牛津通识读本：丝绸之路 [8]
唐朝需要马匹是出于军事原因，但同时也因为其带有游牧色彩的贵族投入大量时间和金钱培养了所谓的“欧亚大陆王室马文化”；与阿拉伯使者交易宝马更助长了这种迷恋，唐朝贵族对皇家狩猎和马球的热爱也反映了这种迷恋——在当时的绘画和雕像中，甚至出现了妇女马球比赛的场面。马球是从波斯（那里的妇女和国王也玩马球）经过新疆的绿洲城市传入中国的，继而又从中国传到了高丽和日本。与此同时，拜占庭也同样从萨珊王朝治下的伊朗学会了一种马球的玩法，在伊斯兰教扩张之后，伊斯兰世界仍然非常流行马球。拜占庭和唐朝宫廷都有自己的马球场。与西洋棋、框架故事寓言以及鲁特琴一样，马球也是文化从波斯和印度中心向欧洲和东亚的丝绸之路外围地带传播的一个例子。
最早有关马球的记录之一来自伊斯兰教之前的波斯民族史诗、菲尔多西的《列王纪》。在伊朗（定居的文明中心）王子夏沃什和图兰（游牧突厥人的国土）国王阿夫拉西亚伯之间进行了一场剑拔弩张的比赛，双方在马球场上演了历史和文明的对决：
夏沃什跨上一匹烈马，用手把球抛起，木槌击中马球，马球高高飞起，直冲月亮而去，仿佛被吸入了云霄。阿夫拉西亚伯对这一击报以大笑，贵族们从惊愕中回过神来，异口同声地说此生从未见过这样出色的骑手……两支队伍由此开始了激烈争斗，暴土扬尘，遮天蔽日。
19世纪，英国人在印度自治领上学会了这种“国王的运动”，并为其制定了正式的规则，因此英国人也是从欧亚贵族做派的深井中汲取了精华。英国皇室至今仍在玩这个游戏。
马球的技巧和价值观念当然也来自狩猎和战争，特别是在马背上进行的战争。这三种活动都需要骑马技巧，整个欧亚大陆的君主都热衷于此，也都曾是精英地位的标志。起初被放牧用作肉食来源的马匹成为运输的工具，使得游牧民族扩张到大草原深处，在那里，它们和骆驼一样，成为丝绸之路上长途陆路旅行的交通工具。中央欧亚的部落民族在饲养和骑乘马匹方面的相对优势，确保了他们相对于欧亚大陆边缘的定居农业社会的军事优势，在某些地方，这种优势一直持续到18世纪；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马匹仍被用于军事实战，时至今日，由于它们与战争、统治地位和权力的关联，骑马表演仍然会出现在各种国家典礼上。
社会学家与经济学家约瑟夫·A.熊彼特认为，现代帝国主义并非像马克思主义者认为的那样，是由经济推动的，而是由统治阶级的一种无目的的征服欲望推动的，在社会阶层和意识形态上，这种统治阶级的起源是中世纪的骑士。即使到了20世纪初，这些贵族还是充满怀旧的心态和返祖的激情，其怀想对象就包括马匹和狩猎。他写道，阿拉伯、波斯和蒙古的骑手，乃至欧洲封建社会，都对同一个植根于战争和骑术的君主特质有所认同——如此就构成了“跨欧亚王室文化”。
饶有讽刺意味的是，熊彼特本人也喜欢骑马，不过众所周知，他对自己的本领，至少对自己的骑术谦抑有加。据称他曾说：“我早年有三个宏愿。我想成为世上最伟大的经济学家、奥地利最伟大的骑手、维也纳最风流的情人。可是，我从未能成为奥地利最伟大的骑手。”
葡萄酒
