牛津通识读本：中国文学 [11]
在先前的传说版本里，昭君最终嫁给了单于，而在马致远的剧中，她却在汉帝国边境投水自尽。通过保存她的贞洁，作品反映了对胡汉通婚的强烈忧虑。将毛延寿的口水打油诗与正面人物的典雅诗歌并置，这部剧也突出了阶级身份的差异。然而，无论汉元帝有多少文采风流，最终仍只能反复责骂自己的无能。在剧的末折，他梦见一位番兵掳走了心爱的昭君，醒来不禁哀歌连连，这些曲子将他的绝望推到了顶峰。他将悲伤之情投射到盘旋不去的大雁（它本该南飞）身上，觉得它不停的叫声印证了自然节令的紊乱。（剧的全名《破幽梦孤雁汉宫秋》将季节的有序消逝作为背景，反衬元帝痛失爱侣的茫然。）他空有甲兵无数，却无猛将可用，身边尽是腐败无能的官员。元帝悲叹道：“不见他花朵儿精神，怎趁那草地里风光？”
其他一些元杂剧谴责了法律制度与伦理体系，认为它们比恶人更能置人于死地。关汉卿（约1225-1302）的《窦娥冤》讲述了一位被枉法处决的年轻寡妇的故事。剧作开头，即将赶考的穷书生窦天章为抵债将七岁的女儿窦娥给蔡婆婆做童养媳。
十三年后，二十岁的窦娥已是寡妇，曾救过蔡婆婆的张驴儿向她提亲，却遭拒绝。张驴儿本欲毒死蔡婆婆霸占窦娥，却弄巧成拙害死了自己的父亲，于是嫁祸窦娥，无辜的窦娥在官府屈打成招。被处决前，她坚信上天会为自己申冤，预言三种超自然的现象将证明自己的清白。她的预言全部应验：血溅白练（不沾地）、六月飞雪、楚州大旱三年。这些事件，尤其是著名的“六月飞雪”，以诗意的方式表达了正义，虽然最终的正义要等到窦天章归来，以朝廷高官的身份惩罚真凶，为女儿平反昭雪。对于看重家族声誉甚于个体生命的观众来说，这样的结局或许可以补偿窦娥的牺牲。然而这部作品也表现了恶行与不公所造成的悲惨后果。
传奇
明朝宫廷对戏曲的扶持使得传奇剧的篇幅更长，音乐表演更趋繁复。这些南方的传奇戏比北方的杂剧更自由，包含十到二百四十出（通常三十至五十出）内容，所有角色都可演唱。它们往往是有说教意味的情节剧，题材大都是儿女孝行、情侣离别、乔装改扮、破镜重圆之类。在传奇里，第一出往往是剧情概述，爱情和战争的情节、插科打诨的场景以及皆大欢喜的结局似乎都是不可或缺的元素。
明朝贵族戏的代表作是汤显祖（1550-1616）的《牡丹亭》（1598）。开篇的场景突出了爱情唤醒生命的力量，杜丽娘的思春之情（受了《诗经》的激发）让她分外可爱，与闺塾先生的沉闷生活形成了鲜明对照，这位麻木的老学究对爱情和自然都极其漠然。丽娘在花园亭子里梦见与一位年轻书生（柳梦梅）幽会后，相思成疾而死，但她的游魂继续通过梦境追求自己的爱情。
柳梦梅在爱上丽娘的画像后，遇见了她的鬼魂：
（柳梦梅上）小生自遇春容，日夜想念……小姐小姐，则被你想杀俺也……想来小生定是有缘也……（内作风吹灯） 。 [2]
梦梅根据丽娘的嘱咐掘墓开棺，丽娘起死回生，梦梅却因盗墓被她父亲囚禁。然而，和同时代莎士比亚笔下的罗密欧与朱丽叶不同，《牡丹亭》赋予了爱情超越生死和道德陈规的伟大力量。这部极具抒情色彩的传奇戏将情侣僭越礼法的行为置于梦幻之中，巧妙地挑战了伦理传统，提升了性爱的地位，当这对情侣的血肉之躯结合到一起时，性爱的救赎力量更完全地展示出来。
在孔尚任（1648-1718）的《桃花扇》（1699）这部极其文雅的传奇戏里，阻碍爱情的力量变得难以逾越。 [3]这个爱情故事是以加速南明王朝灭亡的历史斗争为背景的，当时叛军 [4] 占领了北方，崇祯皇帝自杀，部分皇族逃到南京，阴云密布的情节就在这里展开。为了抵制朝廷的贪腐集团，年轻的主人公侯方域与其他忠贞之士重建了复社，希望以纯正的儒家理想实现明朝的中兴。
标题中的桃花扇是侯方域和名妓李香君的定情之物，是在婚宴上赠给她的诗扇。得知妆奁和酒席皆是阮大铖（宫廷戏曲作家出身，工于心计的奸臣）出资，穷困的方域受到杨龙友花言巧语的迷惑，仍愿意接受馈赠，但香君义正词严地退回了这笔不义之财。后来方域遭到阮大铖的报复陷害，被迫逃往戍边的史可法军中避祸，阮大铖等人强迫香君嫁与漕抚田仰为妾。
图9 16世纪《牡丹亭》中“游园惊梦”这一出戏在中国和世界长演不衰，这个版本是奥地利的“未来艺术实验室”在2007年上海电子艺术节上推出的
众恶人企图强行劫走她之时，香君以头撞地，血染诗扇。她让人把血迹画作桃花，将扇捎给方域，这暗示文化终能战胜暴虐。虽然两人在祭奠崇祯皇帝的仪式上重聚，再续前缘的梦想却被主持仪式的道士张瑶星砸碎了。张斥责他们在国破家亡之际只关心花月情根。为了不背叛明朝，方域和香君决定分道扬镳，各自归隐求道：
（张）男有男境，上应离方；快向南山之南，修真学道去。（侯）是。大道才知是，浓情悔认真。（副净领侯从左下） （张）女有女界，下合坎道；快向北山之北，修真学道去。（香君）是。回头皆幻景，对面是何人。
话本：底本？
