牛津通识读本：俄罗斯文学 [4]
在某种程度上，这里的“人力不可能打造艺术品”看起来更像是20世纪而不是19世纪初的艺术品观念：它似乎更符合现代主义而非浪漫主义的特征。然而普希金这首诗作中的很多其他主题和母题——例如在“冷酷的时代”高贵地不朽的观念——则让人想起启蒙运动的文明理想，普希金坚信那些理想在抽象层面是切实存在的，哪怕他自己一生很少有机会践行那些理想。艺术不朽的主题在这首诗和莎士比亚的第55首十四行诗中都有体现，后者也是在一个自命不凡的君主政体下写成的（“白石，或者帝王们镀金的纪念碑/都不能比这强有力的诗句更长寿……”），然而《“纪念碑”》中的某些语句还利用了奥维德的《变形记》的尾声，暗示普希金一生挚爱奥维德，后者也是一位遭到善变的统治者流放的诗人。
以卡尔维诺的观点，《“纪念碑”》之所以是经典的典范，不仅因为它有股子挑逗式的亲近，还因为它“带着以前的解释的特殊气氛走向我们”。这首诗经常被理解为普希金的诗歌遗嘱。它是1836年遗留下来的少数几首完整的诗歌之一，那是普希金生命的最后一年，那时生活于他已近乎不堪忍受，财务上入不敷出，为发行新的文学期刊《现代人》而四处求告，再加上妻子娜塔丽娅不忠的传言不绝于耳，让他焦躁不安——正是这些传言直接导致普希金在1837年1月的决斗中死亡，年仅37岁。从诗中的“骨灰”和“腐烂”等词，可以联想到普希金自1820年代末的作品中就反复出现的对墓地场景的深情思慕。从这个角度来看，俄罗斯人的坟墓之上根据传统都放置着所谓“非手造的”耶稣圣像这一事实，自然至关重要。
然而把《“纪念碑”》看成一种“诗化的自杀遗言”回避了普希金在何种程度上预见到自己即将死亡或者决意赴死这一实质性问题，且无视普希金长期以来一直痴迷于纪念碑主题，以及更抽象的、美国普希金研究学者戴维·贝特阿所谓的普氏“创造性立传的潜质”，即有意识地创造自传式神话。这些神话一直扑朔迷离，面目繁多，而《“纪念碑”》绝非一首直白的诗作。普希金是想暗示只有另一位诗人才能够真正理解他的作品吗？这里提到的“亚历山大的石柱”（通常被认为意指亚历山大柱，是为纪念亚历山大一世带领俄国军队战胜了拿破仑而建造的）仅仅是为了把这个存在于纸面上的令人惊叹的工艺品与静止不动、为了让子孙后代称颂统治者而用凿子、滑车和泥刀建造的纪念碑对立起来吗？［因为这里没有使用通常的“亚历山大柱”（“Alexander Column”）这一名称，普希金使用“亚历山大的石柱”（“Alexandrian Pillar”）这个名词可能也是指埃及亚历山大港的灯塔——并暗示自己的诗歌会成为世界第八大奇迹。］既然普希金那么骄傲地对整个民族发表宣言，何以这首诗这般渊博晦涩，其引喻和典故之多，令学术评注始终无法下笔？
这些问题可以有许多种不同的回答。考察《“纪念碑”》这首诗在俄罗斯历史的不同时代如何被诠释——解读为对斯大林主义文学文化的先知式的召唤、一个殉道作家痛苦而愤怒的抗议、诗人与诗人间传递的加密讯息，甚或解读为戏仿——不光有助于了解这首诗本身的意义，至少同样有助于了解俄罗斯文化价值观的演变。然而《“纪念碑”》的重要性不仅仅在于个体文学评论家甚或作家对它的理解。在短短的五小节二十行诗中，它提出了七个主题，它们在19世纪和20世纪的俄罗斯文化中引起了广泛共鸣。这些主题是：为名人建造的纪念物成为国家力量和文化权威的表现方式；一个纪念已故著名作家的“纪念碑”；其他作家成为一个作家的理想读者；一个作家担当起国师的角色；作家成为上流社会的一员；文学在殖民或教化野蛮民族中所起的作用；写作与宗教经验之间的关系。这些“要点”指向俄罗斯文学文化的不同主题，同时也指向在普希金继承者们的写作中始终举足轻重的观念和问题，我也将以它们为路标，引领本书的发现之旅。
遵循这一旅行路线并不意味着轻易相信俄罗斯人每次在某个庆典上聚集时都会表达的信念，即“普希金就是我们的一切”。普希金那备受推崇的精练和晓畅只能代表文学文化的一个面向。他的很多继承者受到的启发并非源于他字斟句酌的精准，而是得自中世纪布道或18世纪颂诗的传统，它们各有不同，在某些方面甚至是对立的；有些则彻底抛弃了书面文化，而更倾向于民间传说和通俗文化。然而对普希金如何写作的清醒考察（哪怕继之以批判和否定）往往甚或通常是后世作者文学创作的起点。“普希金神话”的存在本身，即心心念念地用金石以及文字、音乐、戏剧或电影来纪念这位作家，已经让人很难回避对他的正面讨论。普希金是距离我们相对较近的历史存在，不同于莎士比亚，他的生平有据可查，或许我们不清楚动机，但起码他经历的事件都有记录。因此，我们很难把缅怀个人史的过程与纪念俄罗斯民族诗人截然分开，要知道对19世纪末以来每一位受过教育的俄国人而言，普希金都占据了他们大部分的童年时代。如此说来，我们最好还是从他们最初认识普希金的地方开启讨论：纪念碑。
