牛津通识读本：俄罗斯文学 [7]
图8 1913年第六期《阿波罗》的封面
《阿波罗》（第六期，1913年）的封面。从18世纪末到20世纪末，期刊在俄罗斯文学的出版中起到了极为重要的作用。普希金创办的《现代人》本身就是《雄蜂》和《欧洲导报》等杂志的继承者，之后又有十几本持各种政治观点的喉舌杂志步其后尘。苏联的文学史自然会强调激进期刊的作用，但保守期刊，例如《俄国导报》（托尔斯泰和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小说都曾在这本期刊上连载）至少同样出色。这幅插图显示了来自最重要的现代主义期刊之一的扉页。这一时期，文学杂志一反此前严肃出版物视为正统的单调封面，采用精美的设计和印刷，并使用大量插图，和1920年代的承其衣钵者一样，成为俄罗斯历史上独一无二的艺术精品。从1930年代初起，苏联杂志再次回归19世纪的传统，恢复了平庸乏味的视觉风格（劣质纸张和粗劣字体的使用更是雪上加霜）。
这些评论源自普希金心中暗想的关于自己在俄罗斯文学文化中所处地位的问题；它们表明，他已经逐渐意识到，既然大家都强烈地感觉到俄罗斯缺一位民族诗人，自己便有可能正是这样的人。他不同意一位同代人的观点，即伟大的诗人都是横空出世且玄妙莫测的，他们的荣光必将带来一段时期的衰落。普希金认为，恰恰相反，一个平庸的时代或许才是伟大作家的创作所必不可少的准备。难道埃斯库罗斯之前没有希罗多德，奥维德之前没有卡图卢斯？虽然顾及教养，他没有直说杰尔查文与自己或许也是同样的关系，但从1825年开始，普希金偶尔会称自己为大写的“诗人”而非一般作诗的人——打个比方，正如1827年那首著名的诗作中，那个被阿波罗选中的牧师。但他对自己的看法始终充满矛盾［正如他在关于东方的诗歌《护兵》（Tazit，1830年）的稿纸空白处画的那幅涂鸦所暗示的：那是他的半身自画像，本来戴着一顶桂冠诗人花环，他又用浓黑的墨水把那顶花环抹掉了］。他生前志存高远，最终信心倍增地为他加冕诗坛桂冠的却是其他评论家，尤其还是在他1837年悲惨死去之后。
最重要的一刻是赫赫有名的多产评论家维萨里昂·别林斯基在1838年宣称：“每一位受过教育的俄国人都应当拥有一部普希金全集，否则他就没有资格声称自己受过教育或声称自己是俄国人。”
每到普希金周年庆典，这类解读都自然而然会成为热点。举例来说，在1880年莫斯科那座普希金纪念碑建成之时，作家们发表的演讲不仅包括陀思妥耶夫斯基著名的爱国讲话，也包括屠格涅夫的致辞，他在其中赞颂普希金集两项成就于一身：创造了一种全新的语言，并开启了一个文学传统——在其他国家，这两者没有同时发生，亦未由同一个人完成。普希金的成就彰显了俄罗斯的伟大，也构成了这个国家独一无二的特性。
屠格涅夫的民族自豪感没有多少事实依据。歌德在德国、密茨凯维支在波兰、吴克·卡拉季奇在塞尔维亚的角色至少跟普希金在俄国一样重要。俄罗斯的文学高潮绝非当世无双，而是席卷全欧的知识大潮的一部分，此前各自孑然独立的文化支流汇入欧洲知识主流。可见屠格涅夫的观点站不住脚，何况他行为乖僻，晚年大部分时间都在国外度过，跟那些出入他居所的名人用法语交谈，但这些都未曾减损他这话的可信度，随着时间的推移，其分量不减反增。在1899年的周年庆典中，对“民族诗人普希金”的崇拜事实上主要是为了迎合尼古拉二世那个保守的民族主义政府的口味。给街道改名和向中小学生分发纪念品的倡议用官方宣传的爱国主义绑架了俄罗斯作家，同时也把他们绑架在了晚期俄罗斯帝国政府致力于教育俄罗斯民众的新近承诺上。
图9 《护兵》（1830）的草稿，普希金。他头戴桂冠花环的自画像被涂抹掉了
当然，普希金崇拜并非没有遇到阻力。托尔斯泰那本著名的小册子《艺术论》（1898）就是一例，他在其中不遗余力地讥讽人们居然把普希金这么一个花花公子和好色之徒塑造成民族圣贤。更早以前的1860年代，德米特里·皮萨列夫等激进批评家在抨击浪漫主义诗歌而鼓吹政治散文时，也曾把矛头直指普希金。皮萨列夫以普希金那首恢弘壮丽的诗作《一八二五年十月十九日》为例（这首诗感人至深地忆及诗人与同学威廉·库亨贝克的文学友谊），说明诗歌不过是以多余的复杂形式表达浅薄的思想：“如果用简明扼要的散文来诠释这通篇押韵的胡言乱语，那就只剩下这单薄苍白的一句话：‘你和我都曾胡乱写诗；我把自己的诗付之梨枣而你没有；如今我也不打算再把诗作印成文字了。’”有相当数量思想激进的读者，特别是那些出身工人阶级自学成才的知识分子，持有与皮萨列夫相同的保留意见。一位传记作家记得，在1910年代，他的一位工友曾说：“你的奥涅金和你的连斯基［……］真应该被送进工厂，干点儿把气缸固定在钳座上的活儿。”对于这类读者，马克西姆·高尔基那部讲述一位平凡的母亲因为沙皇当局的残暴而获得政治觉醒的政治宣传小说《母亲》（1906），可要比《叶甫盖尼·奥涅金》感人多了。
