牛津通识读本：丝绸之路 [12]
至于中国，汉朝（公元前206—公元220年）的《黄帝内经》中没有体液理论，但到公元5世纪，中国医学文本就认为疾病是身体中热、寒、湿、燥的失衡，并指出哪些食物中含有这些特质。和历史上多次传播交流一样，佛教似乎是这些思想从印度传入中国的媒介。中国关于自然哲学的佛教著述认为，身体是由四种元素组成的：土、水、火和气——这些元素一旦失衡，就会导致疾病。邪气也会致病，前生的恶行也是一样——这些观念也是源于印度的舶来品。中国本土与这些概念并存的理论并非“四种元素”，而是“五行”（木、火、土、金和水），“五行”继而对应着五味（酸、苦、甜、辛、咸）、五感，以及两套器官。在中国18世纪的伟大小说《红楼梦》中，书中的人物因为恶鬼附身、孽缘或执念而致病，其治疗依据就是体液系统。如此说来，中国民间观点吸收了印度的医学思想并将其与本土的古代思想相调和，至少在体液平衡的问题上如此。如今，中国关于“热性”或“寒性”食物的观念依然盛行。如果有人劝你夏天喝鸭汤或吃莲子，而别吃驴肉火烧，这些建议所依据的逻辑虽完全是中国的，但同时也是丝绸之路互动的产物，最终还能与古希腊联系起来。
体液理论进入北欧和西欧的时间晚于中国，与古典地中海传统的很多其他方面一样，也是在丝绸之路上盘旋了一段时日之后，才到达那里的。阿拔斯哈里发国的首都巴格达是当时世界上最大、文明程度最高的城市之一，该国积极资助保存和翻译希腊哲学和科学文本，包括盖伦的医学著作的活动。正如玄奘和尚曾学习梵语并前往印度收集佛教经文一样，公元9世纪，身为聂斯脱利派基督徒的阿拉伯学者侯奈因·伊本·伊斯哈格也学习了希腊语，并前往拜占庭收集医学书籍，其中包括一百多部盖伦的专著。侯奈因是一位翻译大师，把大量医学和其他著作翻译成叙利亚语和阿拉伯语（盖伦的某些著作仅存侯奈因的译本），从而为伊斯兰世界数个世纪的医学著述——包括拉丁语名字为“阿维森纳”的布哈拉学者伊本·西纳的著作——奠定了基础。伊本·西纳的《医典》是伊斯兰和希腊医学知识的集大成者，是11世纪中期以后进入欧洲的所有医学译作和新著中的翘楚。这些著作先是途经意大利的萨莱诺城；那里接触过拜占庭的学者们通过另一位翻译家“非洲人康斯坦丁”[32]的翻译工作，研究了盖伦派传统以及亚里士多德等人的经典著作。（精通外语之人的工作对于世界史是多么不可或缺啊！）起源于古希腊和罗马的体液理论和其他医学知识就这样经由拜占庭、巴格达、布哈拉，以及丝绸之路上的其他情报集散地，来到了中世纪晚期的欧洲。
体液理论在某种程度上是“有效”的：有时，它能正确识别某些食物的营养价值及其针对特定病情的适宜性。但还有一种真正有效的医学技术，丝绸之路对其发明和传播都起到了作用。天花是起源于欧亚大陆的最致命的疾病之一，很可能始于一种跨物种传播的啮齿类动物病毒。这种疾病从公元前2千纪便开始在埃及和印度折磨人类，从那里传播到大陆的四面八方，侥幸未死的患者也会留下疤痕或致盲。作为一种“群居疾病”，天花是很多人口密集地区的地方病，致死率接近30%，儿童致死率尤其高。但瘟疫幸存者却可以终身免疫。因此，城市和农业地区的成人有可能接触过这种疾病并幸存下来，且至少对其有部分的免疫力。但中央欧亚的游牧民族可不是这样，他们人口稀少，不经常接触定居地区，也就是说大多数成年人从未接触过这种疾病。因此，对于哪怕是最凶猛的游牧征服者来说，乡镇和城市也有可能置其于死地。
可能是因为这个原因，第一批系统性防范天花的政府接种工作（方法是将某种形式的活病毒引入健康人体内）就发生在起源于欧亚大草原的那些国家：奥斯曼帝国和清帝国。公元500年左右，中国将此病明确定性为一种独特的疾病，四个世纪之后，伊斯兰世界的拉齐才确诊此病（盖伦并未提到过它）。公元前1千纪或前2千纪，印度曾有人建议接种，但第一次明确应用接种却是在公元10世纪的中国；从那时起，中国人似乎试过各种接种方法（故意引入活病毒来刺激免疫），直到16世纪，接种方法尽管仍然相当危险，却已成为一种广为人知的技术。此后，中亚和非洲也出现了各种版本的接种做法，既有可能是从中国传入的，也可能是独立发明的。我们知道，在蒙古帝国的统治之下，中国和波斯之间曾有过大量医师往来和医学信息交流。
