牛津通识读本：俄罗斯文学 [5]
俄国作家对重商主义的厌恶是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常态；它的影响还将继续，纳博科夫对爵士乐和杂志广告的抨击就是一例，他甚至还极富创意地在《洛丽塔》中写到亨伯特·亨伯特对美国流行文化的令人作呕的迷恋。悖论是，有时最前卫和政治思想最激进的作家，对商业压力反而最不敏感。马雅可夫斯基在1920年代中期环游俄罗斯做巡回诗朗诵时，就一心要斥责书店老板们在销售他的书时态度懒散、力度不够。1932年以后，苏联的文化集权把“商业文化便意味着低水准”作为官方信条。文化产品（书籍、绘画、音乐会、芭蕾表演）物美价廉成了让人自豪的事情。
当然，与工业生产资料不同，文化生产资料从未完全国有化。出版社的确被收归国有，但打字机、纸张、钢笔和笔记本还是要花钱去买；杂志还是会接受非作家协会会员的供稿；版税仍在支付，版权也以有限的形式继续存在。不过文化对市场力量的依赖度大大降低了。作家们的版税取决于声望（这里是指是否与党政当局趣味相投）而不是书籍销售数字；那些加入了作家协会的著名人物自有带薪挂职，跟他们写得好不好甚至写了多少关系不大。对重要作家的纪念总会采用“文雅的”（引用苏联的说法）方式，也就是故意采用一种有助于群众自我提升文化素养的方式。典型的物品是为毕业生设计的一套明信片，上面把诗人普希金和一个地球仪、一排苏联少先队队徽和共青团团徽，以及列宁全集并排列在一起。普希金胸像、微缩版普希金纪念碑或“普希金的故事”牌子的巧克力倒是可以买到，但印有普希金的T恤衫或《叶甫盖尼·奥涅金》连环画则明文规定不在出售之列。另一方面，出版社也印制普希金作品的普及版供私人阅读和课堂教学之用，普希金的雕像则在苏联各地竖立起来——凡是普希金到过的地方，哪怕他只在那里逗留了一个下午，至少会立起一座胸像。普希金博物馆雨后春笋般建立起来：米哈伊尔·左琴科曾在短篇小说《普希金》（1927）中温和地讽刺过这一做法，小说叙述者走遍列宁格勒，每搬进一处公寓，不久都会遭到驱赶，因为那里又要建一个“故居博物馆”。
图4 一种普希金形状的伏特加酒瓶，1899年为纪念诗人百年诞辰出品。客气点说，还是有些相像的，不过把普希金的音容笑貌用作消费品品牌，激怒了诗人那些热切的崇拜者们，虽说（就这里显示的这件物品而言）诗人自己或许会满怀豪情地前去消费
对其他作家的纪念也受到了苏维埃国家的鼓励，只不过都未曾像纪念普希金那样开展得如火如荼。契诃夫的莫斯科故居博物馆于1954年开馆；列宁格勒于1946年建起了一座涅克拉索夫博物馆，1971年又建起了一座陀思妥耶夫斯基博物馆（后者建成时间很晚，表明从1920年代末到1950年代中期，这位作家一直受到苏联当局的反感）。纪念活动也分等级：所有著名作家的故居外都会挂上纪念匾，为顶级和次一级作家建立名人故居，但只为顶级作家竖立雕像。比方说，在莫斯科就有陀思妥耶夫斯基（1918）、果戈理（1952年建成，作为早期一座雕像的替代品）、亚历山大·奥斯特洛夫斯基[10]（1929）、高尔基（1951）和托尔斯泰（1956）等人的雕像。获得类似荣誉的苏联作家包括马雅可夫斯基（1958）、A.N.托尔斯泰（“苏维埃公爵”[11]，其雕像竖立于1957年）以及亚历山大·法捷耶夫（曾长期担任苏联作家协会总书记，在赫鲁晓夫公开抨击斯大林之后，于1956年自杀；他的纪念碑建成于1972年）。为其建立“故居博物馆”的作家，除了上述之外，还包括苏联小说家尼古拉·奥斯特洛夫斯基，即长篇工厂小说《钢铁是怎样炼成的》（1935）的作者。纪念匾太多，就不一一列举了。另一个表示敬意的做法更加骇人，就是把著名作家的遗体从原来的安息之处挖掘出来——这一做法突显了死亡崇拜在苏维埃国家的重要性。他们纷纷被从家族的墓地中掘出，重新安葬在为名人设立的先贤公墓，尤其是列宁格勒的“文学步道”。（有趣的是，普希金倒免遭此劫，大概是因为他在自己最后的一些诗歌里表达出对城市公墓的强烈厌恶。他仍然安息在俄罗斯西北部的米哈伊洛夫斯科家族庄园附近的斯维亚托戈尔斯基墓园里，而他的妻子娜塔丽娅则获准留在她的第二任丈夫身旁，即列宁格勒–圣彼得堡的亚历山大·列夫斯基陵园旁边的墓地。）
如此对待作家遗体显然与“迁葬”有关，后者是指东正教在崇拜某一位圣人时必不可少的一个步骤，就是把圣人的遗骨转移到别处。对作家的尊崇变成了一种世俗宗教形式，唯物主义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核心信条，它表现为一个缺乏想象力的决定，即纪念物应该切实供奉离世者的遗骨。1937年周年纪念的具体安排也印证了宗教与文学的联系，《消息报》在纪念活动之前的说明文字就写道：“在耶稣升天修道院原址的钟楼顶上将会张贴一幅普希金朗读自己诗歌的巨幅肖像。修道院的正面将悬挂一张巨大的画板，上面画的是一次苏联青年游行，游行者高举着普希金的书籍和领袖们的肖像。”耶稣升天修道院之所以被选作焦点，不仅因为它的位置距离普希金雕像很近，也因为这一虔信之地很适合纪念俄罗斯最重要的诗歌殉道者。
