牛津通识读本：丝绸之路 [13]
在其他方面，战车也是一种改变世界格局的技术，可以说与后来的火药不相上下。战车的时代对应于公元前2千纪的移民潮，以及说印欧语的人从欧亚大陆的北部和中部入侵大陆边缘地带：赫梯人入侵安纳托利亚、叙利亚和上美索不达米亚；迈锡尼人入侵希腊半岛；以及所谓的雅利安人入侵波斯和印度。大约与此同时，不说印欧语的喜克索斯人也驾着战车入侵了埃及。年代在公元前1200年左右的中国商朝墓中突然出现了战车，此前并无技术先例。两个世纪后，来自中国西北部、获得马匹更加方便的民族所建立的周朝使用大量战车，推翻了商朝。当时，欧亚大陆的古代精英们都把战车用于军事或作为象征：古挪威、希腊——罗马、波斯和印度的神灵都乘坐着战车。
在考古遗址发现的战车和挽具系统的技术特征表明，整个大陆的战车都有一个共同的起源。这是一个由扩散引起人口流动和政治动荡的例子，它有助于古代世界地图的绘制，并使得各种印欧语言在大陆上广泛传播。
然而，战车的荣光转瞬即逝。到罗马人用战车比赛，或秦始皇用战车陪葬，抑或汉墓中用战车浮雕之时，它们已经仅仅被用作权力符号了。甚至在荷马描述特洛伊平原上的战车大战时，他所吟诵的也是早已过时的战争。战车可以被重装步兵队形轻易击败，也无法抵御装备了复合短弓的轻骑兵射手。有了马镫的发明及其在欧亚大陆的传播（公元初的几个世纪，中国人依照印度人和贵霜人的先例而发明），射手可以在马鞍上坐得更稳了。
马镫传播开来以后，就像很多其他交流一样，下一个军事技术转移的高峰也发生在蒙古帝国时期。1268年，很多中国南方城市久攻不下，蒙古人把波斯工程师请来攻城，他们建造了各种欧洲配重式抛石机来轰击城墙。中国人称它们为“穆斯林射石炮”，但在波斯历史学家拉施德丁看来，这些抛石机却是“欧洲货”。这样的武器数十年前才刚刚来到黎凡特[35]地区，并在1191年十字军围攻亚克城时起到了决定性的作用。
大约与此同时，在反方向上也出现了一个里程碑式的军事技术：火药以及各种枪支。火药是中国人发明的；公元850年的一个道教文本中记述了一种早期的配方。到11世纪，早期用硫黄、硝石和含碳物质（包括蜂蜜）制成的混合物被提纯成粉末之后不只会燃烧，还会爆炸。烟花为各种火器（炸弹、燃烧的箭矢、飞弹，以及会喷出火和陶瓷碎片的长矛）的发明提供了灵感，最终到13世纪，出现了先用竹筒、后来又发展到用铁壳装载的炸弹。宋朝的军队曾一度使用这些武器抵御蒙古人，保卫自己的城市。13世纪末到14世纪初，中国出现了可远掷发射物的滑膛大炮。
蒙古人自己没有具体用到过火器。然而令人惊讶的是，正在蒙古统治时期，有关火药和火器的知识深入了印度、中东地区和欧洲。可能是蒙古帝国打开的信息渠道推动了这一技术的传播。15世纪初，欧洲的第一批野战炮与大约一个世纪之前的中国大炮很像。如前所述，军事技术的转移速度是很快的。
火药和火器最终改变了战争的进行方式；它们还对一种常见的欧亚大陆政治巩固模式贡献颇多：各君主政体纷纷采用绝对的中央集权，包括俄罗斯和西伯利亚的莫斯科公国、奥斯曼帝国、伊朗的萨菲王朝，印度的莫卧儿王朝——这些国家通常被称为“火药帝国”——以及日本的德川幕府和中国明朝。在欧洲，旨在制造威力更大的大炮、更坚固的城防，以及创立火器使用效率更高的步兵的军备竞赛结束了封建制度，导致国家之间的激烈竞争及火器生产和部署的技术进步。这进而刺激了西班牙、葡萄牙、荷兰，最终导致英国、法国和其他欧洲势力纷纷建立海外帝国。蒙古时期的丝绸之路技术转移启动了很多我们认为与近代世界早期有关的军事和政治发展，这种说法绝非毫无道理。
