牛津通识读本：丝绸之路 [9]
葡萄美酒夜光杯，
欲饮琵琶马上催。
醉卧沙场君莫笑，
古来征战几人回？
导致超然精神状态的任何酒精都是中国诗歌的一个常见主题。前文提到写诗赞颂贵霜天马的那位出生于中亚的中国诗人李白也爱饮酒——他的诗歌有16%都提到了酒。在一首脍炙人口的诗里，他吟诵了自己独自饮酒，只有月亮和自己的影子这两个同伴。他酩酊之后与它们分离，全诗结束时又在银河与它们重聚。[24]中国与舶来品的关系有时暧昧不明，同样，关于葡萄酒的异域联想也并不总是正面积极的。唐玄宗的妃子，骄奢淫逸的杨贵妃就是一个邪恶的饮酒者。因为导致皇帝不能专心国事，也因其与突厥——粟特裔将军安禄山古怪的轻浮行为，她备受指责（后又被勒死）。与她红颜祸水的名声相对应，在人们的记忆中，杨贵妃用镶嵌珠宝的罗马式玻璃杯喝葡萄酒。公元755年，安禄山起兵，几乎推翻了唐朝。为了平息安禄山的叛乱，唐朝被迫从中亚撤军，最终变得排外恐外，标志着中国历史上一个伟大的世界大同时代的结束。
图5 这尊唐朝的雕像是一个高鼻子的外国人手持葡萄酒囊，大概是个粟特人。在中国，葡萄酒是与“西域”——中亚、波斯和阿拉伯——相关联的。初唐时期，粟特人在与从新疆到中国东北的游牧民族的贸易中起到了商人和掮客的重要作用
21世纪初，仿佛是为了弥补中国人数个世纪以来对它的不感兴趣，葡萄酒在中国再次流行；它不像白酒那么易醉，因而更适合中式宴会上不停敬酒的风俗，更不用说中国人向来认为红色代表着喜庆吉祥。如今，中国人每年要喝掉大约10亿瓶酒，其中大多数是红葡萄酒，过去10年，这个数字以每年15％——20%的幅度持续增长。中国每年生产数亿瓶酒，不足的部分大多从法国进口。中国购买的波尔多葡萄酒比美国或日本都要多。
唐朝从中亚撤军的同时，阿拉伯军队在那里驻扎下来，伊斯兰教也随之确立，此前它们从阿拉伯半岛，经过中东地区、伊比利亚半岛、波斯逐渐扩张，进入中亚。《古兰经》对酒醉的抨击如今一般被解读为禁止穆斯林饮酒，有时几乎被看作该信仰的中心宗旨或是穆斯林的主要标志性特征。但在不同的时间、不同的地区，对这些规则的解释也不尽相同。在阿拉伯和波斯文学中，颂扬爱情和葡萄酒的古典诗歌流派在伊斯兰化之后得以幸存；在神秘的苏菲派教徒的作品中尤其如此，后者把葡萄酒所致的多情和忘形与人们对与神合一和精神超验的渴望等同起来。
想想13世纪诗人伊本·法里德那首充满寓意的《酒颂》吧：
在对至爱的回忆中
我们饮下一杯；
在神造出葡萄藤之前
早已酩酊大醉。
满月是杯，酒是
被新月环绕的太阳；
调制出来的那一刻，
满天的繁星瞬间闪亮！
如果不是为了赞颂它，
我便不会找到它的酒馆；
如果没有它闪烁的光芒，
想象又如何把它呈现？
这里的酒象征着宗教。然而在法里德看来，爱、酒和信仰之间的联系如爱人之间的深吻，是真实有形的存在：
所以一饮而尽吧，
如果必须如此，不妨把它混合起来，
但转身离开
至爱的双唇却是万般不该。
在14世纪波斯诗人哈菲兹的笔下，感官和精神世界的交织更加难解难分：
头发蓬乱，汗染香鬓，唇边带笑，且酌且饮；
她衣衫不整，歌声不断，酒杯在手；
她目光嗔怒，嘴里叹气，
昨夜她来到我的枕旁，坐了下来。
把头靠近我的耳边，用美妙的声音低语
