牛津通识读本：中国文学 [12]
这部小说叙述部分用的是浅近文言，对话部分更接近口语，一百二十回的篇幅赋予了它史诗的规模和气魄。它将众多脍炙人口的历史故事融汇成一部长篇传奇，强化了历史遵循特定宏观模式的观念。小说的情节暗示，在历史的伦理秩序的演进中，个人发挥的作用是有限的，毛宗岗在序言中阐述了这种见解：“话说天下大势，分久必合，合久必分。”
虽然描绘的是历史事件，《三国演义》也极富感染力地呈现了人物的个人奋斗，正因如此，小说中的许多形象成了人们谈论阴谋、恶行和权斗时经常引用的典型。魏王曹操被塑造成一位阴险残忍的诗人君主，蜀汉皇帝刘备和他的两位结义兄弟-勇敢却自负的关羽和跋扈而暴躁的张飞-则是正面角色。三人统一天下的梦想屡屡碰壁，直到刘备请道家智者诸葛亮出山才有起色。[6]在关键性的赤壁之战中，诸葛亮召来了火攻所需的东南风，曹军溃逃，此次胜利奠定了三足鼎立的局面。
虽然小说将刘备视为恢复汉室的正统人选，他却过于看重个人义气，时常做出固执的决定。因为诸葛亮必须服从刘备的选择，他的谋略有时也难以施展。尽管他的忠诚堪为儒家教科书的典范，他却无力阻止刘备为两位小弟复仇。刘备盲目攻吴，惨遭失败，含恨病死，蜀国也到了覆灭的边缘，诸葛亮虽然有所不甘，还是尽心竭力辅佐懦弱的后主。
小说对道德报应的强调或许能让读者更愿意相信历史的轮回，但最终的结果并非如此明确。作品是想暗示，虽然要历经数百年的沧桑，分合的循环终能把贤德的君主推上宝座？还是通过记述历史的轮回来嘲讽王朝治乱的理想，如小说中那句著名的话所说，“谋事在人，成事在天”？
另一部明朝名著《水浒传》（约1550）描绘了12世纪初一群大碗喝酒、胆大妄为的草寇。一百〇八位好汉中，三十六位是重点刻画的主要人物，他们来自社会的各个角落，因为不同的原因被逼上梁山，有的是对官府的腐败不满，有的是为了报仇，有的是被其他草寇胁迫，或者像大方却冷酷的首领宋江那样，是因为妻子的背叛。小说的打斗、结拜、吃喝场景都极具现实感，故事的高潮是为庆祝好汉人数达到天定的一百〇八人（包括三个女人）而举行的盛大酒席。这些忠诚的草寇打着替天行道的旗帜，抢劫富豪，击败官军，争取招安，然后又为朝廷征讨叛军。然而，他们对无辜的孩子和女人没有任何怜悯心，书中血淋淋的屠杀、剥皮和吃人肉的描写让一些学者忍不住谴责这些好汉的暴虐。支配他们的是一种帮会意识，依靠一套严苛的规则来维系，其基础是复仇心和对女性的憎恶。他们深信女人既软弱又淫邪，所以把禁绝性欲视为阳刚的标志，把残杀出轨的女人视为兄弟义气的证明。
和《三国演义》相比，《水浒传》的口语化更彻底，大量使用了成语和民歌，能让更多的读者理解，因而点评者更觉有必要控制这部小说的社会影响。它是一曲农民起义的颂歌，还是一则揭露帮会意识的恐怖后果的寓言，读者对此争论不休。（由于它经过多位作者和编者的修改，或许本来就没有一以贯之的意识形态。）即使读者崇拜小说里那些叛逆的冒险者，当他们看到没有儒家伦理加以约束的复仇欲望造成了怎样的毁灭与混乱时，也很难不心生怵惕。
