牛津通识读本：丝绸之路 [3]
当游牧帝国相对稳定并建立起交流渠道时，一般都会鼓励贸易和旅行：中国唐朝的世界大同主义在时间上与突厥人的影响从蒙古延伸到印度和拜占庭边境的时期大致相当，马可·波罗等人和欧洲传教士纷纷在蒙古人统治欧亚大陆时首次抵达中国，都绝非巧合。游牧国家与粟特人、亚美尼亚人、布哈拉人或回鹘人的商人社会积极合作，以便应对定居国家，并为自己的政权培养行政和财务专长。游牧统治阶层和平民的消费选择决定了南方国家生产和出售哪些货物。最引人注目的是，中国、蒙古和波斯等地奢侈的蒙古人宫廷助长了他们所喜爱的贸易货物、艺术品和工匠在整个欧亚大陆流通。如今我们在中国购买丝绸或路易·威登的仿冒品时，或许不会想到《花木兰》中的单于那样可怕的家伙也曾做过同样的事情，但在丝绸之路横跨欧亚大陆的交流鼎盛时期，单于之流却是国际商业链条上的关键环节，甚至是风尚的开创者。
宗教领地
最后要提到的是宗教、僧侣和传教士在丝绸之路上扮演的角色。大型帝国通过政治和军事联合，促进了丝绸之路沿线的各种交流；宗教的传播也通过创建宗教和文化领地，产生了同样的结果，也就是拥有共同的信仰和宗教制度，与政治甚至语言的边界重叠并超越这些边界的区域。传教士经常会沿相同的路线旅行，甚至还会与商人同行，沿途向他们允诺神的护佑。偏僻地方的修道院可以作为中间站，朝圣中心可以改作商业集镇，共同的信仰和对经书语言的通晓则让远离家乡的教友在旅途中感觉更加从容。此外，很多宗教人士都受过教育，随身携带宗教文本，也为旅途带来了高雅文化。
宗教人士旅行并劝他人皈依有好几个方面的影响。他们和商人不一样，无须保守商业情报的秘密，而会把自己的旅程记录下来。我们关于丝绸之路的最佳信息，就有一些来自僧侣和传教士。公元7世纪唐僧玄奘留下了关于他前往印度途经“西域”的地理记录[11]；在其后若干个世纪，这一文本构成了中国人关于中亚和印度的核心地理知识，后来又帮助考古学家奥莱尔·斯坦因发现了埋藏在塔克拉玛干沙漠之下的古城。伊本·白图泰在14世纪游历过非洲、东欧、中东、南亚、中亚、东南亚和中国，在他经过的地方，到处都有穆斯林社区。他有关伊斯兰法律的知识让他几乎每到一地都受到热烈欢迎，人们热情地奉上礼物，邀请他担任职务，甚至有女人们许身为妻。
除了允诺救赎或更好的轮回之外，宗教还为各个政体——特别是帝制的游牧国家——带来了一整套文化，包括文字、涵盖科学和法律专门知识的知识体系，以及宗教教职人员。摩尼教在公元3世纪兴起于波斯，其信徒一度从中国北部一直绵延到罗马帝国（公元4世纪，希波[12]的圣奥古斯丁在青年时期曾信仰过摩尼教）。该二元论宗教如今已经绝迹，但游牧回鹘国家曾在公元8世纪奉其为国教，摩尼教书吏为回鹘人留下了一套叙利亚文字母，这一版本还曾被用作亚拉姆语。这套字母继而由为蒙古帝国服务的回鹘书吏作了修改，用于书写蒙文。回鹘——蒙古字母随后又被满人采纳，用于书写他们自己的语言。这些在公元17世纪征服了中国的可怕征服者们所书写的文字，竟然源于第一个基督徒用来记述耶稣语录的文字。说到底，是摩尼教把这套字母带到了东方。
最后，通过宗教网络和宗教人士的著述而流通的东西远不止宗教。印度和中国之间长达数个世纪的早期互动，把印度科学、技术、艺术和文学的方方面面，以及佛法和造像艺术都带到了中国。在伊斯兰世界，即使在哈里发不再对所有的伊斯兰国土实施真正的统治之后，世俗——宗教伊斯兰体系以及阿拉伯和波斯共享的语言也促进了知识在欧亚大陆大部分地区的流通。例如，在中亚的布哈拉城工作的伊本·西纳就是以这种方式，把希腊和伊斯兰的医学合成为一个体系，该体系后来被西欧采纳。另外，从16世纪到18世纪，耶稣会会士把欧洲的天文学、制图法、数学、艺术、音乐等知识带到了中国宫廷，又把关于中国的详细情报传回给欧洲，当时关于中国，那里的人们还只知道马可·波罗式的半神话故事。就这样，宗教为帝国武力建成的统一局面和基础设施提供了补充，又为欧亚大陆的大部分地区罩上了一种文化场，刺激了交流，并将其精神上的结缔组织沿着丝绸之路延展开去。
综上所述，“丝绸之路”一词所指的不仅仅是中国和罗马之间长达几个世纪的丝绸贸易。它是指通过贸易、外交、征战、迁徙和朝圣加强了非洲——欧亚大陆融合的各种物品和思想的交流，有时是有意为之，有时则是意外收获，在时间上始自新石器时期，一直延续到现代。武士、传教士、游牧民、密使和工匠都和商人一样，为这一持续的碰撞交流做出了贡献，这种交流在帝国和宗教统一的时期愈加兴盛。
