牛津通识读本：俄罗斯文学 [19]
图17 伊格尔·盖特曼根据一幅普希金儿时的匿名画作雕刻。浓重的交叉影线让普希金看上去像个深色皮肤的“非洲人”
这个例子表明，出版商、评论家和读者总是倾向于混淆作者和主人公，在莱蒙托夫的《当代英雄》（1841）中，作者在序言部分烦躁且适时地警告人们不要如此混淆。之所以如此，部分原因是“康复旅游业”神话本身往往会利用伪装的母题。约翰·巴肯笔下的桑迪·阿巴思诺特（苏格兰绅士、“绿斗篷”、德尔维希先知）和鲁德亚德·吉卜林笔下由动物们抚养长大的毛克利，两者共有一个离奇的先驱，就是亚历山大·别斯图热夫–马尔林斯基那部《阿玛拉特–伯克》（1832）中的同名主人公，这位完美的部落人事实上是俄罗斯人的后裔。俄罗斯东方题材奇幻故事中最伟大的人物是切尔克斯人——一个骁勇善战的山里人，过着节俭的游牧生活，偶尔会靠成群劫掠改善生活。这个另类的世界一点儿也不像《巴赫奇萨赖的泪泉》中提到的危险阴毒、封闭放纵的浴场和后宫世界，也不像杰尔查文曾在他的讽刺杰作《费丽察颂》中大肆抨击的那种18世纪的俄罗斯东方风格。在杰尔查文的那部作品中，叶卡捷琳娜宫廷里的贵族显要身穿丝质长袍，慵懒地躺在天鹅绒沙发上抽着水烟袋。“充满阳刚”和坚不可摧的切尔克斯人对19世纪俄罗斯游记作家的吸引力，很像20世纪上半叶前往阿拉伯的英国游客对贝都因人的崇拜（比如T. E.劳伦斯[37]和威尔弗雷德·塞西杰[38]）。人对自己得不到的东西都会充满浪漫想象，在这里，这种想象既适用于不同的文化之间，也适用于男女之间的关系：欲望的终极目标会长久地无法占有。与此同时，作家们本人被卷入了殖民化进程，而反抗殖民化的那些部落又让征服过程带上了特有的光环：侵略者的勇猛与侵略过程中的危险相得益彰。用苏珊·莱顿的话说，高加索地区并不只是“救赎之地”，也是一个“杀戮战场”，是俄罗斯军官展示荣誉之剑的试验场。与此同时，深思熟虑的俄罗斯作家们则感觉到了俄国与“被征服民族”之间微妙和矛盾的关系，这使得他们不再以脸谱戏剧化的方式来表现“文明”与“野蛮”的对峙。一个例子是对哥萨克人的描述，传统上一直认为，他们是俄罗斯边疆的守卫者（果戈理在他那部狂热的民族主义小说《塔拉斯·布尔巴》中，就写到他们守住俄罗斯的边境和东正教，不让它们落入背信弃义的波兰人手中）。跟民族主义的神话相反，高加索地区的哥萨克人非但没有保卫俄国人和其他少数民族之间的前线，反而展示了那个前线有多薄弱。正如近代历史学家托马斯·巴雷特所说，他不理解“比如哥萨克瑙尔村的亚科夫·阿尔帕托夫，他曾两次逃到山上，又皈依伊斯兰教，在1850年代成立了车臣人和哥萨克人的盗窃团伙，不但劫掠哥萨克人的农庄、盗窃牛羊、掳走俘虏，还深入大草原去抢劫卡尔梅克人和诺盖人，这样的人会有多‘哥萨克’？”。这些民族身份的紧张关系也是托尔斯泰的中篇小说《哥萨克》的重要内容，小说的主人公阿尔帕托夫发现自己面对的那个文化在外人看来，跟土耳其或埃及社会一样“东方”，一样刀枪不入。如果这里的“东方”和“西方”之间的边界只是向东稍稍偏移了一些（把城市人阿尔帕托夫和土著居民所代表的部落文化隔开，而不是把土著居民和部落文化隔开），其他文本则使得这个界限的存在本身变得可疑。莱蒙托夫的《当代英雄》中最动人的人物不是坏脾气的毕巧林——他不过是邦雅曼·贡斯当的《阿道尔夫》的一个近亲后裔——而是不善言辞、资质平庸的马克西姆·马克西梅奇，这位低级军官对土著的情况了如指掌，这不仅令他对“懒惰的土著”态度粗暴且毫不容忍，也让他对土著的信仰十分敏感，因而能够处事圆通。毕巧林那位短暂的切尔克斯情人贝拉死后，马克西姆·马克西梅奇不光亲自为葬礼做了安排，还为贝拉本人献出了一段感人的悼文：
我们把她葬在要塞外面的小河边，靠她最后一次坐过的地方。如今在她的小坟头四周，白刺槐和接骨木已经长得很茂盛。我原打算立一个十字架，可是您知道，这不合适：她毕竟不是基督徒啊……[39]
图18 切尔克斯勇士：这是一位19世纪的英国艺术家所画的阳刚的英雄