这类小说都是在缓慢的累积中演化而成的，和重写前代诗歌的做法相仿，文人们经常为了某些意识形态的目的改写更早的版本。在提高劝服力和扩大销量的双重欲望驱动下，重要的小说付印时，往往会在前面加上导读，在正文中间、书页边缘和每回末尾插入宣扬儒家观念的点评。（必要时他们会声称，如果读者发现点评和正文有冲突，那是他们自己阅读不够仔细。）点评者和编者也会讨论佛家和道家的主题，例如自然的变化之道和伦理行为的因果报应，他们也会评价作品在结构、风格和节奏等方面的优缺点。
这些点评将小说也视为值得阐释的严肃文学，极大地拓展了文学理论的范围，因为此前几乎只有诗歌才有这样的待遇。一些编者还对经手的材料作了实质性的改动，例如金圣叹（1608-1661）就将《水浒传》从一百二十回删成了七十回（1641）。不同的点评本有时会造成严重的争议，《三国演义》就是如此。 [7]有人认为它描绘忠勇行为是在宣扬明朝最为看重的价值观，有人却觉得，这些人物的自负造成了灾难，因而作品是在隐晦地批评明朝的帝国宣传。
《西游记》（1592）或许是最脍炙人口的东亚文学经典。小说对历史上高僧玄奘（596-664）犯险远赴印度的故事加以艺术的虚构，来讽刺当时社会的痼疾。这部长达百回的作品（作者可能是吴承恩，约1500-1582）脱胎于《大唐西域记》以及以玄奘为题材的各种传记、变文、戏剧，但它比此前的长篇小说更具结构上的统一性。小说里的玄奘还在襁褓之中时，寡母就惨遭恶匪抢夺奸污。在取经路上，他总是惊慌失措，忧心如焚，但最终他还是到达西天，取回了三藏佛经（“三藏”也是他的法号），并把它们译成中文。
这部记行小说 [8] 为信念坚定而性格怯懦的唐僧配备了四位有超自然法力的同伴：机智而冲动的孙悟空、贪吃好色的猪八戒、沙僧和白龙马。最重要的角色是美猴王孙悟空，作品就是以他的早期经历开场的。他足智多谋，但就像人心一样狂野躁动，直到被佛法管束住。他极受读者欢迎，在无数漫画、电影、电视剧和电子游戏里都有他的身影。靠着一根金箍棒，孙悟空经常是同伴的救星，但若没有玄奘的紧箍咒，他那肆无忌惮的神通就会让大家都身陷险境。
如果把《西游记》当作一部象征性的小说，那么玄奘就是求道者，悟空是他的心智，白龙马是他的意志，八戒是他的生理欲望，沙僧是他与大地的联系。取经之路代表心智的修行，作品中的危难与妖怪代表遮蔽顿悟之光的种种扭曲的幻象。小说对精神追求的描绘在多大程度上表达了反讽，学者们各执一词。它是严肃的史诗还是史诗的戏仿？它是鼓吹用佛法度人，还是主张儒释道三教合一？
许多续篇和后行篇进一步扩大了这部小说的名气和影响力。 [9]和它的母小说一样，《西游补》[10]（1641）既是辛辣的社会讽刺作品，也是高明的佛教寓言，表现了“情”对心的种种禁锢。孙悟空被鲭鱼精（“鲭”和“情”谐音）所迷，困在一系列幻境中，但他却借此开了心窍，洞察到欲望的本质：它如何蒙骗人，自己又如何受制于它。当他悟到这一点时，作品便从聚焦于他的第三人称叙事切换为全知式叙事，视角的变化仅是本书刻意采用的文学技巧之一。按照当时的标准，这部十六回的小说不算长，但其内容却为精神分析派的解读提供了宝藏，里面有时空穿梭的“万镜楼台”，一大群凿天的“踏空儿”，以及其他许多超现实的景象，简直是焦虑征候的“梦文本” [11] 。
另一部续篇《后西游记》[12] （1715）讲述了唐半偈、孙小圣、猪一戒、沙弥师徒重回西天求取佛经真解的故事。其中一处险关叫解脱山，山上有七十二堑，堑名最终都与七情六欲有关，猪一戒因为受不住众妖奉承而被擒，多亏孙小圣使用分身术才被救出。 [13]
