牛津通识读本：休谟 [2]
休谟渐渐认为自己要为《人性论》一书失败负责，因为它在叙述上存在缺陷，后来则倾向于与之脱离关系。这种迹象最初可见于他两卷本的《道德和政治论文集》第一卷的序言。这两卷分别于1741年和1742年出版，且仍未具名。在这篇序言中，他被称为一位“新作者”。这部文集共27篇，是由安德鲁·金凯德在爱丁堡出版的，各篇严肃程度各不相同，论题内容广泛，包括评论、风度、哲学和政治等。它们获得了好评，尤其是像《出版自由》、《政府的首要原则》等主题的政治随笔。《罗伯特·沃波尔爵士的品格》这篇文章引起了特殊的兴趣，这位政治家失势后，休谟觉得自己对他的评价过于严厉了。因此，休谟无疑未在这部著作后来的版本中重印这篇文章。他还删去了书中《爱与婚姻》、《无耻与谦逊》等几篇分量不太足的文章。
这些文章的出版不仅给休谟带来了大约200镑的收入，而且使他有胆量申请爱丁堡大学的伦理学和精神哲学教授职位。1744年，休谟的朋友爱丁堡市长约翰·库茨建议他申请这一职位。在过去的两年里，当时占据该职位的亚历山大·普林格尔一直在国外做军医，且被任命为佛兰德斯军队的医务长，因此仍然担任爱丁堡大学教授似乎不太合适。当时在市议会中没有人公开反对休谟接任，但不幸的是，普林格尔直到库茨不再担任市长才辞职，此时休谟曾经得罪过的那些狂热分子已经有了时间来聚集力量。在1745年休谟匿名出版的《一位绅士致其爱丁堡朋友的一封信》这本小册子中，他否认自己曾经拒绝接受（而不是阐释）“凡开始存在的事物必有原因”这样一个命题，也否认其《人性论》的论点会以任何其他方式导致无神论，但并未平息那些人的怒气。同年，该职位被授予了休谟的朋友和导师、格拉斯哥大学道德哲学教授弗朗西斯·哈齐森，哈齐森拒绝后，市议会决定提拔一个一直在代普林格尔工作的讲师担任这一职务。
由于仍然缺乏那项任命所能带来的财务保障，休谟接受了一笔每年300镑的薪水，担任安南达尔侯爵的家庭教师。安南达尔是个古怪的年轻贵族，不久便被诊断为精神错乱，住在距离伦敦不远的圣阿尔班附近。尽管安南达尔侯爵行为古怪，而且家中有一名重要成员对休谟抱有敌意，但休谟对自己的职位非常满意，哪怕降低薪水都可以。他这样做无疑是因为能有空闲时间从事写作。正是在这段时间里，他开始撰写《关于人类理解的哲学文集》，后更名为《人类理解研究》，旨在取代《人性论》的第一卷。于1748年出版的《道德和政治随笔三篇》很可能也是在这段时间写成的。
图2 休谟《〈人性论〉摘要》的扉页，他试图在书中纠正对《人性论》观点的误解
事实上，《人类理解研究》要比《人性论》写得好得多，其区别更多在于侧重点而不是论点。在《人类理解研究》中，休谟凸显了因果关系这一中心议题，较少受到现在所谓的心理学的拖累。《人性论》中也有一些章节，比如论“时间”“空间”的章节，在《人类理解研究》中没有对应。另一方面，《人类理解研究》增加了“论奇迹”一章，休谟出于谨慎把它从《人性论》中删掉了。这一章的中心论点是：“任何证词都不足以确立一个奇迹，除非这种证词的谬误要比它所要确立的事实更加神奇。”（E 115—116）这一论点以及书中所蕴含的反对偶像崇拜的思想使休谟在同代人当中声名鹊起，这是他的纯哲学著作中其他任何内容所无法比拟的。
1748年2月问世的《道德和政治随笔三篇》是休谟第一次冠以真实姓名的著作，此后他将延续这一做法。这几篇随笔源于年轻的觊觎王位者的反叛。在这些随笔发表之前，休谟说他们“一个是反对原始契约论的辉格党体系；另一个是反对被动服从的托利党体系；第三个则是新教继承者，我希望人们在那种继承确立之前认真考虑一下自己应该坚持哪一家的观点，权衡各方的利弊”。事实上，关于新教继承的随笔直到1752年才发表，在1748年出版的书中则被代之以一篇名为《民族特性》的随笔。
休谟绝非英王詹姆斯二世的追随者，但却写了一本小册子来捍卫他的朋友斯图尔特市长，这位市长曾因把爱丁堡拱手交给反叛者而在1747年受到指控。不过由于印刷者的胆怯，这本小册子直到斯图尔特被无罪开释之后才得以出版。
虽然休谟甘愿就其家庭教师工作达成妥协，但并未奏效。1746年4月，他被解雇了，而且有四分之一的薪水没拿到，直到大约15年后，这笔钱大概才付清。一年前，休谟的母亲去世，对此休谟极为悲伤。他本想回到失去母亲的苏格兰，但因远房亲戚圣克莱尔将军所提供的一个职位而作罢。这位将军曾奉命率军队远征加拿大，以帮助英国殖民者驱逐法国人，他要休谟担任自己的秘书。正当远征军在朴次茅斯港等待适宜天气时，休谟从秘书晋升为圣克莱尔所领导的全军的军法官。由于风向不好，远征队改道去了布列塔尼，在那里没有攻下洛里昂城。正当法国人决定投降时，他们放弃了包围，几乎一无所获地回到了英国。圣克莱尔将军的命运似乎比应受处罚更为不幸，面对伏尔泰的嘲笑，休谟后来曾撰文为将军在远征中的行为进行辩护。休谟不得不再次等待多年才从政府那里拿到他应得的那份军法官的薪水。