这段话与毕巧林在厌倦了贝拉之后用犬儒主义的滥调对她做出的宣判形成了鲜明对比：“一个蛮女的爱情比贵妇人的爱情并好不了多少；这蛮女的无知和单纯，跟贵妇人的卖弄风情同样使人厌倦。”[40]连毕巧林面对贝拉之死的反应也是套路：用马克西姆·马克西梅奇的话说，“他却抬头笑了起来……这一笑使我浑身发冷”[41]3。不管毕巧林怎么像部落民那样夸张做戏，他始终没有像业余“游记作家”叙述者那样充分领会山地精神，接近山地居民。这位游记作家发现了毕巧林的日记并决定发表这些日记来用文学引起世人注意，在莱蒙托夫那部多视角的小说中，他提供了第二层的评说。
图19 哥萨克士兵。注意这人和他妻子的“东方化”外表，由一位不知名的19世纪俄罗斯艺术家所绘
如此看来，莱蒙托夫的小说就把浪漫花花公子假装同化的作态与普通实干家对差异的尊重，把都市绅士对所谓不同民族间不可逾越之障碍的长吁短叹与下层居民关于这一障碍只是假象的信念同时呈现在读者面前。与此同时，毕巧林本人也不曾与高加索人和东方世界面对面地遭遇：他最终死于波斯，在那之前，他的身体和精神曾屡次濒临崩溃。正如苏珊·莱顿所指出的，俄罗斯作家不像他们的西欧同行（不妨加上一句，西班牙除外）那样容易相信“东方的相异性”，因为他们的国家不断吸收一波又一波的侵略者（佩切涅格人、鞑靼人），并把“东方”同化并融入他们自己的文化中。
俄罗斯民族情绪起伏易变，最清楚地表现这一特点的，莫过于在卡拉姆津那部划时代的《俄罗斯国家史》（1818）中，收入的15世纪商人阿发那西·尼吉丁那部出色的印度游记《三海纪行》。位于一部歌颂强大俄罗斯的历史著作核心的是这样一个文本，其结尾几乎逐字逐句地转录了伊斯兰教皈依者所念的祈祷词。卡拉姆津在自己的著作中发表尼吉丁的叙事，显示了俄罗斯国家身份中核心部分的不确定性，也表明与“他者”的接触可能导致俄罗斯与东方更加亲近，而不是加深俄罗斯的欧洲与远东领土之间的隔阂。
这种亲近感不仅体现在1820年代开启的研究东罗马帝国语言和文化的卓越学术传统中，也体现在哲学和艺术作品中，最终在20世纪初的“欧亚主义”中达到高潮。勃洛克的重要抒情组诗《在库利科沃战场上》，是对1380年战胜鞑靼人的那场著名战役的与众不同的解读，那场战役对必胜式民族史的重要意义相当于博罗季诺战役[42]（或英格兰传统中的阿金库尔战役[43]）。勃洛克在组诗中选择的意象不仅让人想起了14世纪末庆祝库利科沃大捷的文本《顿河彼岸之战》，还让人想起一部更著名的歌颂光荣的俄罗斯大胜的12世纪文本《伊戈尔远征记》。在一个视角于14世纪和写作时间之间来回滑动的文本中，这种互文性的两次曝光只是文本的多重歧义之一。跟勃洛克写于同时期的文章《人民与知识分子》一样，该文本也是为哀叹“鞑靼”知识分子与“真正的俄罗斯”下层人民之间那种“牢不可破的边界”而作。
因而在某种意义上，我们可以看到俄罗斯文学既是殖民主义的，又是后殖民主义的，同时采用征服者和被征服者这两种对立的视角。欧亚派中见解最独特的思想家尼古拉·特鲁别茨科依对欧洲文化采取一种军事相对论的态度——“欧洲文化只有对创造了这一文化的那些民族才是必不可少的”——这非常符合“认同黑人文化传统”运动（négritude）精神，即1940年代法语区的非洲和西印度知识分子掀起的自我认同运动，当然也符合美国黑人哲学的精神。在特鲁别茨科依看来，俄罗斯文化的多样性就像俄罗斯帝国集合了各个种族一样，是值得骄傲的。不过说到自然风光，欧亚派更容易为他们熟悉的风光所吸引，而不那么钟情异国情调。大草原成为更受青睐的想象空间，而非高加索地区无法逾越的绵延山脉。河流作为大草原上唯一的边界，不仅被看成是战线之间“牢不可破的边界”，也被看作是可以秘密穿越的边境或被用作商贸路线。俄语也是一样，虽然屠格涅夫等西化的俄国人认为它首先象征着国家差异，但如今人们则认为，俄语是可以被东方语言渗透的，它大量吸收了土耳其外来语和语音，这也是它跟其他斯拉夫语言的差别所在。
写作《在库利科沃战场上》十年之后，勃洛克本人也转变了，他不再把俄罗斯文化的二元遗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