牛津通识读本：丝绸之路 [11]
但就算在那之前，跨大陆丝绸贸易的特征也早已发生了改变。到6世纪，沿东——西大陆以及经由印度的海上路线所售的已经不是成品丝绸，而是丝线了。这些丝线在地中海地区进行编织（例如大马士革，因而有了“大马士革锦缎”这个词）以适应本地的品味；质量最好的成品丝绸是用产自腓尼基港市西顿和提尔（今黎巴嫩）的一种地中海软体动物的壳所制的染料染成紫色的那一种。
尽管接下来的几个世纪，在长距离的东——西方丝绸贸易中，成品丝绸的比重下降，养蚕技术也传播到了欧亚大陆气候适宜的最南端，但在大草原和定居的农业国家之间的北——南方丝绸和其他纺织品交易却长期存在，构成了基本的经济和战略态势。例如在18世纪，莫卧儿帝国每年从中亚大草原和伊朗进口马匹来支撑它的骑兵，数量高达5万匹。印度商人用染料和纺织品——主要是先进的印度纺织工业生产的棉布——交换中亚的马匹。很多印度产品在布哈拉和其他中亚城市再次交易，在俄罗斯帝国向东扩张时落入俄罗斯的手中。这种印度——中亚——俄罗斯之间用纺织品换取马匹的贸易一直持续着，直到19世纪英国逐渐削弱了印度的纺织业。
中国也是如此，用纺织品换马匹的贸易在唐朝、宋朝和明朝持续下来，并逐渐由茶叶销售予以补充，因为这种饮料成为游牧民族的生活必需品，而俄罗斯人也培养了对茶叶的爱好。18世纪末和19世纪，清帝国再次开启了向哈萨克人出售丝绸和棉花的大宗交易。新疆北部的清朝官员用产自中国南方的丝绸交易大草原的马匹，用新疆南部的棉布交易牛羊。从1759到1853年，清朝把将近42万匹皇家丝绸从中国南方运到了中亚。纺织品换马匹的贸易，丝绸之路的经线和纬线，就这样延伸到了现代。
丝路还是纸路？
如今，随着报纸的数字化，数百万人使用小型电子设备来阅读“报纸”；这些设备还能帮助我们交流、用地图和罗盘导航、录制和显示音乐和图像、阅读文学、预测天文现象、进行数学计算、了解市场价格或翻译外语。任何生活在20世纪末和21世纪初的人都知道，这种科技带来了怎样翻天覆地的变革。同样，虽然丝绸是丝绸之路上最绚丽迷人的产品，纸张也产生了最大的影响力，因为就我们如今使用智能手机进行的大多数活动而言，纸张的出现意味着第一次重大突破。再说还可以用它包炸鱼和薯条呢。
纸张含有植物纤维，这些纤维在水中经过捶打而悬浮其中，随后又在筛子上晾干制成毡片。和很多物品一样，它也是中国首先发明的，传统上把这归功于公元2世纪的蔡伦。但迄今发现的使用实例最早可追溯至公元前1世纪。纸张可能首先用于包裹物品，后来才用于书写（取代了竹简，也成为用作书写的丝织物和碑石的补充）。但这种柔软强韧的材料也有其他用途，包括做成衣物、鞋帽、盔甲、风筝，以及今人仍然很熟悉的无关文化的用途：6世纪的一位中国学者曾告诫家人不要在如厕时使用写有经典文字的纸片——这表明当时的纸张相当廉价。（1960年代和1970年代，中国文化大革命期间也发生过同样的问题：人们很难把旧报纸用于惯常目的。）
佛教和中国的科举制度（考察候选人对中国经典的掌握程度）促使纸张的使用传播到邻国。高丽和越南在公元最初几个世纪里采用了纸张；据说一位高丽僧人在公元610年把造纸术传入了日本。那时高昌人已经开始造纸了，但奥莱尔·斯坦因和斯文·赫定等考古学家在新疆发掘出的纸质文件的年代还可向前追溯几个世纪，其中一些是官方或商业记录。粟特人的信件就是写在纸上的，其中有一封描述了4世纪的匈奴袭击。很多其他纸质记录，包括在敦煌藏经洞发现的最早的印刷书籍等物品，都与佛教有关。奇怪的是，中国僧侣早就把纸带到了印度，但纸张的使用一直到12世纪才在印度流行起来，彼时佛教早已在印度衰落了。或许是潮湿的气候和大量昆虫的繁殖使得纸张很难成为长久的宗教文本媒介，不过后来的印度——伊斯兰文本倒的确使用了纸张。
唐朝与阿拉伯军队在公元751年交战的怛逻斯战役被后来的一份阿拉伯史料记载为纸张传播到伊斯兰世界的催化剂：据赛阿里比写于11世纪的《趣闻逸事》记录，在那场战役中被俘的中国俘虏中，有工匠在撒马尔罕开了第一个造纸作坊。虽然纸张很可能在怛逻斯战役之前好几十年就已经为河中地区所知并已开始生产，撒马尔罕却是第一个在全新的伊斯兰世界中发展造纸术，并因出口纸张而闻名于世的地方。从那以后，纸张极其迅速地传遍了整个阿拔斯哈里发国。据说，公元794或795年，哈里发哈伦·拉希德在首都巴格达建立了一家造纸厂，为其日渐庞大的官僚机构供应纸张。在接下来的两个世纪，造纸术传播到了叙利亚、埃及、北非和西班牙。此时，欧洲也得知了纸张并从阿拉伯世界进口，但直到12世纪（西班牙）和13世纪（意大利），欧洲才开始造纸。