第五章 丝路上的艺术
1980年代初，我在台湾学习中文。一天早上，我打开电视，碰巧看到一个儿童节目。一位年轻的老师给孩子们分发盒装果汁。但在开始喝之前，她让孩子们做了一个试验：
“小张，你能掰弯一根吸管吗？”
“我能！看，老师！”
“小李，现在试试这个：你能一次掰弯五根吸管吗？”
“老师，我掰不动！”
“这就对啦。孩子们，这告诉了我们什么呢？”
她的答案是“团结就是力量”。这个故事的主题是普世的。早在罗马采用古代束棒（一捆桦木杆和斧头）的形象作为国家的象征时，它就已经非常古老了。在伊索的一则寓言（《一捆木棍》）中，一位父亲教给儿子们同样的道理。从那时开始，这个故事便在整个欧亚大陆不断被重复。它出现在成吉思汗家族的内部纪事《蒙古秘史》[36]中，其中记述了一位女性祖先阿兰豁阿用一捆箭矢劝诫自己暴躁的儿子们要团结。托尔斯泰在他的寓言集中改写了这个故事。1922年，贝尼托·墨索里尼借用束棒（fasces）来命名其党派——法西斯（Fascist）党。在美国国徽中，鹰的左爪抓着13支笔直的箭矢，右爪抓住的橄榄枝又削弱了这种好战象征。而在2011年重拍的电影《猩球崛起》中，（黑猩猩）恺撒也用一把折断的筷子来激励猿猴们团结。
丝路上的故事
这类寓言和主题在北非和欧亚大陆流传了数千年。和其他由丝绸之路联系起来的事物一样，亚历山大东征（公元前4世纪）可能把伊索传统带到了印度北部和中亚。在亚历山大的时代刚刚结束时，确实有古典时期的希腊作家提到有一本伊索寓言，但它未能存留下来。伊索寓言并无定本，有人甚至质疑这位聪明的奴隶寓言作家是否真的存在过。我们现在称为伊索寓言的故事是在接下来的数个世纪里结合了其他文化和后世的故事不断添写的结果。
印度民间传说也为这一欧亚大陆乡土故事体系做出了贡献。由于希腊和印度之间长期交流的传统，我们通常很难说清某个具体的故事到底是源于希腊还是印度，但有两份印度的书面资料确凿无疑地存在于这个不分彼此的组合中——或者说反映了印度早期民间传说在该组合中的存在。《本生经》是有关佛陀作为人、神或动物的各个前世的故事合集，其中包括547个民
间故事，收录在《三藏》（玄奘后来赴印度收集的三类佛典）中。这些公元前1千纪的故事大致与伊索寓言传统同期，在公元前4世纪汇入佛教正典，公元前1世纪被书面记录下来。在《本生经》中有一个故事，是说菩萨看到一只豺正在吹捧停在果树上的一只乌鸦。得意的乌鸦摇落了一些果子给那只豺。在伊索寓言版本的《狐狸与乌鸦》中，乌鸦衔着奶酪，在张嘴回应狐狸的甜言蜜语时，奶酪掉了下去，被狐狸一口吞下。这个版本于公元1世纪以希腊语和拉丁语记录下来，后因让·德·拉封丹《寓言》及其他复述版本而在现代欧洲家喻户晓。