第二章 “我为自己竖起了一座纪念碑”
作家纪念物和作家崇拜
我当如何说起普希金？一个站在巨人肩膀上的侏儒。
（安德烈·别雷[5]，1925年）
在最初通过纪念碑接触到普希金的俄国人中，有一位就是诗人玛琳娜·茨维塔耶娃。1890年代她还是个孩童时，常常被保姆带到“普希金那儿”去散步，也就是那座普希金雕塑，坐落在环绕着莫斯科老城中心的那些林荫道内环。“一个比谁都要高大黝黑的黑人”，他标记着那些孩童漫步的“终点和边界”。
图2 位于莫斯科普希金广场上的普希金雕像（A. M.奥佩库申，1880年）。这座雕像深受俄罗斯百姓喜爱，周围总有鲜花装饰：列夫·托尔斯泰觉得这座雕塑上的普希金像个男仆在向主人宣布“上菜了”，此话一出，照例让俄国人愤怒不已
普希金的那座雕塑低着头，一只手放在胸前，姿态和面部紧张专注的表情暗示他正灵感奔涌。那是个典型的浪漫主义形象，是诗人自己在他的短篇小说《埃及之夜》（1833）中唤起的“即兴诗人”和“梦想家”的形象。在那部短篇中，一个头发蓬乱、声名狼藉的外国人来到圣彼得堡，受邀参加一种上等人客厅里的文学游戏。女士们和先生们在小纸条上写下题目，扔进一个花瓶里，外国人把花瓶作为一种摸彩袋，从中取出纸条，看自己须根据怎样的题目作诗。最终，他即兴作诗的题目是克莱奥帕特拉和她的情夫们：
然而，即兴诗人业已感到神明附体……他示意乐师们奏乐……他的脸色十分苍白，浑身战栗，像打摆子一样，一双眼睛燃烧着奇异的火光。他抬手将垂下额头的黑发拢上去，掏出手绢擦一擦冒出汗珠的高高的额头……然后向前跨了一步，双手在胸前抱成十字……音乐停止，即兴诗人的朗诵开场。
这里，我们看到一位艺术家正处在浪漫主义灵感乍现的瞬间。不过最好不要轻率地把这一段当成普希金隐而不宣的自传。无疑，《埃及之夜》中没有哪一处文字明确鼓励我们认定，这则天降灵感构思创作的强力神话是普希金的生平真事。而诗人的草稿表明，他的作品绝非一蹴而就，而总是在最终完稿之前经过一再的大幅修改。普希金追求的精妙声音效果需要费些力气才能达到，而既要话语直白平实，又要避免过于露骨，这样一项复杂的任务就意味着在一次次的修改中，对诗歌主题或论调的表达变得越来越隐晦。然而那个关于诗人–梦想家的传说深入人心：普希金原本是个勤奋的写作者，但这一事实似乎就是没有“普希金是个快活的天才、他的每一份诗思都是天赐灵感”那么撩人遐想。后来的俄国作家，包括阿赫玛托娃和纳博科夫，往往用铅笔和橡皮而非钢笔来写作，为的是他们的第一、第二乃至第四十四稿不至成为让后世幻灭的佐证以及多事的学术研究的资本。用诗人叶莲娜·施瓦茨（生于1948年）[6]的话说，“没有什么改动。我的诗都是一气呵成。我无须努力，通常都是在浴缸里完成一切创作的”。
如果说这座雕像所选择的形象说明了浪漫主义对俄罗斯文学文化的持久影响，该雕像的建造却是普希金崇拜制度化的一个里程碑，在很多方面堪比英国的莎士比亚崇拜。普希金崇拜最早出现在1879—1880年诗人70周年诞辰[7]的纪念活动上，在1899年诗人百年诞辰庆典上愈演愈烈，到1911年普希金就读的皇村中学建校100周年时再次达到高潮，结果不仅筑造了多座雕像和多块纪念匾，还产生了不少诗歌、颂词和画作。在最后这一类中，著名的有当时首屈一指的历史画家伊利亚·列宾的巨制。那幅画作纪念的是1815年的一次著名事件——普希金朗诵自己的诗歌《皇村回忆》，据说促使年迈的新古典主义诗人加夫里拉·杰尔查文夸赞他为自己的接班人。列宾几乎把那天的场景处理成了一个俗世的圣像画。普希金的姿态，他年纪轻轻便才华洋溢与老迈的杰尔查文的连连惊叹形成鲜明对比，这些都取材自教堂里的耶稣画像，表现的是年轻的耶稣在神学辩论中的口才令贤明的圣人们瞠目结舌。然而听众——除了起身探向普希金的杰尔查文之外——的面孔却是一幅幅贪婪、自私和愚蠢的漫画，取材自弗拉芒人和荷兰人描绘的对耶稣的嘲笑。它们暗示着另一个强大的神话，即政治和社会当权者充满敌意的不解能够摧毁艺术天才的神话。
图3 《普希金在1815年1月8日的皇村中学毕业典礼上朗诵自己的诗歌〈皇村回忆〉》，伊利亚·列宾
除了在雕塑家、作家和画家的作品中占据一席之地，到1880年代，普希金崇拜还产生了商业价值，类似于如今埃文河畔斯特拉福德[8]或霍沃思[9]的日常景象。当然，当时还没有商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