牛津通识读本：丝绸之路 [4]
古典丝绸之路（公元前3世纪—公元3世纪）
匈奴崛起于现代中国北部和蒙古，时间上略迟于斯基泰人，他们所征服的领域向西远至现代的乌兹别克斯坦。他们使用的很可能不是某种印欧语言，而是阿尔泰语系中的一种语言，后来的突厥语和蒙古语都由此衍生而来。我们关于匈奴的知识主要来自中国的史料，因为中国的秦朝（公元前221—前206年）和汉朝（公元前206—公元220年）与匈奴断断续续冲突了大约350年，与这一对抗相关的事件促成了古典东方丝绸之路的开辟。公元前3世纪末，秦朝在如今的中国北部巩固势力，把匈奴部落赶向北方，驱离他们位于黄河沿岸的牧场。秦朝用“长墙”围住新近征服的领土——这就是最初的长城。
杀人不眨眼的王子冒顿在随之而来的匈奴危机中执掌大权。冒顿用鸣镝指示目标，训练他的精锐护卫，他指向哪里，护卫就射向哪里，不论对象为何人何物。他先拿自己的爱马开刀；卫队服从命令射杀了这匹马之后，又转而听命杀死了他的爱妻、他父亲的爱马，最后是他父亲本人。作为单于，即统治者，冒顿或吞并或驱走了周围的部落，袭击南方的汉朝，并夺回了此前被秦朝占据的土地。最后，汉朝皇帝被迫绥靖匈奴，派遣中国的公主和婚，每年还要向匈奴进贡20万升酒、92 400米丝绸和1000盎司黄金。
冒顿的继任者老上击溃了月氏国，那是一个强大的游牧同盟，位处包括新疆在内的中国西北部。老上把月氏王的头颅做成酒杯，月氏部落土崩瓦解，部分月氏人在公元前2世纪中叶迁徙到遥远的阿姆河北岸，也就是如今塔吉克斯坦和乌兹别克斯坦境内。与此同时，消灭月氏之后，匈奴控制了塔里木盆地（现代的新疆）的农业绿洲，从而确保了谷物、贡品和贸易收入的来源。
尽管汉朝采取了绥靖政策，匈奴仍然不时发动劫掠。将近60年后，新登基的汉武帝采取了更加激进的政策，从而开启了长达两个多世纪的汉朝与匈奴争夺塔里木盆地绿洲的战争。公元前139年，汉武帝为结盟和探知敌情，派遣一个名叫张骞的大臣出使中亚。匈奴俘虏了他，但张骞在被匈奴囚禁十年后（他还在匈奴娶妻生子），继续向西穿越中央欧亚，抵达了月氏人的牧场。
汉朝谋士们原本希望月氏人会对匈奴怀恨在心（毕竟匈奴人把他们国王的头颅做成了酒杯），并愿意与汉朝联手打击匈奴。但张骞的外交无果而终，月氏人不肯离开他们新占的领土。不过张骞最终回到汉朝时，他带回的情报大大扩展了中国人关于中央欧亚的地理、人种和政治的知识，为后来的外交和商业交流铺平了道路。例如，他说费尔干纳（大宛）培育出所谓天马的后代“汗血”宝马，刺激了中国人对这些高大、强壮的马匹的需求。而与中国后来派往中亚的外交使团结伴而来的中国商人和货物，也开启了丝绸之路上最成功的商人行会——粟特人行会长达数个世纪的运作。粟特人起初居住在撒马尔罕附近，最终从黑海到高丽都有粟特人工作和生活。
