牛津通识读本：丝绸之路 [7]
最后，二道桥的烹制食品也会让我们想到各种烹饪方式如何在欧亚大陆之间传播。大陆上随处可见的面条与馅食既可以例示扩散，也可作为文化趋同的范例，但用于制作这些食品的小麦则是在新月沃土率先驯化，并逐渐传入中国北方，使得那里的农民可以种植第三种越冬作物。于是像中亚一样，小麦——而非大米或小米——成为中国北方的主食。折边包馅的面食这种特殊的小麦制食品或许可以被看作典型的丝绸之路食物。
DNA（脱氧核糖核酸）与人类的迁徙
DNA年表和化石证据表明，7万——13万年前，解剖学意义上的现代人类（智人）经由中东地区走出了非洲。他们跟着成群的大型食草哺乳动物走上了欧亚大草原，在那里分道扬镳，各向东西，取代了早期的直立人和尼安德特人，并有可能与其混种。这些远道而来的旅人是丝绸之路上的先驱——也是我们大多数人的祖先，还是现代非洲人和更近期迁出非洲之人的远亲。3万——4万年前，人类迁徙到了东亚（新的遗传学证据表明，东亚人不太可能是由中国本地的直立人群体独立演化而来的）。大约在最后一次冰川期，最多25 000年前，一些人利用海平面较低的优势，通过东北亚和阿拉斯加到达了美洲。另一群人迁徙得更早，在大约4万——6万年前，沿着欧亚大陆南部，经过印度尼西亚，最后在澳大利亚定居。
大约17 000年前，随着最后的冰川撤退，欧亚大陆上的各民族开始分化为独特却并非孤立的语言和文化群体，也就是旧世界各种不同的文明。尽管最早的动植物驯化发生在大约一万年前的中东地区，但欧亚大陆和美洲的不同族群也都成功完成了各自独立的驯化。考古学和基因数据显示出一个复杂的模式，即在非洲——欧亚大陆，某些驯化（例如牛）曾在不同的地点多次独立发生，而其他动植物（包括马）的驯化则可能首先发生在一个地点，随后驯化物种通过跨欧亚交流的机制，连同饲养和种植技术一起传播开去。这个过程一直延续到有史时期，至今仍在发生。从1990年代以来，以乌鲁木齐为首府的新疆成为世界上最大的番茄产地，那可是新世界的作物，直到公元16世纪和“哥伦布交流”之后，才传到欧亚大陆来的。
DNA研究虽然仍属新兴领域，但也能提供相关信息，或是证实我们从考古证据和史料中所知的关于其他跨欧亚大迁徙的情况，包括那些对丝绸之路产生过重大影响的迁徙。在哈萨克斯坦发现的人类遗骸上研究线粒体DNA的科学家们发现，可以追溯到公元前7世纪及更早的样本中含有与欧亚大陆西部世系（单倍群）有关的标记，却没有欧亚大陆东部的标记。这与语言学家和考古学家的说法吻合：驯化了马并使用马车之后，说原始印欧语的人向西行进，进入了大草原的深处。当然，希罗多德笔下的斯基泰人起初就属于欧亚大陆西部世系，他们说伊朗语的事实就能说明这一点。
如此说来，在新石器革命后的一千年里，第一波迁徙潮的主要方向看来是从西方到东方。因此，如今安放在新疆维吾尔族自治区博物馆、至今保存完好的那些制作年代在公元前1800年到公元200年的塔里木盆地“木乃伊”，看上去很像“欧洲人”（尽管他们及其祖先都不太可能来自黑海以西的地方）就不足为奇了。他们也拥有欧亚西部的基因标记，是因为来自这些单倍群的人都住在中央欧亚。其他类型的证据——包括希腊和印度语源的名字，以及数个世纪之后的文本——都让学者们认为，其中至少有一些人生前说的是吐火罗语，也就是原始印欧语的一种早期派生语言。吐火罗语本身可能又与贵霜帝国有关，或许也和被匈奴从如今的中国西部赶到阿富汗和阿姆河沿岸的月氏部落联盟有关。