哥伦布交流（Columbian Exchange）是史上另一次重大碰撞交流，发生在16世纪初新旧世界间开辟了海上交通之时。以历史的眼光来看，其结果是非洲——欧亚大陆与美洲之间的细菌、植物、动物，当然还有人口的一次突如其来且造成冲击的交流。此前毫无免疫力的数百万美洲人由于接触到旧大陆人群的疾病而死去，遂成为哥伦布交流所产生的众多深远影响之一。
丝绸之路并没有一个如此清晰可辨的出发点，其性质更接近于逐渐了解而非突如其来的遭遇。但它对世界史的影响却与哥伦布交流同样深远。通过理解这块大陆所共享的生物、技术和文化共性，我们可以看到，我们所认为的“西方”或“东方”——或基督教国家、伊斯兰国家、欧洲、非洲、亚洲——的知识、宗教、政治或经济传统，从最根本的层面来看，实际上不过是一个非洲——欧亚共同体的不同表现方式而已。
第二章 丝路萤光闪烁的时代
丝绸之路交流最盛的时代，就是欧亚大陆边缘的定居国家，以及欧亚大草原上的游牧联盟两者都相对集权的时代。中央集权的国家和联盟促进了贸易和外交，并投资于交流和经济基础设施（安全的道路、水站、客栈，可靠的货币制度以及标准度量衡）。他们对旅客和国民课税，收取贡品，但与遭人勒索的风险甚或沿路无数匪帮造成的更可怕的威胁相比，向少数几个大势力付钱以求一路平安，显然更加轻松和安全。本章将介绍中央欧亚历史上构成丝绸之路政治环境的主要参与者。
早期的印欧游牧民族（约公元前3000—前300年）
大约6000年前，一群农民和牧民住在黑海和里海北方那些平原上的定居点，那里如今分属于乌克兰和俄罗斯。考古学和语言学证据表明，这些人说的是原始印欧语，这是如今在欧洲、伊朗和印度使用的一个大语系的祖先，该语系包括赫梯语、希腊语、英语和其他日耳曼语、拉丁语和各种罗曼语、俄语和其他斯拉夫语、波斯语、印地语、乌尔都语等很多语种。最早的印欧人虽然不是农业和畜牧业的创新者，却靠近新月沃土[13]农业和畜牧业发展的起源地。何况由于居住在大草原的边缘，他们还能够获得马匹。在获得了从新月沃土经由高加索山脉传来的轮子和马车技术之后，这些原始印欧语使用者中有一部分成为最早的游牧民族。他们深入大草原，在那里遇到了不说原始印欧语的骑手和猎人，后者从他们那里借鉴并加以调整，形成了新的游牧业经济。
印欧人扩张的年表和过程仍存在争议，但从大约公元前3千纪起，说印欧语的各个族群开始向南迁移到安纳托利亚、向西迁至欧洲，随着时间的流逝，原始印欧语在各地发展出各种派生语言。包括战车在内的青铜时代的技术，在公元前2千纪进一步刺激了移民潮或征战者走出中央欧亚和北部地区。印欧语的使用者占据了波斯和印度。到公元1千纪后，被称为伊朗语和吐火罗语的印欧语分支盛行于中亚，甚至在如今的中国偏远西部地区也是如此。被称为塔吉克语的中亚波斯语至今仍然是中亚的主要语言。事实上，在现代欧洲的帝国主义以及冷战时期的美国和苏联的影响下，除中东阿拉伯国家、中国和东亚其他某些地区之外，全世界各个国家的主要或第二官方语言都是某种印欧语言。
已知的第一个大型游牧政体是说印欧语的斯基泰人（公元前7—前4世纪）。他们说一种古老的伊朗语，在西起黑海、东至蒙古阿尔泰山脉这一大片居住区域，斯基泰人呈现出极为统一的文化视野，令人瞩目。他们的墓穴是被称作坟冢（kurgan）的土墩，内有人类和马匹的遗体，还保留有各种反映动物和鸟类动态写照的饰物，其风格就是早期欧亚艺术的所谓“动物造型”。
斯基泰人的军事技能轻松超越了其他铁器时代的武装力量。阿契美尼德王朝的大流士大帝（公元前521—前486年在位）把印度西北部和欧洲东南部都纳入他的波斯帝国的版图。但大流士在进军北方与斯基泰人作战时几近崩溃。他的军力比对手强了无数倍，但让波斯人始料未及的是，游牧民族就在他们面前消失了。大流士称斯基泰统治者为懦夫；根据希罗多德所述，他的斯基泰对手回答说：“我们的国家没有城镇和耕地，如果有的话，我们的确会因为害怕失去这些或害怕它们惨遭蹂躏而仓促应战。”大流士的军需供给线过长，陷入危险，他中了中亚游牧民族最古老的计策——战术撤退，最终只好忍辱撤兵。
图3 公元前6世纪阿尔泰山脉巴泽雷克人墓中出土的虒形皮鞍饰物。斯基泰人和整个中央欧亚地区的相关铁器时代游牧民族都有这类身形壮硕的虚构“动物造型”陪葬工艺品。角枝似乎有着特殊的意义，因为马匹在入葬时佩戴着附有角枝的面具，如今常见的曲线装饰看来是起源于对角枝的描画
斯基泰人不只是畜牧者和战士；他们还监督着从顿河与第聂伯河盆地到黑海之间繁忙的贸易，甚至还向希腊人供应谷物。他们的坟冢里葬有来自遥远地区的物品，证明了当时多方贸易关系的存在。在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