“你在睡吗，我的老情人？”
喝了这样一杯夜酒的情人
如果还没有爱上美酒，定是不相信爱情。
消失吧，修行者！不要对历尽辛酸的人吹毛求疵。
因为在本初之日，我们的所得仅此而已。
无论主在杯中倒进了什么，我们都一饮而尽，
无论是天堂的琼浆还是醉汉的劣酒。
酒杯的笑声与至爱的卷发——
啊，它们驱散了多少哈菲兹的憾悔！
在蒙古人的统治下，伊斯兰教和中国的饮酒和宗教传统汇合了，至少短期内如此。1250年代初，佛兰芒方济各会的修道士鲁不鲁乞经陆路抵达喀拉库伦（今乌兰巴托附近）蒙古可汗的宫廷。鲁不鲁乞作为一个客人，试图传播基督教，并有机会和穆斯林、佛教徒以及基督教聂斯脱利（东方）教派进行宗教辩论，为可汗、众妃子和朝臣助兴。然而，宫廷上最引人注目的装饰品却是由一位巴黎银匠打造的一个银制的大树形精美酒吧：
树根部有四头银狮，每一头都连着一条管道，吐出乳白色的马奶。四条管道在大树中心直通树冠，树冠折弯向下，每根管道上还有一条镀金的蛇，蛇尾都绕在树上。从其中一条管道里流出的是［葡萄］酒，另一条是澄清［发酵并蒸馏］的马奶，第三条是蜂蜜所制的蜂蜜酒，最后一条是米酒；每一种酒都有一只特别的银碗在树下接着。在树顶的四条管道中间，匠人做了一个手持号角的天使，树下有一个小室，仆人可藏身其间。管道穿过树心直达天使。
天使的号角一响，隐藏起来的仆人就会把各种酒倒进相应的管子。蒙古人并不觉得品尝丝绸之路的各种饮品与他们的宗教信仰有何矛盾。酒树上的蛇这种来自伊甸园的形象是不是那个法国银匠开的玩笑呢？
“馒头”家族
除细菌、家马和葡萄酒之外，数千年来，欧亚大陆上进行了数万个物种的交流。我们从史料中得知了某些此类的移植；我们知道其他物种也发生了交流，则是因为培育出驯化种的某些原始物种只在大陆上的某些地区野生。这些生物交流为丝绸之路这一多向网络提供了一张品种地图。例如，亚洲东部地区向欧亚大陆的其他地方提供了大米、某些种类的小米、荞麦、甘蔗、大豆、桃、杏仁，以及某些柑橘属水果。地中海地区和伊朗回报中国的是其他柑橘属水果、紫花苜蓿（养马必备）、蚕豆、豌豆、芜菁、菠菜，以及西瓜——最后这一物种源自非洲，但中国人只知道它是“西方之瓜”，表明它是经丝绸之路传来的。茄子经历了一个特别的来回往复过程，起初出现在东南亚或南亚的茄子又小又圆，后来传入中国南部和印度，从那以后成为伊朗和伊斯兰世界的主食。后来，体型更大更长的紫色品种从伊朗重新被引进蒙古人治下的中国。很多作物都是首先在大陆中部驯化的，随后沿东西两个方向传播。这包括印度驯化的柠檬、棉花（经中亚进入中国）和芝麻。而令人惊讶的是，好几种常见的食物，包括来自喜马拉雅和兴都库什山脉的胡萝卜、来自天山的苹果，甚至可能还有洋葱和大蒜，都起源于中亚地区。
小麦是最重要的作物之一，它与大麦都是在新月沃土驯化的，新石器革命之前，小麦的野生祖先在那里茁壮成长。公元前1500年前后，小麦和大麦进入了中国，中国农民用它们与大米轮种，一年可以出产两到三季的谷物。这给繁荣的经济和相对大量的人口提供了支撑。我们往往认为中国是个以大米为主食的国家，但中国北方人传统上也吃其他的谷物主食，其中最受人喜爱的是做成面包、面条和其他形式的硬质小麦。