对于哈萨克斯坦古代遗骸的分析还有另一个发现。年代为公元前7世纪以后的样本中含有欧亚西部和东部的单倍群混合标记——混合比例几乎恰好是五五开，此外还有一些与印度有关的单倍群。因此，大约公元前4千纪开始从西方迁出的迁徙潮，在公元前1千纪中期前后又全面回迁了，当时东部后裔各民族正在向西扩张：在公元1千纪到2千纪，向西扩张的或许先是原始匈奴人，紧随其后的是突厥人和蒙古人。中央欧亚的现代人口高度异质化，每个人都同时具有欧亚西部和东部的标记。这正是我们应该在丝绸之路沿线各民族身上看到的情况。
蒙古人的生物学遗产
征服欧亚的蒙古人也留下了自己的基因遗产。在曾经属于蒙古帝国版图的地方，大约有8%的男性的Y染色体上有一个独特的标记，可以追溯到700—1000年前的蒙古。关于这个标记的最佳解释是，成吉思汗前几代的一个男性祖先的Y染色体上携带着一个无害而独特的变异。成吉思汗和他死后留下的王朝也携带着同样的遗传标记，起初携带此基因的人数很少，但他们个个儿孙满堂，因而其基因印迹遍及欧亚。实际上，蒙古人的基因遗产甚至要远远大于这种男性世系的标记所提示的，因为我们无法通过女性的基因标记来追踪蒙古的后裔。
然而也有人说，蒙古人最大的人口统计学遗产并不是增加而是大幅减少了人口。这不仅是因为他们使用暴力，有时还会以屠杀为战略，还因为他们促成了导致瘟疫的鼠疫杆菌的扩散。1346年，蒙古人在攻打克里米亚的卡法城（Kaffa）时，把死于瘟疫之人的尸体投到城里，以加快攻城的进度。意大利商人又把受到感染的老鼠、跳蚤和人从卡法传播到地中海和西欧。在欧洲，黑死病杀死了三分之一的人口；在伊朗、伊拉克、叙利亚、埃及和北非也造成了恐慌，对港口和贸易城市的打击尤其沉重。
曾经的流行观点认为，蒙古人无意间把瘟疫从中国西南部带到了欧洲，在此过程中，中央欧亚大草原的土拨鼠和其他啮齿类动物温暖舒适的洞穴成为疾病的永久存身之所，因为跳蚤和瘟疫细菌可借以越冬。以这种观点来看，瘟疫就是最初的全球化者造就的传染病。这个理论的问题在于，没有明确的证据表明14世纪中国发生的传染病就是瘟疫，或者表明当时在印度或中亚的各个丝绸之路城市爆发过任何传染病，且该瘟疫可能经由丝绸之路传播到了欧洲。瘟疫的确是大草原上所特有的，但没有任何历史证据表明其发展成型的具体时间——那很可能是在蒙古帝国之前。
和丝绸之路的其他故事一样，基因组测序让人们了解到一些新的细节。与采自其他任何地方的样本相比，从现代中国取样的鼠疫杆菌样品显示出最显著的系统发育多样性——这说明中国是其发源地。此外，某些试验表明，这种疾病最古老的品种同样出现在中国。然而，基因组测序过程鉴定，在前苏联发现的多个变种才是该基因树的根源。因此，虽仍然不清楚瘟疫究竟始自何方，但我们可以说，蒙古人无意间帮助瘟疫从欧亚大草原传播到了北欧和地中海，也有可能从大草原传播到了中国北方。
马与跨欧亚王室文化
在如今的英语世界，我们对马所怀有的喜爱与尊重不逊于我们对狗的态度。我们给马取名字；为它们的特质赋予人性；还围绕着它们设计各种活动（马术表演、赛马会、猎狐等），作为精英社会阶层的标志。马可不是养来吃的。