关于丝绸之路如何把距离遥远的游牧民族和定居民族及其文化融合在一起，月氏人就是一个典型例子。离开中国边境之后，月氏人和同盟部落在公元1世纪演变为贵霜帝国，这一帝国把中亚游牧民族与波斯、印度和希腊的影响结合起来，一度位处旧世界海陆商路的中枢。公元前4世纪，亚历山大大帝曾攻入印度北部和中亚。贵霜的控制范围扩展到了亚历山大大帝遗留下来的位于巴克特里亚（今天的阿富汗北部）的希腊化城邦，以及印度北部的各个王国，包括塔克西拉这个重要的贸易中心（在现代巴基斯坦主干道上，伊斯兰堡的西北方向）和更南部的马图拉。他们的影响力间或向东到达过塔里木盆地的和田与楼兰，那里曾发现以一种名为俗语的印度语言写就的贵霜文献。贵霜的钱币印有希腊或佉卢文字，伴有其各个国王，希腊、波斯和北印度诸神，以及佛陀的肖像。可靠的货币制度有助于贵霜掮客在中国、印度、波斯和终点站罗马之间运作商业往来。贵霜是佛教的大恩主，促进了该信仰通过中亚一直传播到东亚。
这是丝绸之路的古典时代，当时，地中海流域、美索不达米亚、波斯、中亚和中国都在几个帝国的中央集权控制之下。尽管汉朝和匈奴、罗马和安息人的波斯彼此敌对，战事不断——我们得知，在公元前53年发生的卡莱战役中，安息人就使用了丝制的旗帜，那是罗马人第一次见到丝绸——外交的发展和交通网络的维护仍然刺激了贸易、宗教的传播，以及整个大陆的地理知识的普遍提高。
黑暗时代？（公元3—5世纪）
1930年代，社会学家弗雷德里克·梯加特研究了罗马和汉朝之间的欧亚连接点，以及他们共同面对的边境“野蛮人”问题；他写了一本书，试图解释他研究发现的东西方历史的相关性。梯加特认为，发生在罗马东部的战争，以及野蛮人沿着多瑙河和莱茵河入侵，最终都当归因于汉朝政府采取的政策。以何种方式？通过贸易和游牧民族的迁徙。塔里木盆地的战争打断了原本经由安息的贸易，继而为罗马东部的亚美尼亚边境带来了麻烦。同样，是汉朝分裂匈奴的政策迫使其各个部落横跨大草原直抵俄罗斯，继而将出现在他们面前的其他“野蛮人”部落驱赶到欧洲的罗马帝国北方边境。
梯加特的论题是“大历史”的勇敢尝试：超越单一国家乃至帝国，从全局考察世界历史。丝绸之路当然适用于宏观分析。此外，梯加特关于全球联系的灵感或许源自他在自己的时代亲身经历的第一次世界大战和美国的经济大萧条。梯加特的研究有些过于野心勃勃了：他无法证明他所谓的相关性不仅仅是巧合而已。公元1世纪的奢侈品贸易被中断的后果也无法真正与现代的贸易保护主义相提并论，因为在大多数旧世界经济体，国际贸易的经济价值微不足道。然而东西方的相似性的确十分醒目，而游牧部落的机动性如此之高，以至于大陆一端的重大军事或政治活动想来一定也会影响到另一端。
一个有趣的关联就与“匈奴”有关。“匈”这个汉字和“Hun”这个英语中对“匈奴”的拼法在语音上有关联。一封讨论公元316年一次匈奴袭击的粟特人信件把这个游牧民族的名字拼写成xwn——也就是Hun。那么，匈奴人是否就是在公元4和5世纪在黑海大草原建立了一个帝国，入侵欧洲北部，并很可能触发了“野蛮人”迁入欧洲的时代的那些Hun人的祖先呢？没有证据表明二者存在直接联系，但在Hun联盟主要说日耳曼语的人群中，匈奴人的后裔可能形成了统治精英。或者这个名字本身就是被吸收进来的外来语，就像“斯基泰人”或“鞑靼人”成为对中央欧亚游牧民族的通称一样。