在丝绸之路上，文化趋同（相似的现象独立发生在不同的地方）和扩散（特定事物从一处蔓延到另一处）的例子比比皆是。主食谷物和牛在不同的地方多次被驯化；马的驯化和丝绸制作工艺首先在一地得到发展，但随后又被其他各地的人们急切获取和传播，盖因它们能够满足人类对军事实力、权力象征和艳丽服装的普遍追求。
酒精饮料则同时是文化趋同和扩散的范例。所有种植和储藏谷物的社会同样发现了谷物在水、酵母和其他成分的混合物中如何发酵，变成啤酒的过程；很多地方还会把水果发酵变成果酒。这些饮料除了富含营养成分外，还含有影响精神行为的复合乙醇。
可能是由于我们对酒精所共有的生理反应，因而尽管在习俗和社会意义上存在着很多明显的细微差别，欧亚大陆和全世界酒精饮料的消费都与某些相同的东西有关。例如，包括欧西里斯和哈索尔（“醉酒夫人”）在内的很多古埃及男女神灵都与酒精有着特别的联系。古埃及人在公元前4千纪就已酿造了复杂的烤面包风味的啤酒和红葡萄酒，前者是大众喝的，后者主要供精英阶层享用。埃及人的坟墓和神庙绘画常常会描绘饮酒的场面，酒精饮料也是葬礼上的主要物品。埃及人可能认为，酒醉可以促成与死者和神灵的交流。
美索不达米亚人也喝啤酒和葡萄酒。《吉尔伽美什》是一部古老的史诗，其中已知最早的诗歌可以追溯到公元前2千纪初；在这部史诗中，妓女夏姆赫忒（Shamhat）用自己的身体和大量啤酒引诱野人恩奇杜（Enkidu）走出荒野，加入人类的阵营。后来，当吉尔伽美什寻找通往冥府的道路时，是一个酒馆的老板娘给他指明了方向。
古代中国也从大约公元前4000年就开始酿造酒精饮料，最初是用谷物酿制，因而是一种啤酒（汉字“酒”用于表示所有的酒精饮料，但常被错误地英译成“wine”[19]。酒精是祭祀祖先的仪式中不可或缺的物品，中国早期的好几种青铜器都是专门用于为亡人加热和供奉这些奠酒的。在中国，和其他地方一样，饮酒也是人们日常聚会上的主要活动。商朝（公元前1600—前1046年）末年，纣王“以酒为池，县肉为林，使男女倮，相逐其间，为长夜之饮”[20]，这甚至可能加速了王朝的灭亡。虽然酒精饮料是在很多不同的地点独立发明的，也应该说在所有地方，美酒通常都或多或少地与欢乐、爱情和超验有关。
但葡萄酒——特别是以酿酒葡萄经驯化的野生亚种所酿制的酒——却并不普遍，至少起初并不普遍。它最终在欧亚大陆随处可见，是丝绸之路传播的结果。就像养蚕业始于中国而后传播到了西方一样，葡萄栽培始于欧亚大陆西部，后来传到了东方。最近的DNA研究有力地表明，葡萄首先是在新石器时代（大约公元前10000年）在高加索驯化的。有关驯化的葡萄——而不是野葡萄籽——的最早证据发现于如今的阿塞拜疆和达吉斯坦的新石器遗址。从那里开始，葡萄酒的生产在青铜时代完全成形，遍及美索不达米亚和地中海。饮用葡萄酒的证据出现在公元前3000年前的埃及坟墓，以及公元前2500年的希腊，远早于荷马笔下的英雄在“暗酒海”中航行。葡萄栽培传播到了伊朗的卡伦河高地平原和设拉子高地，饮用葡萄酒也让波斯文化活跃了起来。公元前5世纪的希罗多德告诉我们，波斯的社会名流在喝酒时思考他们最重要的事情，并在第二天早上决定是否实施他们的决定。如果他们碰巧在清醒的时候首先就某事做出了决定，就会在饮酒时重新考虑。希罗多德还提到，斯基泰人用敌人的头骨做成的杯子饮用混合了鲜血的葡萄酒（就像匈奴统治者用月氏对手的头颅做成酒杯一样）。