在宋朝，由于说书的兴盛，用白话创作的话本发展起来。这些故事经常都在传奇小说的基础上扩展而成，目标读者更加广泛。作品中的人物不仅有传统的才子、佳人、贪官，还包括了狡诈的商人、忠诚的仆人、智慧的和尚。鬼魂也时常出现，但这些超自然的元素主要是为了满足现世报的功能。
得益于说书文化的流行，这些更具艺术自觉的叙事作品从13世纪末开始兴起。到了16世纪末，话本小说已经频繁借用说书人的陈规与套话（例如“话分两头”表明场景即将转换）。和说书人相仿，叙述者经常用对联、诗词和道德说教打断故事的进程。但和文言传奇小说用诗词来表现人物的做法不同，话本中的诗词通常发挥了说书人开场白的功能（以让中间加入的听众也能了解完整的情节）。长期以来，学界都认为“话本”是这些早期说书人的稿子，所以将其译作“底本”（promptbook）；然而说书人的大纲已有另外一个名字（“底子”），所以“话本”更有可能是作家刻意发明的新体裁，用来吸引日益扩大的阅读群体。
这些故事反映了新崛起的市民阶层的理想，无论是立志进取的平民、品行纯洁的名妓，还是其他真诚追求幸福的人，在作品中都有改变自身地位的机会。在一些出人意料的处境中，女性也获得了主宰命运的可能。例如《快嘴李翠莲记》的女主人公告诉公婆，如果不喜欢她的快嘴，就只能休了她，最后她出家做了尼姑。在《花灯轿莲女成佛记》里 [5] ，一直没有孩子的张元善夫妇收留了一位失明的婆婆，婆婆去世后，妻子王氏便怀上了一个女儿。出生后，这个女孩与她的前身有许多相似之处，笃信佛法，丝毫不牵念尘世。最后，她在迎亲的花轿中坐化而死，避免了婚姻的羁绊。
这类故事总是包含了令人惊讶的内容，两部最著名的话本集的标题也体现了这一点，一部是冯梦龙（1574-1646）编的《醒世恒言》（1627，他的三部话本集之一），另一部是凌濛初（1580-1644）的两卷本《拍案惊奇》（1628和1632）。和许多文言故事一样，这些白话小说通常也强调了善恶到头终有报的观念，但它们也同情人性的弱点，理解人们在应对困境时做出的妥协。
在《醒世恒言》的《卖油郎独占花魁》中，也有一位自主决定命运的女性。小说开篇追述了京城花魁美娘先前的悲惨经历，然后进入故事的主要部分。吃苦耐劳的秦重沿街卖灯油，第一次瞥见了有倾城之色的美娘。为了能一亲芳泽，他一年多省吃俭用。约定共榻的晚上，美娘回来迟了，而且饮酒过度，很快就困倦入睡，但秦重依然心满意足。美娘半夜呕吐，他用自己的袖子接住，给她递茶漱口，一夜拥着她，没有亵渎的举动。清晨醒来，美娘记起他的好心之举，意识到他的一片痴心：“难得这好人，又忠厚，又老实，又且知情识趣，隐恶扬善，千百中难遇此一人。可惜是市井之辈，若是衣冠子弟，情愿委身事之。”此后，秦重又多次帮她，美娘被他的至诚打动，决心改变自己的生活。虽然她幼年逃难时被人卖入上等青楼，做惯了王孙贵胄的玩物，她也留了心眼，暗中积攒了一小笔钱。赎身之后，她与地位卑微的卖油郎结为夫妻，资助他开办油铺。靠着美娘的这些积蓄，这对平民夫妇勤俭持家，生意日渐兴隆，孩子获得功名，还不忘周济邻里。
章回小说
和话本小说一样，明代兴起的长篇“章回小说”也受到说书传统的很大影响。（“回”很可能指说书表演的一个时间单元。）如果说篇幅较短的话本倾向于突出情节和人物，章回小说则经常以抒情的笔调表达了对世界的整体洞察。例如，许多长篇作品都体现了理学家的理想，那就是天理统治着一个有序的伦理宇宙，这样的信念有利于中国在元朝统治结束后恢复汉族文化的特征。
与此同时，这些小说也以现实主义的态度描绘了多样化的人性，读者禁不住会怀疑，在一个被贪婪与淫欲败坏的世界里，各种彼此冲突的价值观是否能达成妥协。许多此类作品都既沉醉于佛教徒所称的“尘世”里，又试图超越它。它们尖锐真实地刻画了叛贼、草寇和道德秩序的其他反抗者，有些读者在其中发现了英雄，另外的读者则看见了控制颠覆性思想和女性等边缘群体的企图。
学者们有时把传统小说比作中国的园林和山水画，二者都邀请我们流连其中，而不是从一个固定的角度去观赏。它们经常有一百多回，片段化的情节一般都以季节、地理或神话的模式作为结构框架。章回末尾通常都是“欲知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但这种衔接并不保证全书有统一的宏观结构。许多长篇小说借鉴了戏剧的常规，情节在三分之二处到达高潮，然后缓慢进入结局部分，让人感觉生命仍将如此延续。
明代四大名著
《三国演义》取材于历史，描绘了汉朝的覆灭和三国的兴起（3世纪早期）。（“演义”字面意思是“详细阐发意义”。）小说手稿诞生于14世纪，1522年刻印，后又历经数代作家兼编者的修改，最通行的版本是带评点的毛宗岗（1632-170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