日耳曼人和其他民族对欧洲的入侵，与西罗马帝国从公元3世纪左右开始衰败、一直到5世纪最终灭亡有关。公元220年，汉朝灭亡，随后中国北部政治动荡的几百年正是“野蛮”民族进入原汉朝领土并建立国家的时期。直到最近，习惯上人们一直认为，中国这几百年时间就像罗马之后的欧洲一样，属于黑暗时代，但这种说法未免夸张。首先，拜占庭和波斯的力量还很强大，中国北部的一些国家也是如此，特别是拓跋氏的政权或北魏（386—534），控制中国北部大部分地区长达一个多世纪，且尽管采纳了中国的制度并击退了其他游牧民族的攻击，它们仍然保持着与中亚的密切联系。
实际上，这是一段创新和杂糅的时期，因为新的征服者和迁徙者采纳并改造了古典社会的制度。基督教在欧洲和拜占庭得到传播并确立下来；在中国，北魏等昔日的游牧政权积极宣传佛教和其他印度文化，开启了印度文明对中国文明长达一千年的孕育过程。正是在这个时期，中亚和中国的石窟和大规模的佛教摩崖造像完成或开工了，包括巴米扬大佛、克孜尔千佛洞、莫高窟（敦煌）、炳灵寺石窟以及云冈石窟。（龙门石窟虽与这些造像风格雷同，却是在稍后的7和8世纪期间雕刻的。）
关于欧洲和中国史上的“衰退”和“黑暗时代”比喻还让很多人误以为，公元3世纪到6世纪期间，整个丝绸之路也日显式微。但这就等同于认为统一的汉朝和西罗马帝国之间的接触是丝绸之路的唯一重要目的。实际上，欧亚网络中段的交流仍十分活跃。在塔里木盆地，基本自给自足的绿洲因为农业和远距离贸易而蓬勃发展，其中很多贸易此时都转而由粟特商人经手。在庙宇聚集之处，包括塔里木盆地的龟兹和位于中国通往中亚的沙漠路线上的敦煌，印度、中亚和中国的佛教僧侣翻译了大量佛教经典。贵霜国王们在3世纪中叶仍然强大，那以后，他们作为丝绸之路巴克特里亚中枢的地位被一个新的部落联盟——嚈哒人[14]，或称白匈奴人——所取代。嚈哒人与粟特商人订约，往返波斯售卖丝绸和其他奢侈品，彼时波斯正是萨珊王朝统治（224—651）下的黄金时代。萨珊王朝统治着波斯、印度北部，以及河中地区（中亚）阿姆河（奥克萨斯河）以北曾属于阿契美尼德王朝和亚历山大帝国的领土，就这样，波斯人控制了陆上和海上丝绸之路贸易的纽带。
中世纪的世界大同（6—10世纪）
到公元1千纪的中期，丝绸之路上最活跃的集大成者是说着各种伊朗语的人：萨珊王朝的商人不但在波斯湾附近，也在阿拉伯海、非洲东部沿岸、印度海岸和斯里兰卡，以及远至马来西亚和中国南部，支配着海上贸易。波斯商人居住在广州的特定区域——那时广州就已经是一个出口城市了，直到今天也是一样。粟特商人则从陆路出发，前往亚美尼亚，遍布中亚，穿过中国北部，最远到达过中国东北地区和高丽。正是因为这些商人群体的支配地位，才让波斯语成为丝绸之路商业和交流的通用语，特别是在向南延伸的路线上，甚至在阿拉伯人征服了波斯和中亚之后也仍然如此。
从6世纪中叶开始，一个新的游牧联盟崛起于中国北部。突厥人说阿尔泰语，据说他们曾在另一个游牧国家从事铁匠的营生，后来部落精英造反，攫取了政权。（“突厥”这个名字本身的传播就是一个丝绸之路现象；现代国家土耳其得名自中世纪走出蒙古的突厥人，但如今的人口组成更加多样化。最早的突厥人看上去很像如今的蒙古人、哈萨克人和柯尔克孜人。）突厥人吞并了周围各部落，为自己取了“突厥”这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