牛津通识读本：休谟 [3]
在《英国史》出版期间，休谟又于1757年出版了另一本文集《论文四篇》。其中最重要的一篇是《宗教的自然史》；第二篇《论情感》则是《人性论》第二卷的浓缩和修正；第三、第四篇分别是《论悲剧》和《论品味的标准》。第四篇论文原打算讨论几何学和自然哲学，但因数学家朋友斯坦霍普勋爵劝告才用《论品味的标准》一文取而代之。放弃那篇数学论文后，休谟原打算补充《论自杀》和《论灵魂不朽》这两篇论文，从而使论文总数增至五篇，但出版商米勒担心这些文章会被视为对宗教的进一步冒犯，休谟只好将其撤回。虽然这两篇论文手稿的副本曾私下流传，1777年和1783年未经作者授权即出版，但它们从未被包括进休谟授权的著作版本中，后来可见于1875年格林和格罗斯版休谟著作集的第二卷“未发表论文”中。
1758年和1761年，休谟两次到伦敦照看其《英国史》其余几卷的排印。第一次去时，他在伦敦待了一年多，很想在那里定居下来，最后还是认定自己更喜欢爱丁堡的氛围而放弃了这个想法。在伦敦期间，休谟受到上流社会和文坛的热情款待。据鲍斯韦尔所说，约翰逊博士说只要休谟加入某个群体，他将立即离开。但约翰逊博士对休谟的“憎恶”并未阻止他们不久以后成为皇家牧师晚宴的座上宾，而且没有发生公开冲突。特别是，休谟利用他对米勒的影响而使他的朋友威廉·罗伯逊牧师所著《苏格兰史》得以出版，甚至不惜自己著作的利益可能受损而去促销罗伯逊的书。然而，当罗伯逊被任命为苏格兰王家史料编纂者时，他却略为不快，因为他本人也很想担任这一职位。
1763年，“七年战争”结束时，贺拉斯·沃波尔的一个表亲赫特福德伯爵出任英国驻法国宫廷大使。由于不满意官方委任的秘书，他决定雇佣一个私人秘书，并选定了从未谋面的休谟。由于他本人非常虔诚，这一选择令人惊讶，但有人极力向他推荐休谟，说休谟在法国声名赫赫。起初休谟拒绝了这份工作，但在再次邀请之下接受了。在伦敦见到赫特福德夫妇时，休谟很喜欢他们，并于1763年10月陪他们去了巴黎。
一到巴黎，休谟就取得了最为非凡的社会成功。正如利顿·斯特雷奇所说：“王公贵族们奉承他，风雅的女士们崇拜他，哲学家们把他奉若神明。”在这些哲学家当中，与他过从甚密的朋友有百科全书派的狄德罗和达朗贝尔，还有唯物主义者霍尔巴赫男爵。有一个关于休谟在霍尔巴赫家吃饭的故事说，休谟自称从未遇到过无神论者，而霍尔巴赫告诉他，在座的人当中有15位是无神论者，其余3位尚未下定决心。在那些风雅的女士中，布夫莱尔伯爵夫人是其主要崇拜者，她在1761年给休谟写信与之相识。她比休谟小14岁，是孔蒂亲王的情妇，其丈夫去世后曾希望与亲王结婚，但没能如愿。虽然她从未忘记这个首要目标，但她似乎曾一度爱上了休谟，而他们的通信更有力地证明，休谟也爱上了她。虽然1766年1月休谟离开巴黎后他们再未见面，但是在此后的10年里他们一直保持着通信联系。休谟在去世前不到一周写给她的最后一封信中对孔蒂亲王的逝世表示了同情，并说“我自己也看到死亡在步步逼近，我没有焦虑，没有悔恨，最后一次向你致以深挚的感情和问候”。
图4 伏尔泰在晚宴上，参加晚宴的还有达朗贝尔、马蒙泰尔、狄德罗、拉阿尔普、孔多塞、莫里和亚当神父。1763年被任命为英国大使秘书之后在巴黎逗留期间，休谟“被哲学家们奉若神明”，与百科全书派的狄德罗和达朗贝尔过从甚密
休谟离开巴黎时，卢梭与他同行。此前卢梭一直住在瑞士，但其异端的宗教观点使之在当地成为众矢之的，在法国也不能不受干扰地生活。他们共同的朋友韦尔德兰夫人劝休谟保护卢梭，但也有哲学家警告说不能信任卢梭。卢梭的那位教育程度很低的“女管家”特莱斯·勒瓦塞尔也在她沿路勾引的鲍斯韦尔的护送下与之同行。初到英国时，一切顺利，休谟与卢梭彼此欣赏。在寻找住处的问题上出现了些麻烦，卢梭没有到原先答应住的地方去住，而是最终同意住在富有的乡绅理查德·戴文波特提供的一个位于斯塔福德郡的只收名义房租的住处。休谟还为他申请到了国王乔治三世给予的200镑养老金。但没过多久，卢梭的偏执狂病发作了。贺拉斯·沃波尔曾写过一篇针对卢梭的讽刺文章，而卢梭却认为这是休谟写的。英国新闻界有一些关于他的笑话，特莱斯从中进行了挑拨。卢梭确信这是休谟与法国哲学家合谋与之作对。他拒领国王的养老金，又开始怀疑戴文波特先生，还写了言辞激烈的信给他在法国的朋友、英文报纸和休谟本人。休谟试图让卢梭相信自己的无辜但未果，此时他开始担心自己的声誉。他将整个事件的来龙去脉写出来寄给达朗贝尔，说如果认为合适可将其发表。达朗贝尔的确发表了它，同时还发表了作为主要证据的信件。数月之后，达朗贝尔这本小册子的英译本也出版了。卢梭在英国一直待到1767年春，然后与戴文波特不辞而别，带着特莱斯匆匆回到法国。对于休谟，卢梭的所作所为无疑十分恶劣，但休谟的一些朋友认为他应当体谅卢梭的偏执狂，这样要比公开争吵更有尊严一些。
