牛津通识读本：中国文学 [13]
考虑到原作者的经典地位，我们似乎难以断定，这些作品最终的目的究竟是为主流的政治社会状况辩护，还是在批判它们。
18世纪讽刺小说
对地位的痴迷也是吴敬梓（1701-1754）《儒林外史》（1750）的核心主题。这部小说质疑了道德理想的效力，尤其是被人僵化固守的那些理想，它戏仿了正史的传记，奚落了大约七十位文人最琐屑无聊的偏执想法。虽然开篇的诗谴责了“功名富贵”的虚妄，书中的多数人物却汲汲于通过传统渠道获得富贵，即使放弃科举与官场，他们的动机也同样可疑。
为了掩饰他们的不安全感，即使那些放弃科举的角色也极力寻求个人价值的认可，作品辛辣的讽刺表达了一种文化危机意识。和先前的小说不同，《儒林外史》没有在人物初次登场的时候贴标签，而是通过其行为揭示性格。这些人物积攒文化资本的手段五花八门：科举考试，与进士、举人交结，与权贵联姻，发表应试范文，甚至冒名顶替。带有吴敬梓个人烙印的主角杜少卿慷慨好施，几乎散尽了家财。他不过是当时反体制的一位怪人，通过赞助各种耗费巨大的活动来换取地位，无论是梨园选美的盛会，还是泰伯祠的祭礼，出资的都有他。评论者普遍将这场祭礼视为小说的高潮，但它除了留下怀旧的感伤外，并无多少用途。参加祭礼的每个人后来都未能重建道德秩序，泰伯祠逐渐沦为废墟，当年的仪注单也湮没尘土下，不可辨识了。杜少卿徒劳无功的仪式让我们想起《桃花扇》结尾的祭奠会，或许也曲折隐晦地表达了对异族统治的抗议。
在一些读者看来，这部“文人小说”仍可宽慰人心，因为书中有一批正直的人物潜心学习经书、艺术、仪礼，致力于道德修养。如果这样解读，那么作品第一回对画家王冕（唯一取自历史的角色）的理想化描写和最后一回对四位底层文人的记述就至关重要了。[16]王冕看见百十颗小星坠落时，认为这是上天垂怜，降下这些星君来“维持文运”；与此呼应，这四位分别擅长琴棋书画的书生丝毫没受功名思想的沾染，与其他角色唯利是图的功利主义形成了鲜明对比。然而，小说对各种虚伪行为的揭露固然可以理解为弘扬高贵的文人传统，却同样可以看成一种批判，尤其当我们考虑到它史无前例的逼真程度。（这部作品虽有许多离题的长段落，但较少依赖文言套话和既有的材料，因而其白话风格更有连贯性。）
《红楼梦》
《红楼梦》（1792）迄今已经售出一亿多本，是世界历史上第五畅销的长篇小说（也位居包括《圣经》和《古兰经》在内的图书畅销榜前十五名）。它又名《石头记》（最优雅的英文译本就采用了TheStory of the Stone的书名 [17] ），开篇讲述了这个故事颇具神话色彩的起源。一块女娲补天剩下的奇石化身为玉，进入了富庶的贾家。衔玉而生的宝玉生来就有一种不可抑制的爱与被爱的欲求，他与表妹黛玉之间注定有一段因缘。她欠着他一笔超时空的债，因为前世他是神瑛侍者，而她是一株绛珠草，神瑛侍者曾以甘露灌溉，使她获得了灵性。为了报答他的恩情，这位绛珠仙子决心用一生的眼泪来补偿他的甘露。[18]
在作品最生动的一个场景中，宝玉发现黛玉正将落花埋起来，以免它们被人践踏。“那畸角上我有一个花冢，如今把他扫了，装在这绢袋里，拿土埋上，日久不过随土化了，岂不干净。”宝玉放下书来帮忙，黛玉要看他读的是何书，结果发现是《西厢记》，后来黛玉还记起了书中怀春的莺莺的悲叹：
花落水流红，
闲愁万种。 [19]
既然她的前世是花，那么在神话的层面上，敏感的黛玉也是在埋葬自己。她时刻都在担心宝玉会娶别人，忧心成疾，她的脆弱也部分地促成了她最害怕的结果。贾家让宝玉和宝钗定亲，黛玉伤心而死，回头再看葬花的场景，就更觉凄惨。这些花象征着被人冷落的美，也连接着黛玉和莺莺-她和宝玉共读的《西厢记》的主角。
宝玉渴望摆脱一切人生之苦，却又分外依恋环绕身边的诸位女子，这种冲突在一些人看来是这部小说的核心主题。虽然宝玉最终出家，道教和佛教的解脱理想似乎占了上风，但作品里的许多声音却在为情感牵挂辩护，认为它是仁的本质。小说中嵌入的许多诗词、戏剧和谜语也与超脱出世的思想唱反调。文学作品固然可以揭示红尘世界的虚空，它们却同样可以证明，艺术创造具有影响业力果报的潜力。
在终极意义上，《红楼梦》暗示，人世流行的各种爱的观念都是有缺陷的。这对年轻情侣和他们的家庭面对的都是悲剧性的幻灭，它不仅让我们看到包办婚姻的害处，也指向爱情本身如梦的本质。梦未醒的时候爱情是如此真实，又是如此重要以至于角色渴望将它无限延长，但最终它不过是过眼云烟。
沿着这样的思路看，作品的许多形式元素都强化了关于真实与虚幻的探讨。小说开篇不久，就有一组诗预示了宝玉身边众女子的命运，在最后四十回，它们一一应验。 [20]正如这些诗和图暗示了宝玉脱离凡尘的结局和贾家即将遭受的灾难，作品里的文字游戏、成对的象征符号和其他起结构作用的细节进一步暗示，宇宙的秩序是人无法参透、无法控制的。（“贾”姓与“假”同音，与之对称的是与“真”同音的“甄”姓。）被小说的多重主题、双重手法和纹心结构所包围，故事中的许多镜子呼唤着清晰反映现实的梦想和镜像式知识的力量。
