960年代初，这些评论不仅适用于学校作文（教育系统里这种情况一直持续到苏联政权崩溃），也适用于著名的专业评论家和文学史专家为公众撰写的文章。
与谄媚同道的，还有对任何可能有颠覆性的生平细节的压制，例如普希金嗜酒如命，沉溺嫖赌，酷爱醋栗果酱，而托尔斯泰对上述四样中的至少三样同样偏爱有加。高尔基长期待在国外也是个令人难堪的禁忌话题（和其他遭到流放的俄国公民一样，据其定义，1917年之后离开俄国的作家也被认定为不够“热爱祖国”）。荒淫不检则是更敏感的细节。苏联为了向地位崇高的一流作家致敬，指派大量人员参与编纂并出版了注解繁多的所谓“全集”，但很少名副其实。即便某一位作家写过的每一部现存文本都以某种形式得以出版，某些篇章也必然会遭到删减，而且这些删减本不一定都有谨慎的标记，诸如代替普希金本人不顾廉耻地直接写下的语词的星号（比方说用*****代替“妓女”，或者用****代替“屁股”）。怀抱虔诚也是传记作品强调的重点。直到1963年，一位博学且相当开明的苏联作家还表示欣慰：虽然A. L.罗斯[13]的作传视角相当粗俗，但他总算“彻底清除了任何关于莎士比亚是同性恋的疑虑”。在小说《癌症楼》（1968）中，亚历山大·索尔仁尼琴不无道理地讥讽这种得体地写书颂扬名人生平的行为，称之为“事无巨细地考证某某伟大诗人于一八几几年坐马车经过的是哪一条村道”，也就是貌似客观地报道那些或许极其乏味无趣，却既没有政治争议，也不会透露任何“淫秽琐事”（poshlyatina）的事件。
自“庸俗社会学”在1930年代末遭到谴责之后，就绝无可能把普希金解读为“俄国小资青年的诗人”（D. S.米尔斯基1934年的说法）了。不过为了把作家还原到其时代背景中进行“深描”而对账簿、私人信件、日记、回忆录等各种微不足道的档案资料所进行的深入研究也就此终止。相反，那些反对“清单式”批评、反对根据社会阶级对作家进行肤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