中世纪基督教世界与伊斯兰世界之间的纸张鸿沟反映了它们的学识和学术差异，也是造成这种差异的因素之一。伊斯兰世界各种书籍和地图的制造和流通迅速发展，恰恰呼应了9世纪以来纸张的再度兴起。因此，纸张刺激了基于希腊——罗马传统和伊斯兰科学的学问的精进，但它还有一个民间层面的意义：现存最早的《一千零一夜》文本就是在9世纪的埃及或叙利亚抄在纸上的——也就是说这本书的此一版本价格相对低廉，因而在某种程度上向普通人开放阅读。相比之下，就算在数个世纪之后，欧洲最大的图书馆也只收藏了几百本书，所有的内容都写在极其昂贵的羊皮纸或牛皮纸（都是加工过的动物皮）上，很多书都用链条锁在桌上——索邦学院[29]就是这么做的。
当然，让文字真正广泛传播的——实现了革命性成果，特别是在欧洲文艺复兴时期——是多种技术的组合：机械印刷的纸张。1454—1455年，古腾堡用活字印刷了他的《圣经》武加大译本[30]的多个副本，众所周知，这是欧洲历史上的一个里程碑。和纸张一样，印刷技术也源自东亚，在那里雕版印刷和活字印刷都在几个世纪以前就为人所知。雕版印刷是在很多技术先例（图章、拓印、纺织品印花）的基础上发展而来的，始于公元700年前后的中国，现存的两个最早的例子都与佛教有关：一个是公元8世纪初的护身符手卷，另一个是在敦煌发现的最早的书籍，公元868年雕版印刷的《金刚经》手卷，现存于大英图书馆。人们相信反复祷告或复制经文可以积累业报，或许正是这种观念促进了各种机械大生产方法的发展。
11世纪中期，中国发明了活字，最早的金属活字是两个世纪后在高丽发展出来的——还是要早于古腾堡。现存最早使用活字印刷的图书就是高丽语文本（《直指》，1377年印制的禅宗佛教入门书籍），但活字在中国和整个东亚一直是位居次要的技术。早期的活字有助于印刷字母文字或音节文字，也就是不同字母的数量有限、可多次重复使用的文字。因此在公元1300年前后，活字被用于印制一种起源于粟特语的古老的回鹘文字。但是，中国、日本、高丽和越南使用的汉字有数万个字符，其中的一些使用频繁，另一些却几乎从不使用——依文本的主题，使用频率变化极大。这就需要一套数目极其庞大的活字，就这样或许仍然不能满足所有的需求。比起用数千个活字字符来铸字、排版和重新排版，以阴文雕刻的木板效率要高得多，还可以同时印两页纸。木板还有一个优势，就是可以较为简单地实现同一页面上文字与图片的整合。
印刷这个例子应该算是扩散还是文化趋同？我们不清楚古腾堡在开发自己的排印系统时，是否受到了亚洲榜样的启发。有一个说法是，他那位来自威尼斯人家的妻子曾在娘家见过中国的木刻。另一方面，古腾堡以一种独特的方式把各种技术元素（墨水、印台、活字和印刷机）结合了起来。可以肯定的是，古腾堡时代之前，印刷和印刷品是沿着丝绸之路从中国经由伊斯兰世界进入欧洲的。蒙古人也曾推动了印刷品的西渐。13世纪末，他们采纳了中国人的做法，在其波斯领土上印制纸钞。纸牌是另一个例子。纸牌是大批量印刷的产品，首先于9世纪在中国使用，并在其后几个世纪出现在整个伊斯兰世界。到14世纪，欧洲也有人提到它们，可能就是蒙古人带过去的。印刷的宗教图片的引进时间和地点相似（从伊斯兰世界来到西班牙和意大利，或许又由于蒙古人在东欧的活动传到了德国）。总而言之，蒙古帝国所推动的长途旅行让欧洲的传教士和商人得以察看和获得印刷品，并在其游记中写到了它们。欧洲印刷术的重大发展究竟源于一个大胆的发明，还是基于一个“欧洲印刷术发明的中国背景”，这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我们如何定义“发明”；此外，和前文提到的面食一样，还取决于讨论者的护照上印着哪个国籍。
医学
很多人提到过中国的药食同源，那里的人们并不认为二者分属于不同的门类，而是人吃下之后对身体发生作用的事物连续统一体。这常常被用于证明中国传统保健法比现代医学更注重“机能整体性”。同样，传统的印度阿育吠陀医学[31]背后的哲学也强调营养，以及摄取某些食物来恢复“平衡”和健康。这两种传统都认为某些食物性“热”或“寒”、“湿”或“燥”（虽然这两种传统认定的同样性质的食物可能不一样），与它们的物理温度或多汁程度无关。一起食用时，食物的口味和类型都有讲究，不仅是为了改善口感，也是为了保证膳食健康。例如在印度，一个身材苗条、充满活力的人，其身体各部分都由风性（vata）——一种由空气和以太所组成的“体液”（dosha）——主导，会被告知进食小扁豆会导致胃肠气胀。在中国，人们会建议发烧的人吃梨（寒性），而不建议他食用橘子或姜（热性）；肉类和内容丰富的炖菜非常适宜病人或在寒冷天气食用，但绝不该在夏季进食狗肉（高度热性，与大蒜和辣椒一起烹制时尤其如此）。
这种将传统文本知识和不断发展的民间传说相结合的做法常常被我们拿来区分“东方”和“西方”的医学。但实际上，这些做法背后的机理，当是一种更古老的泛欧亚医学理论的残留，即使在西方，这种理论也一直流行到19世纪；直到那时，新的发现和经验实践才真正开始建立起一套知识体系，也就是我们如今所知并在全球实施的现代医学。
古希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