牛津通识读本：丝绸之路 [10]
第四章 丝路上的技术
韩国人大多是了不起的登山者。就算年长的远足者也步履轻捷，对陡峭的地形或令人倦怠的潮湿不以为意，也很少停下脚步休息。他们还装备精良，就算星期天到首尔的北汉山远足，也会全副武装：除了随处可见的遮阳帽和印着山寺行程地图的花绸大头巾之外，很多韩国远足者还穿着戈尔特斯（Gore-tex®）面料的靴子、超细纤维的快干衣、超轻的背包，驼峰（CamelBak）公司的储水系统，还有伸缩式的钼制手杖。当他们真正停歇下来，准备进餐的时候，就会铺开一碟又一碟的腌肉、烤鱼，以及各式泡菜，配着小绿瓶装的烧酒（soju）——一种带甜味的土产伏特加——享用。吃饭时，很多人喜欢舒服地坐在一种小型折叠凳上：两个用螺栓拧紧的长方形金属管料，中有横轴，布料座椅横铺在一端表面。
这种野营凳——一个经典的设计，韩国人用航空铝进行了改造——大概起源于北非，经过中亚，大约公元2世纪到达中国，中国人给它取了一个意味深长的名字：“胡床”，意即“野蛮人的椅子”。从古典时代起，亚洲人就知道胡床了，但它一直是个特色物品，因为东亚人不坐椅子。英语中把“毛主席”中的“主席”翻译成“椅子人”（chairman），“主席”是个古老的中文词，字面意思是“席子的主人”，因为那才是古代中国人在正式场合的坐具。所有这些都表明，就算是最司空见惯的“技术”，也有一部跨大陆的历史。
古代中国在技术上当然有能力制造椅子，但直到10世纪末11世纪初，固定框架的椅子——硬座面、靠背和扶手——才成为中国人室内的常见摆设。在那以前，在中国最早提到椅子是在佛教中，起初是用在神灵的坐像上（诸如龙门、云冈和敦煌石窟），后来是在劝诫僧侣的文字中（椅上打坐可避虫蛇）。从那以后，中国的宫廷开始使用椅子和王座，椅子后来才降下社会等级，进入寻常百姓家。如此说来，正是印度和中国之间长达数个世纪的与佛教传播有关的交流，才把椅子带进中国，并鼓励人们将它作为日常家居用品。
丝绸之路的历史上有过几次增进交流的时期和几个轴心。印度和中国之间的联系始于公元1世纪，直到9世纪中期才逐渐减弱，不但带来了佛教，还有很多非宗教的思想和物品。例如，除了椅子之外，中国的皇帝下旨采用了印度人从甘蔗中精炼白糖的技术。公元7世纪，阿拉伯军队暴起于阿拉伯半岛，产生了一个伊斯兰帝国和文化影响区域，使得大陆中部的大部分地区同样增进了接触和交流。从11世纪到13世纪，十字军让西欧与地中海南部和波斯重新取得联系，再次将经过伊斯兰教育改进的古典知识引入欧洲。蒙古人统一欧亚大陆，领土从高丽一直延伸到匈牙利，促进了很多跨大陆的双向交流和传播，包括军事技术和数学、天文学、制图学、农学及其他艺术和技术。
丝绸之路在很大程度上是由这样的时期所成就的，虽然人们习惯于把它想象成一条和平的高速公路，但事实上这些交流的增进却都兴起于战争和帝国的征服。就算是中印之间的联系，尽管表面上看来掌握在佛教僧侣的手中，也得益于汉唐时期中国军事扩张进入中亚，以及皇家资助的使团和翻译项目。这应该不会让我们感到意外：现代历史上意义最为深远的技术交流——工业化，就不仅仅是由个人或市场所推动的，也是国家的战略举措。当今很多新技术的推广也是一样。
丝绸之路的经纬线