《本生经》中的其他故事被翻译成波斯语、叙利亚语、阿拉伯语和希伯来语，以及拉丁语和希腊语，进入了欧洲的文学传统。例如，在两个略有不同的《本生经》故事中，一个婆罗门祭司利用一对鹦鹉当间谍，向他汇报在他出差离家时妻子通奸的举动。在《一千零一夜》版本中，在鹦鹉报告了妻子的过错后，妻子成功地让丈夫相信鹦鹉疯了。如果不是一个婢女告密，她本可全然逃过丈夫的暴怒。距离这个故事在印度首次被整理出来大约1800年后，乔叟笔下神采奕奕的“巴斯妇”又用到了这个典故，这一回，妻子在开场白中为自己撒谎辩解说：“一个贤明的妻子如知道怎样对自己有利/应能使他相信饶舌鸟已发了疯/且拉过婢女来证实。”[37]
《本生经》的故事也传播到了东方。《失收摩罗本生》讲述了一条母鳄鱼想吃掉一只健壮的小猴子（菩萨）的心。母鳄的配偶答应把猴子带给她，他提议把猴子驮到恒河对岸，那里的果树上结的果子更好吃，以此来诱骗猴子。猴子将计就计，就在鳄鱼游到河中央，要把他拖入水中让妻子吞掉他的心时，猴子说他把心留在附近的一棵无花果树顶上了。鳄鱼带他回岸上去取他的心，猴子灵巧地逃脱了，还站在高高的树枝上嘲笑头脑迟钝的捕食者。公元251年，一个名叫康僧会的和尚把这个故事翻译改写成中文。在早期的中文版里，鳄鱼被改成了乌龟，猴肝（中国人认为肝脏是情感之源）代替了猴心。此后又出现了吐蕃、蒙古、日本和高丽的文字和民间故事版本，以及中文的各种变化形式。89在如今仍在流传的朝鲜版故事中，一只乌龟想要把肝脏送给水宫中生病的龙，但兔子，而非猴子，智胜了乌龟。（就像北美洲的兔子布雷尔[38]的故事一样——那些故事本身亦与同一个非洲——欧亚寓言传统遥遥地关联着——高丽的兔子也是个聪明的家伙。）
除了具体的故事之外，某些文学体裁和风格也成为欧亚白话小说的共同元素。《本生经》的一些故事是宗教性的，另一些与佛教教义没有什么明显的联系，只是以佛陀训诫弟子的话作为开篇和结语，为故事搭建出框架结构，赋予其共同的意义。这些故事给出了训诫，并将佛陀的若干前世等同于不同的其他个体。这种框架故事结构在第二部有影响的印度故事集《五卷书》中更加明显。在这本书里，野兽和各种恶棍或人类榜样的故事（有些与《本生经》重复）都被设计为教育王子们的训诫。在其五卷文字内还有一些是层层嵌套的故事。到公元570年，这部作品被翻译成波斯语，8世纪被译为阿拉伯语，名为《卡里来和笛木乃》。这一阿拉伯语译文又（从11世纪起）被译为中世纪欧洲各种白话语言，后来收入《比德帕伊寓言》中。德语版的《榜样之书》（1483）是欧洲最早出版的译本之一——证明了白话故事的流行以及纸张和印刷的直接商业效应。框架故事结构本身也被广泛效仿：例如，在《一千零一夜》传统中，山鲁佐德每晚都给她心怀杀机的丈夫讲述嵌套的故事。14世纪薄伽丘的《十日谈》以及后来乔叟的《坎特伯雷故事》都采用了类似的结构。薄伽丘那些有趣的故事出自十个贵族青年之口，他们为了逃离佛罗伦萨的黑死病而来到乡下的别墅；乔叟笔下更为粗俗的“各种乡下人”则是在朝圣路上讲述他们的故事。
印度民间故事体裁的另一个方面在中国确立和发展起来，并有可能传入日本和东亚其他地区。《本生经》和《五卷书》的故事都是以所谓说唱风格写就的，那是一种散文和韵文的混合体。韵文段落出现在叙述的关键时刻，可能是吟诵或在鼓和鲁特琴的伴奏之下演唱出来的，在南亚，这种表演风格一直延续到现代。敦煌藏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