《红楼梦》也进一步戳穿了小说与点评之间的脆弱边界。曹雪芹（1715-1763）这位没落世家的公子撰写了前八十回，他死后一位编者完成了我们今天所见的一百二十回版本。由于在小说印行之前，已经有各种不同的点评版流传，到底哪些修改反映了曹雪芹的意图，人们争论不休，这也导致文本中有许多前后不一致的地方。
这些争论催生了一门称为“红学”的产业，众多个人投身其中，考证作者、版本和隐含的意义。一些学者认为，这部小说抨击了封建社会的腐朽。在他们看来，贾府注定的衰败符合中国的王朝循环论，强盛者走向没落是由于道德崩塌，天命收回。这样的历史解读为作品中据称带有自传色彩的元素增添了宏观寓意。小说聚焦的不仅是个人的失落，还包括整个贵族文化传统的命运。
作品既描绘了上层特权所滋生的愚蠢与腐败，它也是世界上关于文学文化之美的最动人的见证之一。《红楼梦》的无数读者从中体悟了爱与憧憬，进入了主人公的内心，当他们面对自己的失恋之苦时，也能在书里寻得慰藉。小说启发了三十多部续篇，包括满族诗人顾太清（1799-1876）的《红楼梦影》，这部遗作很可能出版于1877年，也许是中国现存最早的由女性创作的长篇小说。
如果你想知道19世纪和20世纪的战争与动乱如何改变了人们对理想的认识，请听下回分解！
第五章 现代文学：创伤、运动和车站
在高行健（1940-）的话剧《车站》（1983）里，八位角色困在郊区，等待一趟公共汽车。虽然舞台声响表明不时有公共汽车经过，却没有一辆停下来，大家越来越绝望，感觉永远进不了城。“大爷”没法去见棋友，“姑娘”错过了她的约会，“愣小子”害怕失去尝酸奶的机会。“做母亲的”试图教“愣小子”学会礼貌，安慰害相思病的“姑娘”，一边担心自己的丈夫和孩子，他们的衣服每周末都等着她去洗。在这之前，“沉默的人”一声不吭地离开了，要走着回去，当其他人发现转眼十年已过去时，都后悔当初没学他的样子。
每隔一段时间，观众都会看见“沉默的人”的剪影，同时听到代表他的音乐。他的行进反衬着其他角色的等待，这些人的困境让人想起塞缪尔·贝克特的《等待戈多》（1953）中的弗拉季米尔和爱斯特拉冈。高行健的角色既有中国传统戏曲（声音和情节互相映衬）的影子，也吸收了法国荒诞派戏剧的特点，他们有时仅仅是为了说话而说话。但是他们的对话也表达了深沉的渴望和对社会的尖锐批评。“戴眼镜的”错过了最后一次高考机会，对他来说这样的等待已经无法忍受：“我们被生活甩了，世界把我们都忘了，生命就从你面前白白流走了。”后来，当演员跳出虚构的角色，同时说着各自的台词时，“扮师傅的演员丙”反驳道，“等不要紧。人等是因为人总有个盼头。”
高行健的剧作是一则寓言，解读了中国从乡村进入城市的变化，隐含着对中国文学的现代化和全球化至为关键的五个主题：对民族自豪感、人文主义、进步、记忆和快乐的追寻。
追寻民族
虽然早在16世纪中国就出现了现代社会的许多特征，但在19世纪欧洲列强武力入侵时，中国在军事上却毫无准备。当英国偷运鸦片引发的纠纷演变为一场战争时，一系列不平等条约强迫中国接受了西方的重商主义（现在应该称为自由贸易），开放商埠，在主要城市设立租界，并将香港割让给英国。
洋务派担心中国被瓜分，在“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理念指导下，发起了一场有限西化的运动，直到日本在1894-1895年的争夺朝鲜的战争中击败中国。日本也将自己的不平等条约强加给中国，除其他羞辱性条款外，台湾岛也成了日本殖民地。许多中国人将日本的崛起归因于明治维新的西化路线。严复（1853-1921）等人翻译了托马斯·赫胥黎、赫伯特·斯宾塞、亚当·斯密、约翰·斯图亚特·穆勒、孟德斯鸠等思想家的著作，“适者生存”以及其他来自西方社会科学的语汇越来越深刻地塑造了中国知识分子对民族困局的理解，他们因而主张中国应该更彻底地西化。
在民族救亡思潮的推动下，中国文学发展成为一个独立且受尊崇的领域。改革者们深信，中国若要生存，就必须有受过良好教育的公民，所以他们出版白话小说，创办报刊杂志。从1898年北京大学建校开始，许多新成立的大学都大力发展人文学科的研究，包括中国文学和外国文学，以重要大学为中心涌现了许多文学团体。1905年废除科举后，知识分子更加摆脱了政府的束缚。
为了支持新的民族观念，改革者们吸收了西方文学中的许多观点和形式。在这方面，林纾（1852-1924）等人贡献甚大，他翻译了柯南·道尔、司各特、狄更斯、巴尔扎克、托尔斯泰等人的百余部长篇小说。革新派的梁启超（1873-1929）将欧美和日本的持续进步归功于西方小说，所以在自己主办的《新小说》杂志（1902-1906）上发表了很多西方作品。1902年，他明确提出了“小说界革命”的主张：“欲新一国之民，不可不先新一国之小说。” [1]
在1911年清朝被一系列起义推翻之后，这些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