明代四大名著的最后一部《金瓶梅》（1618）因为性描写而闻名，它生动地呈现了一个沉溺于金钱、地位和肉欲的社会。这是最早的风尚小说之一，关注社会背景、社会角色和社会期望，揭示了阶级习俗和阶级教养如何决定了个人的情感和行为。在一百回的故事里，为了赢得西门庆（一位不择手段的药商和权力贩子）的欢心，六位妻妾争风吃醋。《金瓶梅》的背景、西门庆和小妾潘金莲等角色都取自《水浒》的一段故事，但戏仿手法却让作品摆脱了《水浒》《三国演义》和《西游记》的神话框架。在这本书里，驱动情节的是欲望本身。虽然虚拟的场景是12世纪，它所描绘的家庭纠葛却纤毫毕现地反映了16世纪中国社会的面貌。
《金瓶梅》没有让草寇武松为报杀兄之仇而处死淫乱的嫂子和她的情夫，而是给了西门庆自己毁灭自己的机会。（传说署名作者兰陵笑笑生其实是观念正统的王世贞，他因为父亲死于首辅严嵩之手，为了报仇，专门写了此本淫书，随后在书中沾毒，送给严嵩放荡的儿子严世蕃，结果严世蕃看书时中毒而死。[14]）西门庆与邻居李瓶儿（标题中的“瓶”）偷情，她丈夫被活活气死，西门庆将两家的财产合并，建了一座豪华的府邸来炫耀自己的财富和地位。虽然他胸无点墨，却在“书房”里摆满了文人的玩好。然而，不加甄别地陈列一大堆字画暴露了他的低俗品位，发生在书房里的政治算计和淫乱行为也表明，他不过是个市侩小人。在瓶儿成为西门庆的新宠后，心生怨恨的金莲在翡翠轩偷窥他俩交合，得知瓶儿已经怀孕。西门庆被惹恼，在葡萄架下用金莲的脚带把她绑起来，然后灌她一通酒，变着方儿逗弄她，最后受尽折磨的金莲趿着一只拖鞋逃回了房。 [15]
虽然此书并不像李渔（1611-1680）滑稽的色情小说《肉蒲团》（1657）那样，通篇都是露骨的性描写，但它里面许多细致入微的性虐场景还是探究了肉欲败坏人心的力量、欲望不可满足的本性和权力交易带来的痛苦。妒忌的金莲害死了瓶儿的儿子，瓶儿伤心而死，金莲又用印度僧人的春药引诱西门庆纵欲贪欢，最终让他死于非命。“不可多用，戒之！戒之！”僧人曾告诫西门庆，但这反而刺激了他的淫心。他夭亡之后，那些利用他往上爬的食客除了在祭文中称赞恩主一番，便不再管他了。他的正妻在他咽气的同一刻诞下了一个儿子，结果儿子后来也出家了。
在许多评论者看来，这些报应始终传递着佛教和儒家的价值观。而在另外一些人眼里，小说中各种异质元素（先前的歌诗、佛教故事、戏剧、小说）的并置使得道德批评多了反讽的味道。用儒家《大学》的模式来分析，西门庆个人的道德缺陷不仅造成了家庭的失序，而且也应为社会的衰落和王朝的政治崩溃承担责任。评论者经常把这样一个前后统一的设计归于单个作者，尽管我们无法排除多位作者的可能。作者似乎与小说人物老套的世界观保持着反讽的距离，所以作品有可能是在抗议而不是维护儒家规范。
虽然现代的许多左派学者声称，此类白话作品代表了群众的立场，但多数小说杰作都出自文人之手。从17世纪开始，小说家们倾向于改写、戏仿和颠覆先前的作品，这似乎成了一种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