俄国革命之后的最初几年，这些疑虑曾有过很大的体制分量，那时“阶级战争”的官方意识形态在文学–历史学界一统江山。在投身那场战争的人看来，普希金不过是个才华出众的反动文化精英。大多数所谓的“左翼分子”也崇尚小说（特别是现实主义小说）而看不起“通篇押韵的胡言乱语”。意味深长的是，由高尔基发起、1933年开始面向大众市场出版、催人奋进的“名人生平”系列，首批传主是契诃夫、果戈理、18世纪思想激进的持不同政见者亚历山大·拉季舍夫以及无情鞭挞特权阶级的讽刺作家萨尔蒂科夫–谢德林，但没有普希金。同样，1934年苏联作家代表大会上的主题发言除了突出高尔基和托尔斯泰现实主义小说的卓越贡献之外，也着重强调了别林斯基、尼古拉·车尔尼雪夫斯基和尼古拉·杜勃罗留波夫等“进步主义”评论家的杰出成就。直到1949年，由苏共领袖、老布尔什维克、工人出身的米哈伊尔·加里宁为苏联大众开列的必读书单也只包括了罗蒙诺索夫（自学成才者和科学天才的杰出典范）、“革命道德楷模”拉季舍夫、别林斯基和杜勃罗留波夫，唯一一位充满想象力的作家典范是激进诗人尼古拉·涅克拉索夫。
直到苏联时代结束为止，“进步性”仍然是判断已故作家的作品应被公认为“经典文学”的首要标准，所谓“进步性”是指他们持有能被表现为苏维埃思想先兆的观点。车尔尼雪夫斯基那部关于妇女解放的冗长乏味的公式化小说《怎么办？》（1863）自是充满了“进步性”，陀思妥耶夫斯基的《群魔》（1871—1872）却没有，以至于《苏联大百科全书》第二版给它贴上了“恶毒诋毁俄国政治解放运动”的标签。托尔斯泰的《战争与和平》倒是有“进步性”，但《安娜·卡列尼娜》就差多了（从苏联官方角度来看，这无疑是一部二流小说，因为很遗憾，奸情占据了大量篇幅）。涅克拉索夫的社会批判诗歌显然是进步的，但俄罗斯象征主义和后象征主义的“唯心主义”作品绝对不是。《火花》这样原则性强但文学价值着实有限的激进期刊有着显著的“进步性”，而20世纪初那些艺术追求高远（政治上偏向自由主义）的现代主义期刊，如《阿波罗》和《天秤座》则根本没有。因此，在苏联处于领导地位的苏联作家出版社所出版的最有声望的诗歌回顾系列“——诗人文库”，是从前者而不是后两者中选取诗作的。
一旦涉及18世纪文学，强调“进步性”就显得尤其吊诡。在“反动的”叶卡捷琳娜二世（她本人就是俄罗斯最早的女性作家之一）统治时期，俄语文学创作要比“进步的”彼得一世统治时期高产得多，这已经够糟了；更令人尴尬的是，大多数俄罗斯作家本人气质保守，更愿意为赞美专制的宫廷抒写颂歌而非抨击农奴制度。因此，从1930年代初到1980年代末，大多数18世纪的俄罗斯文学根本就不再重新出版发行了，在这一时期，针对大众市场出版的书籍（不同于1890年代到1920年代出版的书籍）仅限于少数几个人物。除了拉季舍夫和罗蒙诺索夫外，尚可接受的少数作家包括文学记者尼古拉·诺维科夫（当局把他塑造成神话，说他是叶卡捷琳娜二世政治审查制度的殉道者）。另一方面，尼古拉·卡拉姆津则被宣传成“上流社会的感伤主义者”，他的大部分作品被封存起来：例如，他的杰作《俄罗斯国家史》（1818—1829）全书直到1980年代末才再次出版面世。想知道这有多荒谬，不妨想象一下，一份18世纪英国伟大作家的名单中只有托马斯·潘恩、玛丽·沃斯通克拉夫特和早期的华兹华斯，但因为政治立场可疑而不包括蒲柏、约翰逊、范妮·伯尼和汤姆森，因为品行不端而不包括斯威夫特。（事实上在斯大林时代，《格列佛游记》确实是作为儿童文学出版的，而且经过了极大的删减。）说到19世纪英国文学，我们也不必费心想象什么“进步”作家正典了，因为苏联翻译家们已经努力为我们实际拟定了一个。它包括雪莱（无神论者和民主人士的先驱）、彭斯（苏格兰的“人民诗人”）、威廉·布莱克（“撒旦的磨坊”的批判者而非不切实际的神秘主义者），以及鹤立鸡群的人物狄更斯。它绝对不包括简·奥斯汀（直到1950年代末期才开始翻译）、乔治·艾略特（她在19世纪的俄罗斯极受欢迎）或艾米莉·勃朗特，更不用说杰拉尔德·曼利·霍普金斯或克里斯蒂娜·罗塞蒂了。
“进步”作家的正典既是静态的，也是灵活的。从苏联政权的开始到结束，托尔斯泰等作家一直保持着极高的声望；而普希金等另一些作家，其地位则经历了明显的变化。最关键的重新评定阶段是1930年代中期，官方宣布“阶级战争”已经结束，在家庭和教育政策上开始转向保守（当时出现的一系列变化被统称为“大倒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