对于中国清朝（1636—1911）的满族统治者来说，天花既是一个医学难题，也是一项政治挑战。满族的军队组成包括满族部落及其蒙古同盟；朝廷大力促进与蒙古亲王和西藏高阶喇嘛的密切关系，但他们都因害怕染上天花而迟迟不肯前往清朝的首都北京。的确，三世班禅[33]喇嘛就在1780年的一次国事访问之后死于此病。最重要的是，满族皇室本身也深受这种疾病的折磨。满族的康熙皇帝（1661—1722年在位）是中国最长寿的统治者，他幼年即被选定为继承人并登基，部分原因就是他曾染上天花却幸免于难——那或许正是他父亲的死因。康熙好奇心强，爱好广泛，相信经验。1680年代，他曾在自己的儿女和效忠清朝的蒙古八旗统领身上亲手试验了各种安全接种技术。尽管最常见的中国方法用到了（来自脓疱结痂粉末的）活病毒，所用的结痂却只取自那些接过种或是感染过此病的温和变种的人，而不会取自严重的天花患者，并且接种是在把这些病毒材料在受控环境中保存一段时间后才进行的。这些诀窍减弱了病毒的威力，把感染的风险降低到可接受的水平。
在欧亚大陆的另一端，在奥斯曼帝国普遍使用的是一种更直接的接种方法。1716—1718年，英国大使的妻子玛丽·沃特利·蒙塔古夫人在伊斯坦布尔学会了这种技术，她给自己的家人接了种，并在英国大力提倡使用这种方法。有关接种的信息通过英国皇家学会的科学刊物而普及开去，此过程所反映的恰是康熙帝的实证思维习惯，却要在欧洲启蒙运动时期的典型公共语境下才得以实现。1720年代，人们开始在纽盖特监狱的犯人及波士顿的殖民地居民身上试验，接种最终被广泛接受。1796年，威廉·詹纳发现了使用牛痘病毒接种疫苗的方法，这样一来，人类在获得某种免疫时便无须再以身犯险，接触天花病毒了。
1979年，在一场使天花免疫实现现代化和普及化的全球运动之后，世界卫生组织宣布已根除了这种疾病。这是20世纪公共卫生领域国际合作取得的最伟大成就之一。但这方面的国际努力在很久以前就已经开始了，虽称不上协调一致，但接种方法早在那时就已在欧亚大陆出现和交流了。
军事技术
天花最后几次爆发中的一次，发生在中央欧亚的心脏地带，哈萨克斯坦的港口城镇阿拉尔斯克。苏联在咸海的沃兹罗日杰尼耶岛部署了秘密生物武器设施，1971年，一次天花气雾试验的效果似乎太过了一点：它吹向岸边，导致十人感染，其中三人死亡，并引发了一场秘密的大型免疫运动。这次意外直到2002年才最终被揭露，加剧了人们关于后苏联时期的恐怖分子有可能获得类似的天花或其他疾病，并将其用作生物武器的担忧。
当今人们最大的担忧之一，是生物、化学或核武器从已经拥有这些武器的国家向其他实体的扩散。但如果以史为鉴，这是一场注定失败的战役：没有什么比新式军事技术的扩散更迅速、更普遍的了。任何势力采用高效武器的动机——以及反对不采用这类武器的负向激励——都强不可遏。在我们的时代，最突出的例子当然是原子弹与热核武器，它们以技术的直接扩散（通过间谍活动和技术让渡）和“刺激扩散”——一个群体基于另一个群体发现的某个概念而独立发明，而不是直接进口物品本身——相结合的方式进行传播。
美国发展并于1945年首先使用了核武器之后，苏联也在1949年（在中亚的塞米巴拉金斯克[34]试爆了核武器；英国和法国在后来几年里也步其后尘。从1950年代到1960年代——苏联和中国关系友好的十年里——苏联顾问向中国的原子能科学家提供了原子研究设施、一台试验反应堆、一台回旋加速器、气体扩散厂的各种零件，以及其他辅助技术和财政支援，恐怕算得上历史上最重大的“丝绸之路”技术转移之一。除了社会主义兄弟友爱之外，促使苏联提供这种援助的一个原因是他们缺铀，而中国新疆有丰富的铀矿。1957年，苏联把原子弹样品和完整的文档打包，正准备运往中华人民共和国时，两国关系冷却，苏联废除了转让协议。然而，中国科学家继续研发，1964年试爆了一颗原子弹（还是在中亚，在新疆的罗布泊：古老的丝绸之路一直是可怕的现代武器所偏爱的试验场）。
欧亚大陆的军事技术转移屡见不鲜。正是骑兵情结的扩散塑造了这片大陆的语言学地图，并支撑了游牧国家独特的、长期运转的军事——政治体系。这始于马匹的驯化及其用作骑乘（公元前4200—前4000年），以及从美索不达米亚引入的牛、驴等畜力轮车，使得深入大草原的游牧生活成为可能（公元前3300年）。下一个重要的技术是战车，它曾被认为是在近东地区发展出来的，事实上则起源于中央欧亚。在乌拉尔南部东段大草原上的辛塔什塔和彼得罗夫卡遗址发现的最早的车葬可以追溯到公元前2100年，与那里高强度的青铜冶炼有关。
战车并非寻常的车，它只有单轴连接的两个轻便的辐轮和一个车体，设计只载一人或最多三人站乘。在这样一种轻型车上驱使两匹或四匹马高速前行，同时向敌人射箭或投掷标枪，需要大量的技巧和练习。装备战车军队需要重金投入金属（青铜）和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