和马一样，蚕的驯化也有数千年了。和马一样，丝绸也是与欧亚大陆的精英阶层密切相关的产品。丝绸和马匹是丝绸之路上最常见的一对交易物品。在最初的几个世纪里，中国的丝绸纺织品从东方运到西方，但持续时间更长、最终也意义更为重大的，却是在农业经济和畜牧经济之间、将丝绸（和其他）纺织品从南方运到北方的交易。马匹和丝绸分别代表了大草原和耕地的本质，前者体现了中央欧亚游牧民族的军事力量，后者象征着欧亚边缘地带的文雅精英着重于感官享受的温和生活。农业土地上对于运输和骑兵坐骑的需求与游牧部落对于纺织品——特别是精美丝绸——的需求互补，丝绸象征着正统和地位，帮助游牧精英获得属下的支持，还可再次出售谋取利益。这种差异和互补构成了丝绸之路历史的一个主要推动力。
人类与丝绸的关系是私密、家居、女性化的。传说养蚕的发明者是西陵氏，神话中的华夏祖先黄帝之妻（据说她生活在公元前3千纪中期，但迄今发现的蚕茧可追溯至公元前5000—前4000年）。西陵氏无意间把一颗蚕茧掉进热茶中，发现这样可以把蚕茧展开，变成一根连续的长丝。另一个故事是，公元1世纪，有一位中国公主嫁给了中亚的一个国王，为了保证自己能得到足够的丝绸供应，她把蚕种和桑树种子裹在头饰中，偷偷带到了和田。一千年后，据说意大利的女人在自己的双乳间用袋子孵化蚕种。
人类长期直接干预蚕蛾（Bombyx mori）的繁殖，使它再也无法在野生环境中生存了；丝绸生产的基本条件自古代以来并没有太多变化。世界各地的养蚕人家在满怀关爱地守护和孵化那些小小的蚕种（一盎司[26]有35000个）之后，就会点燃火盆或者住到谷仓去，把温暖的房子留给柳条盘子里的幼虫，以保护它们免受早春寒意的侵害。如今，蚕种和幼虫仍在蚕盘中孵化和养育，蚕蛾的幼虫只会贪婪地吞食一个品种的桑叶；出产一磅丝需要大约200磅桑叶。细心的养蚕人日夜操劳地喂养这些虫子长达五周左右，直到它们将近3英寸（7—8厘米）长。这些虫子随后会通过头部的腺体吐丝，那是一种由蛋白质（蚕丝蛋白）和树脂（丝胶）合成的物质。它们以“8”字形不停地转动头部，用一条长达4000英尺（1200米）的强韧丝线把自己裹在茧中。在整个过程中，传统的养蚕人家像新生儿父母一样照料着它们，避免发出大声响，让它们吃得饱饱的，还要清理蚕盘上的排泄物。整个过程的这一微妙阶段也曾有过迷信：例如在中国，来月事的女人不能进入养蚕的房间。
图6 和田妇女展示传统的纺丝技艺。在水中煮蚕茧即可缫丝，然后将其纺成较粗的纤维，以便染色和纺织
一旦结茧，养育过程就结束了：在它们变成蛾子钻出来之前，人们就用蒸汽或是传统的浸入开水的做法迅速杀死蚕虫。随着热量溶解树脂，就可以找到细丝的末端并将其展开。五到七个蚕茧的细丝纺在一起组成一根丝线。用这种丝线织成的织物柔软强韧，比羊毛或植物纤维更易于染成绚丽的颜色。丝可以织成整匹的纱罗——最初钟爱这种丝织品的是罗马人，也可以织成大花的大马士革锦缎。