印度北部和中亚从波斯及亚历山大大帝的军队和随营人员那里学到了葡萄酒文化。巴克特里亚的贵霜皇室用希腊——罗马风格的巨爵（krater）饮用葡萄酒，并通过如今位于巴基斯坦境内的多个港口进口用双耳细颈瓶灌装的葡萄酒。但中亚也出产自己的葡萄酒。罗马地理学家斯特拉波在写到中亚的佳酿时说，这种酒可以在除去树脂的木桶里保存三代人之久。巴克特里亚某些神殿和寺院的雕刻场景和其他证据表明，佛教僧侣既会酿制也会享用美味的葡萄酒。无独有偶，在罗马帝国把葡萄栽培传遍了其整个西欧领土后，欧洲的早期基督教修道院也曾经是著名的葡萄酒商。西罗马帝国覆灭之后，罗马天主教会在中世纪期间保持了酿酒的传统和技术，为的是在弥撒仪式上使用葡萄酒，他们认为这种暗红色的液体可以变成耶稣的血。东正教和东方教派，或称“聂斯脱利教派”，同样也在圣餐中使用葡萄酒（英国圣公会也是如此）。这种宗教集会的本意并非在仪式上喝醉；显然，西方和东方的基督教像某些早期的佛教徒和古埃及人一样，认可葡萄酒的这种超自然特性，并用它来象征和强化崇拜者与上帝的联系，以及崇拜者彼此之间的联系。
图4 健驮逻国印度——希腊风格的石雕，表现公元1或2世纪的一个宴会场景。左侧的妇女手持盛满葡萄酒的双耳细颈瓶；她身边的男子在用一只基里克斯杯[21]喝葡萄酒。右侧的乐工在演奏手鼓和短颈鲁特琴
中国位于这条传播链的东端。一颗小小的中国葡萄在中国发酵的时间可能与新月沃土和埃及一样早，但中国的葡萄栽培并非始于那时，葡萄一直未能在中国人的饮食中占据重要地位。张骞报道了费尔干纳的葡萄，并带回葡萄种子，种在汉朝的首都。但即便葡萄酒在中亚很常见，它在中国始终是舶来品。公元384年，中国军队在一个名叫吕光的将军指挥之下入侵中亚的世界性绿洲城市和佛教中心龟兹，“士卒沦没酒藏者相继矣”[22]。两个半世纪后，僧人和旅行家玄奘在伊塞克湖（今吉尔吉斯斯坦境内）附近西突厥叶护[23]的军营里见到了葡萄。这是一个典型的发生在丝绸之路上的生动场面：游牧部落精英身穿绚丽夺目的丝绸刺绣服装，叶护本人身穿绿缎衣，用十英尺长的丝绸头巾束着他蓬松的头发。大帐里，叶护和大臣们与玄奘以及来自中国和高昌国（如今在吐鲁番附近发现了它的遗址）的使节们坐在软垫上。游牧者和使节们听着中亚乐队奏出的音乐，喝着酒，气氛越来越活跃，而有节制的玄奘喝的是甜葡萄汁。如果主人用葡萄汁特别款待僧人，那么他的同伴们饮用的很可能就是葡萄酒了。
十几年后——在公元640年代——葡萄栽培技术来到了中国本土。叶护的继任者给唐朝宫廷送来一份适合酿酒的紫“马奶”葡萄作为礼物。然而即使在唐朝征服了新疆的好几个绿洲城市、把酿酒的地区纳入中国版图之后，葡萄酒仍然是与“西域”（拜占庭、阿拉伯、波斯和中亚）有关的舶来品。高昌国给唐朝宫廷送来了葡萄、葡萄干和葡萄酒作为礼物。高昌国“马奶”葡萄的剪枝被种植在唐朝的都城长安（今西安）和中国西部的甘肃。唐朝的工匠以希腊式的葡萄串来装饰铜镜和大马士革锦缎，或是制作陶瓷“来通”（地中海式的角形酒具）或葡萄酒罐来模仿萨珊的银箔执壶。一个唐朝的葡萄酒具上就画着一名肤色黝黑的粟特人，笑着环抱一只跟他一样大的罐子。
唐朝还是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