牛津通识读本：丝绸之路 [6]
印度莫卧儿王朝（1526—1757）的缔造者巴布尔是中亚人，拥有帖木儿和成吉思两系的血统，但他更崇尚自己的帖木儿祖先，即使在征服印度之后，他仍然心系阿富汗与河中地区。莫卧儿帝国算是蒙古和帖木儿的继承国，移居到了欧亚大陆的边缘地带，但欧亚大陆边缘的其他非游牧国家也学到了突厥——蒙古传统的方方面面。伊朗的萨菲王朝（1501—1722）和奥斯曼帝国（1299—1922）都把部落的游牧军事力量和对农耕人口进行的官僚统治相结合。加上莫卧儿王朝，这三个国家常被称为火药帝国，认为它们之所以能够把军事力量和基于农业的后勤能力结合起来，是因为在军队中推广了火药武器，相应地带来了人员、防御工事和财政组织的变化。但除了火药之外，它们还受到了欧亚大陆游牧型帝国的影响。就此而言，还有一种类似的观点把中国的明朝（1368—1644）也算在其中：明朝虽然仇视蒙古人的统治，却保留了蒙古军队组织的很多特征，它建立之初的几十年在大草原和海上都积极扩张，并与中亚保持着外交和商业关系。
就连莫斯科的沙皇俄国（1547—1721）和俄罗斯帝国（1721—1917）也可被视为蒙古人的继承者，清帝国（1636—1911）也是如此。这两个帝国最终都击败了后蒙古时期中央欧亚的部落民族和汗国，并把这些地区各自的部分纳入自己广阔的帝国版图；此外，两个帝国也都以蒙古人的方式把对农业和畜牧民族的统治结合起来，只不过他们的行政效率、交通所及和执政寿命都超过了蒙古人。从一种角度来看，这导致耕地人群对大草原人群复仇，在两千年后实现了一次势力天平的大反转。但这两个包围了大草原的近代帝国本身既是大草原传统的继承者，也是定居帝国的接任者。
俄罗斯帝国除继承了拜占庭和东正教传统之外，还采纳了蒙古人的一系列具体做法和制度，包括某些税赋、军事装备和战术，以及基于蒙古人的yam建立起来的驿道系统。除了这些显而易见的延续之外，我们还可以看到，自15世纪中叶以来将强大的中央统治权集于大亲王、沙皇或皇帝这一传统有了新的发展。沙皇俄国的意识形态并不直接源自中央欧亚：“沙皇”（tsar）一词的词源是“恺撒”（Caesar），延续了拜占庭人把世俗和宗教的最高权威集于君主一身的传统，俄罗斯人把蒙古可汗也称为“沙皇”。而皇帝蒙神施恩的概念与中央欧亚地区天降可汗的传统完美契合——在这一点上与中国的“天子”概念如出一辙。此外，俄罗斯的沙皇明显采纳了可汗制的模式，与哈萨克人和其他中央欧亚部落民族保持着世袭的统治关系。在中央欧亚的人看来，俄罗斯君主就是“白可汗”。
清朝确实是蒙古的继承国，不仅因为它自己的部落建国者——满族人——一直保持着与蒙古部落贵族的密切关系并相互联姻，也因为它在与蒙古和中亚（它从蒙古统治者手中接管的地区）的非汉民族打交道时，有意识地利用了成吉思血统的正统地位。清朝的皇帝们在与中央欧亚的人交流时标榜自己是“神圣可汗”，并且和他们之前的元朝大汗们一样，是藏传佛教的大恩主。除使用这些意识形态手段之外，清朝还依靠在中国收取的巨额农业和商业税赋，在大草原上部署骑兵，彻底消灭了准噶尔（另一个有帝国野心的蒙古联盟）。这些征服使得20世纪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比16世纪的中国明朝的版图扩大了一倍。
而蒙古帝国之后的丝绸之路情况怎样？它看上去当然与古典时期、中世纪，甚至蒙古时代不同了。清朝消灭了准噶尔人之后，再也没有来自大草原的游牧帝国占据中央欧亚的“中间地带”了。相反，在16世纪和17世纪，俄罗斯人穿越西伯利亚，向太平洋和清朝的北部边境进军，为满足世界市场的需求寻找毛皮，并为俄罗斯和欧洲寻找茶叶。到17和18世纪，俄罗斯人对棉纺织品和印度人对马匹的需求，推动了经由中亚的庞大贸易，塔什干等传统的丝绸之路货物集散地都是受惠者。清朝向西扩张，进入新疆，把中国人和中亚商人凑在一处，茶叶、大黄、陶瓷、白银和丝绸在帝国边境上自由流动。与丝绸之路历次鼎盛时期一样，近代的中央欧亚帝国统一的结果，也是在俄罗斯、印度、波斯、中亚和中国之间促成了更密切的联系、更庞大的共有知识体系，以及更繁荣的贸易往来。
第三章 丝路上的生物学
乌鲁木齐的大巴扎[15]如今早已被一个购物中心所取代，里面有家乐福超市和肯德基快餐店。但单看外面步行街上的那座骆驼铜像，还真说不清这是在哪里。直到21世纪初，二道桥大巴扎一直是个挤满了顾客和商人的火灾隐患。一个角落里的漂亮纺织品熠熠生辉，里面有维吾尔和乌兹别克妇女穿的中亚艾提来斯（etlas）纹样的裙子：其上的丝绸与垂直的曲折色带共舞——或者也常有用涤纶替代丝绸的。还有成串的淡水珍珠，成排的地毯，一盘盘镶嵌着珠宝的小刀。但这里也是个生意兴隆的食品市场，本地的维吾尔人、汉人和回民（中国穆斯林）和观光客一起拥挤在狭窄的通道里，从整扇整扇的羊肉下钻过，呼吸着羊肺和羊杂汤的热气，一路上低头可见黄杏、杏仁、马奶葡萄、白葡萄干、胡椒、长豆角、番茄、大葱、芫荽、孜然、红辣椒，以及红茶和绿茶。