古代希腊人和罗马人认为，丝绸来自一个叫作赛里斯（Seres）的地方——语言学家近来论证，这个词的词源正是汉语的“丝”字，最终的词形经过了各种中央欧亚语言的过滤。但即便绫罗加身，又对其垂涎不已，罗马人也并不知道丝绸制造的技术。维吉尔在《农事诗》（公元前1世纪）中写道，当时的罗马人普遍认为丝线是从树叶上梳理下来的；大约与此同时，希腊地理学家斯特拉波说，丝是生长在印度的某些特殊树种的干树皮。一个世纪后，老普林尼仍将赛里斯人的丝描述成“在他们的森林里找到的羊毛”。赛里斯人，也就是中国人，将其浸湿，梳掉上面的绒毛，“然后，他们把解开织物、重新编织这两重任务交给了我们这边厢的女人。所以说，为了制成一件我们的贵妇人们公开展示其魅力的华服，需要多少辛勤劳作，还要到多么遥远的地方去劫掠一番”。看起来罗马的女人会修改进口的丝织品，要么是松开紧密的编织，要么是将其改做成某种饰带。因此，罗马诗人卢坎在提及克娄巴特拉[27]时写道：“她洁白的胸脯透过西顿城的织品熠熠生辉，这种织品是用赛里斯人的筘座细密编织而成，尼罗河的工匠用织针分离，并通过延展织物松开了经纱。”
普林尼大肆抨击这种透明的昂贵织物。哲学家塞内加同意他的观点，据说他曾悲叹道：
我也看到了丝制的衣服——那应该不能称作衣服，它不能保护身体，甚至都不能遮羞——身穿这些衣服的女人都无法真诚地宣称自己不是裸体。这种布料价格极其昂贵，它们来自如此遥远的国度，连那些国家的名字我们都无从知晓；拜昂贵价格所赐，我们的妇女在长椅上对着情人搔首弄姿，就这样曝露在众目睽睽之下。
看看他们为点儿蚕虫的唾液废了多少口舌！然而从这些保守派批评家们的激烈言辞中我们得知，丝绸在当时的罗马帝国还是新鲜事物，使用者刚从统治阶层拓展到略为广泛的社会阶层，但仍为精英人士所专属。在北欧的一些考古遗址发现了可以追溯到那以前数个世纪的微小碎片，但直到公元前1世纪至公元后1世纪，丝绸才为罗马人所知并日渐普及——时至今日，丝绸仍然不远万里地从中国辗转而来。
有人说张骞开辟了丝绸之路，这种说法是错误的——如前文所述，跨欧亚的交易可以追溯到张骞之前数千年。但张骞为了寻找对付匈奴的盟友而走访中亚（约公元前129年）的确促成了中国丝绸在中亚的热销，它从中亚经由巴克特里亚（贵霜帝国）、印度和帕提亚一路交易，其中有些最终抵达了罗马。然而，中国丝绸西渐的本意并非作为一种消费品，而是推行帝国政策的工具。在这一时期，汉帝国把大量丝绸运到北方去绥靖匈奴，换购马匹。张骞后来有一次出使一个名为“乌孙”的新疆北部游牧民族时，带去了价值一亿钱（中国货币单位）的黄金和丝绸。后来，为了获得来自西方的高头大马而被派驻中亚其他国家的汉朝使节多达数百人，司马迁在《史记》中对其中的很多人都嗤之以鼻，称他们
皆贫人子，私县官赍物，欲贱市以私其利外国。[28]
这说明除了官方交换外交礼物之外，还夹带着走私行为，惹恼了中国的“太史公”们。下一个在中亚广泛运作的中国朝代是唐朝，同样为了战略目的而利用本国丝绸生产的相对优势。唐朝主要以丝绸制品来支撑其在“西域”（今新疆）的行政经费——数量高达每年90万匹，用作通货。那些年，唐朝向如今蒙古境内的突厥人和回鹘人运送了数十万匹丝绸。
中国未能在丝织品生产的所有方面始终保持其垄断地位。塔里木盆地的居民在公元1世纪就了解了基本的养蚕技术。某些学者认为，到公元3世纪，印度也开始生产丝绸。拜占庭在公元550年前后便获得了蚕种（据称是聂斯脱利派教士装在竹筒里偷出中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