文学如此喧嚣地成为另一种宗教（后来在斯大林时代，对统治者自身的“个人崇拜”也是如此），或许是后革命时期作家崇拜的唯一一个“苏联”独有的特征。其他很多方面只是延续了过去的做法。文学博物馆和雕像早在革命以前就开始多起来了：一个例子就是托尔斯泰的莫斯科故居在这位作家死后一年，即1911年，就对公众开放了。而在后苏联时代，“故居博物馆”也成为自我教育的游人经常光顾的地方。诚然，1991年以后，无数由私人发起的博物馆在各地建立起来（例如，在圣彼得堡的舍列梅捷夫宫有一处安娜·阿赫玛托娃曾居住过的公寓，又如玛琳娜·茨维塔耶娃位于莫斯科阿尔巴特区的故居）。1999年为纪念普希金200周年诞辰，重现了百年未见的商业衍生品（如普希金花瓶和普希金火柴盒再度面市），也出现了前所未有的产品（例如画着普希金在冥界脚踢丹特斯，继而亲吻娜塔丽娅的网络“明信片”）。但那年也竖起了许多完全遵循传统的纪念碑——例如在莫斯科的阿尔巴特区竖起了一座难看的普希金和妻子的镀金雕像，雕像中的诗人身材比娜塔丽娅略高一些，而实际上他要比妻子矮一头。（图6）
作家崇拜居然能抵御历史的兴衰变迁而热度不减，着实令人吃惊。为作家建造的纪念碑和纪念物不仅历经苏维埃政权第一个十年间席卷全国的偶像破坏而未遭摧毁，而且在后来历次捣毁雕像的疯狂运动之后仍安然伫立。整个斯大林时代，丑化陀思妥耶夫斯基的雕像一直竖立在他的出生地外；作为文学斯大林主义的工具和受益者，托尔斯泰则逃过了1961年后苏联各城市为消除他的领袖斯大林的形象而进行的纪念碑清洗；在苏联秘密警察的创始人费利克斯·捷尔任斯基的纪念碑于1991年8月被抗议苏共强硬派政变的莫斯科人推倒之后，曾经亲手签署了无数逮捕令的法捷耶夫的雕像却完好无损地继续站在底座上。唯一没有完全遵守文物保护一般规则的是尼古拉·奥斯特洛夫斯基的故居博物馆，其中一部分在1990年代末变成了一个蜡像展览馆。但毫无疑问，这一个例根本无法证明对文学人物的崇拜整体衰落了。
与俄罗斯的纪念活动相比，20世纪英国文学爱好者的纪念活动（悬挂在伦敦各个故居上的慎重的蓝色纪念匾之类的东西）相形见绌。两国纪念物在流行文化中的作用也不尽相同。说得婉转些，很少有夫妇会决定在新婚蜜月旅行时去斯特拉福德（类似一对俄国夫妇去游览米哈伊洛夫斯科的普希金家族庄园）；就连最著名的作家博物馆（例如霍沃思的勃朗特故居），跟对应的俄罗斯博物馆相比，其所吸引的游客人群也没有后者那么庞杂多元。此外，自19世纪末期以来，纪念物崇拜的存在已经变成了形式主义学者尤里·特尼亚诺夫所谓的“文学事实”，也就是现实生活中出现的、对文学创作举足轻重的一个要点。
图5 出现在莫斯科的一幅涂鸦，画的是《大师和玛格丽特》中的沃兰德在“玛格丽特屋”。此例表明文学人物已经成为通俗文化的一部分
看到对其前辈的纪念，并想到有一天他们自己也有可能会被纪念，作家们的态度有很大差别。在20世纪初的一些诗人——比如因诺肯季·安年斯基和安娜·阿赫玛托娃——看来，竖起一座雕像不失为强调过去与现在一脉相承的方式。两位诗人都曾想象过普希金的铜像复活，走在他曾用诗句赞美过的皇村街道上的情景。后来，阿赫玛托娃还在自己纪念大恐怖时期的诗歌《安魂曲》末尾提到，自己的纪念碑将来或许可以安置在列宁格勒市中心的克列斯特监狱之外。塑像将长年伫立在那里，劝诫城市的民众警惕《安魂曲》本身所记录的悲剧：
让那僵冷的青铜塑像的眼睑，
像融雪簌簌地流下热泪。
让监狱的鸽子在远方咕咕叫鸣，
让轮船在涅瓦河上平稳航行。
阿赫玛托娃还在她的一些作品中提及用著名作家的名字为街道命名的风俗，以此来提出一个问题：自己的生命会在未来留下什么痕迹。诗人奥西普·曼德尔施塔姆也是一样，在1935年那段被流放的凄凉岁月里，当肉体的存活变得越来越渺茫：
这是一条什么街？
曼德尔施塔姆街。
那是个什么鬼名字？
任凭你翻来倒去
它听来都弯弯曲曲，绝非大道通衢。
这条街弯弯曲曲，绝非笔直，
而他的人生也是漆黑，而非洁白，
这就是为什么这条街
或者干脆说，这个坑洞——
有个这样的名字：
在奥西普·曼德尔施塔姆死后
以他的名字命名。
这条虚构的曼德尔施塔姆街的命名方式与通常的此类命名过程恰好相反，颇有荒诞感。这里选择了一条小街而不是大街，如此命名非但没有传递不朽和超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