1990年我第一次去二道桥时，在排档外面走过，维吾尔族厨师在里面的摊位上烤羊肉串，把馕和羊肉洋葱馅的烤包子（samsa，和“咖喱角”是同一个词）从黏土烤炉里钩出来。两个戴着素色头巾、突厥人长相，一眼就能认出是哈萨克人的妇女蹲在墙边。两个女人中间，在她们刚吃完的一堆西瓜皮旁边，立着一只肮脏的十升装塑料油瓶。“马奶酒，马奶酒！马奶酒——马奶酒”——马奶酒！她们喊着。只需掏出价值区区几个便士的破旧中国钞票，她们就会拧下瓶盖，把米白色的泡沫液体倒进一只有缺口的青花饭碗。我提心吊胆地闻了闻。有一股奶酪一样的咸味；浅灰色的表面上泛有微小的泡沫。我喝了一小口，又喝了一大口，最后一饮而尽。
马奶酒是发酵的马奶，味道像美味的酸奶饮料，或是冒泡的稀薄酪浆，略带一点酒精味。刚刚从令人窒息的巴扎挤出来，那马奶酒喝起来清爽可口，我二话不说又买了一碗。
史学家们常说起15世纪末欧洲人抵达美洲后发生的动植物“哥伦布交流”。旧世界的作物、杂草、家畜和病菌在短短几十年时间里改天换地，对美洲人口不啻是一场浩劫，最显著的破坏来自旧世界的细菌在此前绝无先天或后天耐受力的美洲土著中引发的传染病。被带到旧世界的新世界作物包括胡椒、番茄、土豆、玉米和烟草，也同样产生了重大影响：中国的人口和经济规模从16世纪到18世纪翻了一番，部分原因就是来自新世界的玉米和白薯可以在不毛之地生长，为农民提供了廉价的替代热量，让他们得以出售大米和其他细粮。久而久之，起源于欧洲的技术优势传播到了美洲，美国相对较早地采用了整套技术和经济创新，开始了我们所谓的工业革命。
丝绸之路上也发生过类似的交流，不过其特征并非突然的接触，而是跨越数千年的无数次邂逅。虽然欧亚大陆东部和西部各民族从未彼此完全隔离，但长期的跨欧亚交流把此前各自独立的新石器时代农业系统联结了起来，互相吸收和补充。考古学家和历史学家认为，中国和东亚的农业发展独立于新月沃土、埃及和印度。欧亚大陆西部的早期农业起初建立在小麦和大麦耕作的基础上，东亚则是依靠小米和大米。然而，从史前时代开始，能够为人类所利用的各种动植物一直就是在这些起初截然分离的极点之间扩散和传播的。
二道桥大巴扎就位于欧亚大陆的地理中心，那里的每一个角落都明白彰显着跨欧亚生物和技术交流的历史和现实。熙熙攘攘的人群的面孔带着中国人、突厥——蒙古人和伊朗人的特征，暗示着从古到今的多次迁徙；最近的DNA研究证实了这一说法，并指出实际情况可能更加复杂。市场上出售的很多蔬菜和肉类正是中国、印度、波斯和/或西南亚动植物杂交的产物。我拿来喝马奶酒的廉价青花瓷碗虽然是现代工业品，却再现了欧亚大陆与中国共有的色彩和样式，是伊斯兰世界、中国和西欧之间从9世纪到19世纪相互交流的成果。当然，养蚕术的传播也涉及动物（蚕）和植物（桑叶）以及织布技术的西渐。
马奶又如何呢？马的驯化对人类历史的影响没有任何其他动物能及，它彻底改变了劳动、运输和战争的形态。人和马的这一长期合作始于欧亚大草原，压轴戏也发生在那里。战车技术跨欧亚大陆的传播就是最早的绝佳范例之一，说明了军事技术扩散之快、影响之广。
就连我饮用发酵奶这个事实也讲述了一个令人着迷的故事，事关在欧亚大陆的两端人类自然选择以及各种基因和文化共同演化的不同模式。能够耐受乳糖的人群发生了突变，使得他们直到成年一直可以持续产生乳糖酶，用于分解奶中的乳糖。这些突变只是区区几千年前（人类驯化了奶牛之后）才开始独立发生在非洲——欧亚大陆的不同地区，乳糖酶续存性一直最普遍地出现在北欧人后裔中。另一方面，东亚人口的乳糖酶续存性出现比率极低，就算在游牧民族中也是如此。但让奶发酵的细菌可以把奶中的乳糖分解成容易吸收的糖类。因此，发酵的奶制品（乳酪、马奶酒、酸奶、酸乳酪、克非尔[16]等）是蒙古人和哈萨克人饮食的一大特点。13世纪的欧洲僧侣兼旅行家鲁不鲁乞得知他遇到的游牧民族喝“酸奶”或马奶酒时，着实吃了一惊。
奶制酒精饮料相对罕见，但几乎每一个人类文化都用谷物和水果开发了酒精饮料。各种酒精饮料大致可算作文化趋同的一个例子：在不同地区，人类的发展平行而彼此独立。但二道桥大巴扎的葡萄，那些压弯了费尔干纳的藤架或是在吐鲁番炎热的沙漠空气中变成甜葡萄干的葡萄，却是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