图5 苏格兰政治经济学家和哲学家亚当·斯密（1723—1790），他说：“总之，无论在休谟生前还是死后，我始终认为，他在人的天性弱点所允许的范围内已经近乎一个全智全德之人。”据说休谟曾经在临终的卧榻上读过亚当·斯密的《国富论》
1765年，赫特福德伯爵被任命为爱尔兰的陆军中尉，在启程之前等待其继任者到达的几个月里，休谟担任巴黎代办，并且展示出外交才能。他谢绝了赫特福德让他去爱尔兰的邀请，却在1767年应赫特福德的弟弟、国务大臣康威将军之邀任副大臣，负责北方部的工作。此后两年，他在这个职位上出色地履行了自己的使命。
1769年，休谟回到爱丁堡时已经是一个年收入1000镑的“富人”了。他在可由圣安德鲁广场进入的一条街上的“新城”中为自己建了一座房子。后来为了纪念他，这条街渐渐被称为“圣大卫街”。休谟继续积极从事社交活动，不顾对其哲学的大量攻击，专心致志地修订《自然宗教对话录》。这本书是其遗著，可能是他的侄子于1779年出版的。1775年春，用他自己的话说，“我患了肠道疾病，起初我没有担心，后来开始忧虑时，此病已变得致命而无法治愈”（D 239）。他几乎没有感到疼痛，“精神一刻也没有消沉”。鲍斯韦尔问休谟是如何面对死亡的，休谟向他保证，自己对此看得很平淡。约翰逊博士则坚称休谟在撒谎。1776年8月25日，死神终于降临在休谟头上。
休谟的一生基本上印证了他对自己的描述：“这是一个性情温和，能够自制，坦诚而友好，愉快而幽默，能够依附但不会产生仇恨，各方面感情都十分适度的人。”（D 239）亚当·斯密在其朋友的讣告结尾所作的描述无疑是真挚的：“总之，无论在休谟生前还是死后，我始终认为，他在人的天性弱点所允许的范围内已经近乎一个全智全德之人。”
第二章 目标与方法
在哲学史上，大卫·休谟往往被视为完成了一场运动，这场运动始于1690年约翰·洛克《人类理解论》的出版，1710年即休谟出生前一年乔治·贝克莱《人类知识原理》的出版则是它的延续。这场运动的主题是，人关于世界的知识只能来源于经验。其发展线索是，如洛克所说，经验由感觉和反思所组成；作为反思对象的心灵操作仅仅指向由感官所提供的材料或心灵操作本身对这些材料的改造；感官所提供的材料包括颜色、触觉感受、身体感觉、声音、气味和味道等原子要素。
洛克试图以此为基础勇敢地描绘一幅与玻意耳和牛顿的科学理论相一致的物理世界图景。它主要依赖于洛克所采用的知觉理论，该理论将感觉材料或洛克所谓的“简单观念”分成两类：第一类是硬度、形状和广延等观念，这些观念不仅是物体作用于我们心灵的结果，在特性上也与这些物体相似；第二类是颜色、味道等观念，它们仅仅是物体作用于我们心灵的结果。这两类观念分别被称为第一性质的观念和第二性质的观念。在这两种情况下，性质都是物体通过“微小部分”（minute parts）的本性和活动而产生的，但实际上第一性质刻画的是物体本身，第二性质则只是意向性的，仅仅是在适当条件下能使物体在我们心灵之中产生观念的能力。
根据上述观点，贝克莱被认为推翻了洛克的知觉理论，从而反驳了洛克。他不但表明洛克做出第一性质与第二性质的重要区分是没有道理的，更具破坏性的是指出，根据洛克的前提，洛克相信有物体存在是没有根据的；也就是说，只要按照牛顿和洛克的方式认为物体独立于我们对它们的知觉而存在，而不是仅仅由观念或“可感性质”所组成，那么洛克就没有理由相信有物体存在。贝克莱有些轻率地声称，认为物体仅仅由观念或“可感性质”所组成，这种观点更符合常识。必须有心灵去感知观念，由于我们只有很少一部分观念是我们自己幻想出来的，所以绝大多数观念需要有某个外因。但这并不需要，也没有根据，而且正如贝克莱所推理的，甚至没有任何融贯的可能性要去求助于物质。上帝不仅足以产生我们的观念，而且足以在人没有知觉到事物时维持事物存在。如果贝克莱像后来约翰·斯图尔特·密尔所研究的那样把物体归结为“感觉的持久可能性”，他也许会给上帝减轻一点负担，其著作中有些段落似乎表明他持这种观点。但贝克莱是圣公会的一位主教，将上帝的作用最大化符合其宗教兴趣。在牛顿物理学中，宇宙被造物主创造出来，然而一旦这个宇宙机器启动，造物主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