然而，很久以前在欧亚大陆，我们的祖先把马匹看作供狩猎的可食猎物。人类一定在驯化马之前就理解了马的行为，这可能是因为在狩猎某个野生的马群品种时与之有了长期的接触和观察。在驯化了牛和羊很久以后，马仍然充满野性。实际上，考古学记录并没有直接揭示出马最初是何时驯化的；尽管在很多考古遗址都发现了马科动物的骨头，但这些马也可能是狩猎得来或食用之前短期饲养的。
公元前5千纪末到公元前4千纪初的气候变化将整个欧亚大陆笼罩在严寒中，或许打破了原有的平衡。马匹在冬天获取食物的能力胜过了牛羊：它们可以用蹄子扫清地上的积雪，踩碎覆盖着水源的冰层，而其他食草动物只会使用自己柔软的鼻子。或许因为在更严寒的冬日需要进食肉类，欧亚大陆的人——同样，很可能是黑海和里海以北的大草原上的居民——开始捕食母马。大约在公元前4800年后，人类利用捕获的母马成功地培育出一匹种马。遗传学家告诉我们，如今世界上所有的家马都是那匹公马的后代。它可能相当温顺，这符合人类的需求，而考虑到野生的公马会戒心极强地守卫自己的“后宫”，在这种竞争压力之下，与人类合作或许是这匹马获得交配对象的唯一选择。
第一批家马的饲养目的是肉用家畜，或许也是马奶的来源，而不是作为运输工具。曾经有人认为，直到公元前2500年，人类才驯化了马，并且马匹最初是被套在货车上的，后来才直接骑乘。但一种测量青铜时代前马匹牙齿磨损程度的巧妙方法表明，从至少公元前3700—前3000年起，很可能是为了捕猎其他马匹，哈萨克大草原上的人就开始用非金属的马衔来骑马了——这可能要早于更靠西部的地区。
从大约公元前4800年起，马匹开始出现在坟墓和雕刻物的象形文字中，起初只是被描述为驯化动物的一种，但后来就被用作力量、活力或贵族地位的象征——它们至今仍有这样的象征意义。战车的兴起巩固了马匹在战略和军事上的重要性，虽然在公元前1千纪，战车本身便不再用于战事了。马匹被埋在皇家陵墓中陪葬，有些带有战车，有些则不带：这样的古墓遍布欧亚大草原，乌克兰、俄罗斯、哈萨克斯坦、西伯利亚和新疆处处可见。希罗多德描述过一个青铜时代的斯基泰王陵，有50匹骏马陪葬。秦始皇在西安郊外的陵墓或许以更大的规模呼应了同样的欲望：除了成千上万的陶俑武士之外，他的陵墓中还有供他本人在极乐世界驰骋的陶马和战车。
马匹和丝绸一样，在中国与北方大草原各民族和丝绸之路的关系中扮演着重要角色。像中东、波斯南部或印度一样，中国的大部分地区都不适宜养马，需要从蒙古大草原和西藏高原持续补充牲畜。这些动物是头大毛长、鬃毛粗硬的马驹，与亚洲原有的普氏野马（这种野马是以19世纪“发现”了这种动物的波兰裔俄罗斯探险家[17]的名字来命名的）是近亲。普氏野马如今只存活于动物园和保护区。
公元前2世纪，张骞报告说河中地区“多善马，马汗血，其先天马子也”。[18]这一说法启发了中国人关于高大的阿拉伯马的生动想象，把它们和半幻想的西方极乐世界、天堂，甚至龙联想在一起，在他们的想象中，最好的马是龙的子嗣。出生于唐朝的边陲哨所，即如今哈萨克斯坦或吉尔吉斯斯坦境内的中国诗人李白就曾在《天马歌》一诗中以狂放的笔触写下“天马来出月支窟，背为虎文龙翼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