这些其他形式的小麦制品中的一种就出现在吐鲁番之外阿斯塔纳[25]的一座坟墓中，其时期可追溯到公元7或8世纪。那是一种新月形捏褶食物，其中包有肉和小葱样的馅料，它在中亚沙漠东部边缘地下的木碗里安放了1200年之久，是早已风干的馅食。
当然，很多文化都有这样那样的馅食，作为食品类别的馅食无处不在或许是文化趋同的一个例子。在日本，人们认为一种名为“团子”（dango）的米制馅食“远胜于鲜花”——因为它们富含营养，而不仅仅是光鲜诱人。在上瓦本（德国南部），聪明的厨子在大斋期做肉馅的意大利饺子，据称他们推想上帝分辨不清面皮里包的馅料中有什么。这些馅食的正式叫法是“德国饺子”（Maultaschen），但它们还有个别称：“糊弄上帝的小骗子”（Herrgottsbescheiβerle）。
不过吐鲁番博物馆里的馅食却是沿丝绸之路广泛传播的一种特殊食物。它与三角形的中国“饺子”相似，把肉馅包在未发酵的小麦粉制作的圆形薄皮里，或蒸或煮；英语里有时把这种面食叫作“北京饺子”（Peking ravioli），如果是油炸的就叫“锅贴”。然而这种食物真正横贯了整个欧亚大陆：在日本、韩国、尼泊尔、阿富汗、吉尔吉斯斯坦、哈萨克斯坦、乌兹别克斯坦、西伯利亚、俄罗斯、亚美尼亚、乌克兰、波兰、拉脱维亚和立陶宛都有这种馅食，意大利和西欧其他地方也有类似馅料和包法的面食。它们的馅料多种多样（中国人喜用猪肉；哈萨克人喜用马肉；俄罗斯人把猪肉、牛肉和羊肉混在一起；回鹘人和乌兹别克人会加进南瓜），还可以配酱油、醋、酸奶油、酸奶、薄荷、黄油，或煮制这种面食的汤来食用。
这种馅食不但在丝绸之路沿线各地随处可见，其在各处的名称本身就有联系：从东北亚启程，经过中亚和高加索地区到达土耳其，土耳其语和其他阿尔泰语言都用了manti一词的某个变体；阿富汗人用的名称也是如此。在韩国，它们叫作mandu；在日本，这种新月形的馅食叫作gyoza，听上去像汉语的“饺子”，但日本人用一个相关的词manju来指代一种包子。汉语中有“馒头”（mantou）一词：如今，馒头是指蒸制的实心面团，但这个词曾经指代的就是有肉馅的面团或馅食。在俄语和其他几种斯拉夫语中，这个词是pelmeni——一个源自乌拉尔山脉科米人的西伯利亚语的不同的词。科米语把这种馅食叫作“耳朵面包”（因其新月的形状），他们在冬季狩猎时会带上冰冻的这种馅食，食用时煮熟即可。如此一来，这种讨人喜欢的食物的俄语名字就和中央欧亚的部落民族联系起来了，就像manti/mantou这样的词保留了中国与大草原游牧民族的联系一样。
这种馅食起源于何方？中国？意大利？中亚？平日里温和持重的欧洲和亚洲学者们在这个问题上陷入激烈的争执：马可·波罗究竟是把面食从中国带到了意大利，还是从意大利带到了中国？先不提马可·波罗（吐鲁番的馅食比他可要早大约600年），就算详尽的语言学分析能够确定土耳其语的manti是源自汉语的“馒头”，仍然无法就这种古老而常见的馅食类食物的起源达成定论。但可以确定的是，manti这种馅食之所以无处不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