远征军解散后，休谟回到奈因威尔斯小住。但在1747年初，他受将军之邀回到伦敦，担任这位身为“驻维也纳和都灵宫廷的军事使节”的将军的副官。休谟身着一套可能并不合适的军官制服。据一位年轻目击者说：“这个胖家伙会让人想起吃甲鱼的市政官，而不是优雅的哲学家。”（M 213—214）同样是这名年轻人，虽然后来自豪于与休谟的熟识，但评论过休谟丰富的心灵世界与茫然若失的面容之间的不一致，嘲笑他讲法语或英语时带有那种“非常浓重且极为粗俗的苏格兰口音”。
休谟在都灵一直待到1748年底，因此当奠定其文学声誉的《道德和政治随笔三篇》、《人类理解研究》的第一卷以及再版的《道德和政治论文集》出版时并不在英格兰。法国大文豪孟德斯鸠对这些随笔非常欣赏，遂将自己《论法的精神》一书赠予休谟，且在其生命的最后七年中一直与休谟保持定期通信。
如果我们相信休谟自传中的说法，那么休谟本人乃是渐渐才意识到形势正在变得对自己有利的。他在自传中谈到自己返回英格兰后，看到《人类理解研究》和再版的《道德和政治论文集》都没有大获成功，顿感颜面尽失。不过，这并未使他气馁，反倒激起了他的著述志向。回到奈因威尔斯后，他于1751年完成了《道德原则研究》一书，旨在取代《人性论》的第三卷。休谟自认为“这是我所有历史、哲学或文学作品中的最佳著作”（D 236）。次年他又发表了《政治论》。在这一时期，他也开始撰写《自然宗教对话录》，并且潜心研究，为撰写《英国史》作准备。与此同时，他的著作开始招来批评。用他自己的话说，“牧师们、主教们一年中有两三次答复”（D 235），但休谟的应对方案始终是“一概不回应”。
虽然和休谟的其他著作一样，《政治论》也没有逃脱在1761年被列入罗马天主教《禁书目录》的命运，但这种敌意大体上并没有延伸至《政治论》。休谟说这部著作是“我唯一一部甫一出版即获成功的作品”。该书最初包括12篇随笔，其中只有4篇是严格政治性的。1篇涉及古代世界和现代世界的相对人口，其余7篇则讨论了我们现在所谓的经济学。休谟是自由贸易的坚定支持者，他的随笔在某种程度上预示了他年轻的朋友亚当·斯密在其名著《国富论》中提出的理论。休谟在去世前几个月怀着钦佩之情读了《国富论》第一卷。
1751年，约翰·霍姆结婚了，大卫和他的姐姐在爱丁堡建了住宅，随着境况的改善，又搬到了更为舒适的住处。除了稿费收入，休谟在维也纳和都灵担任的职位使他“握有近1000镑”。此外，除了他的50镑收入，他的姐姐还有30镑的私人收入。虽然他谈到了自己的节俭，但其社交生活似乎很活跃；他经常受到各色朋友的款待，包括一些温和的牧师，他自己也会加以回报。然而，倘若他能谋得格拉斯哥大学的逻辑学教席，他很可能会搬到格拉斯哥。这一年，该席位因亚当·斯密继任了道德哲学席位而空了出来。尽管休谟得到了亚当·斯密以及其他一些教授的支持，但那些狂热分子的反对再次阻止了他的当选。
休谟在爱丁堡担任了苏格兰律师会的图书馆员一职，这对他未能获得教席多少有些安慰。年薪仅40镑，1754年后，休谟拒领这份薪水，因为图书馆馆长以书的内容下流为由拒绝休谟借阅拉封丹的《故事集》等三本书的要求。休谟直到1757年才辞职，在此之前，他采用了一种折衷的办法，即把这笔钱给他的朋友、盲诗人布莱克劳克。这个职位对休谟的好处在于，图书馆藏书极为丰富，他在撰写《英国史》时可以阅读所需的书籍。在把图书馆员的职位交给他的朋友、哲学家亚当·弗格森之后，他似乎仍能利用图书馆的资源。
图3 爱丁堡的国会方庭和法院。国会大厦内部的苏格兰律师会图书馆，休谟于1752至1757年在这里任职
休谟六卷本的《英国史》没有按照通常顺序出版。它从斯图亚特王朝开始，第一卷包括詹姆斯一世及查理一世的统治，第二卷讲到詹姆斯二世垮台，这两卷分别于1754年和1756年出版。接下来的两卷于1759年出版，写的是都铎王朝。全书以1762年出版的最后两卷而宣告完成，这两卷从凯撒入侵写到亨利七世登基，涵盖多个世纪。第一卷一经出版即告失败，部分原因在于，它试图在国王与国会的冲突中保持公平，结果既惹怒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