牛津通识读本：丝绸之路 [2]
在北方针叶林带之南，绵延着欧亚大陆的半干旱草原，俄语称之为“steppe”。大草原上邻近河流的地方因为有灌溉水源，农耕出产丰饶。然而在大部分地区，人们在草原上要靠养殖家畜维生，还要定期将牧群转场来避免过度放牧。因为此地以干旱气候为主，地势平坦，流经的河流或贯穿的山脉相对稀疏，大草原也利于迁移。马车队无须硬路面便可前行，马匹和其他放
图2 中央欧亚
牧牲畜在自己的天然栖息地轻松迁移：硬地之上到处覆盖着它们喜爱的食物，就像一张硕大无边的餐桌。
大草原之南并与其犬牙交错的便是欧亚大陆的沙漠带，从蒙古南部和中国北部的戈壁开始，向西穿过甘肃，进入新疆的塔克拉玛干沙漠和西藏的沙漠高原，转而向南。在帕米尔高原以西，干旱的土地再次出现在如今的乌兹别克斯坦，并向南延伸到咸海和里海，沿着伊朗北部最终进入阿拉伯半岛和北非撒哈拉地区。沿途的某些沙漠是流沙聚积而成的，而另一些沙漠则有着硬质多石的地表。尽管水源稀缺，在这样的地域旅行却相对快捷高效。控制着沙漠路线的行政组织往往维护着水站和客栈，向旅行者提供帮助，并从中获益。
中央欧亚绵延着若干山脉，最著名的有昆仑山、天山、喀喇昆仑山和帕米尔高原，它们都是喜马拉雅地块的支脉，后者雄踞于大陆中央，并对其气候产生了决定性影响。这些山脉把中央欧亚和太平洋与印度洋阻隔开来；这与高地上的高气压相结合，导致该地区雨水匮乏。群山中流出的水系，包括阿姆河（奥克萨斯河）、锡尔河（贾沙特斯河）、塔里木河和额尔齐斯河，遂成为农业用水的仅有来源。丝绸之路中段沿线的主要城市都位于这些水系附近。中央欧亚的这些河流虽可用于地方运输，却没有一个汇入大海。旅行者需要越过群山进入印度北部（今巴基斯坦）才能到达阿拉伯海，从那里转向红海、波斯湾，并继续前往地中海。这条路径，而非陆路，才是东亚货物抵达罗马和其他地中海终点站最常用的通道。
这样的地理格局与中央欧亚的人类社会和政治，以及丝绸之路的经济往来与其他交流有何相关？几个世纪以来，学者们痴迷于一个历史模式：在某些时间点，游牧部落的同盟会合一处烧杀劫掠，从农业国勒索贡品或入侵并征服那些国土。草原战争有时会导致人口跨越大草原，像撞球一样来回往复地大迁徙；有时草原帝国又从大陆的一端扩张到另一端。学界对这些周期性的“蛮人爆发”提出过若干种解释。最初的理论将其归因于中央欧亚各民族的固有特性以及他们栖息的恶劣环境。
14世纪的阿拉伯学者伊本·赫勒敦在其《历史绪论》中指出，环境不但会影响人的性格，而且究其根本，历史的原动力和大周期也源自人们生活的地点和方式。体量庞大、充满“集体感”的新的部落同盟走出大草原和沙漠，统治了农业地带。这些年轻的王朝起初由于吸收了奢华尊贵的农业文明而变得强大，最终却在优柔的境况下日显老态，继而被充满活力的新的沙漠民族所取代。这种宏大的解释体系如今已经过时了。然而伊本·赫勒敦事实上是基于伊斯兰世界——在那里，军国主义的部落政权像走马灯一样轮转——的多个历史实例提出这些论点的，因此不能简单地加以摒弃。
18世纪的英国史学家爱德华·吉本也从另一个角度概括了“斯基泰人和鞑靼人”（他对欧亚大陆游牧民族的通称）的特性。他在《罗马帝国衰亡史》中写道：
标志着世上文明国家的不同特质或许都可以归因为利用和滥用理性，这把欧洲人或中国人塑造成迥然不同的人，人为地形成了各自的举止和主张。但本能的作用比理性更加可靠和简单；确定四足兽的胃口比哲学家的沉思要容易得多，而人类的野蛮部落，因为他们更接近野兽的状态，始终与野兽更为相似，彼此之间也没有什么不同。他们举止的一致稳定性是其能力缺陷的自然结果。即使在相似的境遇之下，他们的需要、他们的欲望、他们的乐趣依然不变；食物或气候的影响最有力地促成野蛮人形成并保持其民族性，而在发展更为完善的社会，这些影响却受到了众多道德的悬置或制约。
吉本解释说，鞑靼人军事上的勇猛善战源自其以奶制品和肉类为主的膳食、大草原的居住环境，以及他们的狩猎习惯。
现代学者倒是较少采取预设立场，但他们也认为环境在塑造中央欧亚的社会、经济和政治动态过程中起到了主要的甚至是决定性的作用。大草原、沙漠和山地的环境意味着中央欧亚的游牧民族以放牧经济为生，因而缺乏谷物、其他作物，以及他们需要或渴望拥有的很多制成品和奢侈品。不过他们的确拥有马匹和马术军事技能，如此一来，在与马匹不盛的炎热南方农耕国家作战时，他们就能够占据优势。由此产生了这样一种动态，即游牧民族通过贸易或劫掠的方式——往往是二者结合——与定居的农民和城市居民互动。由于干旱土地存在着过度放牧的危险，游牧民族通常以较小的家庭群体规模生活和放牧。他们与较大的家族群体——氏族和部落——保持着联系，又有共同的神话故事和历史记忆将他们联系成更为庞大的共同体，相当于种族或民族。在危机来临或机会浮现的时刻，游牧民族可以在统治精英的领导下形成军力强盛的大型帝国联盟，此时其共同的标签具有种族和政治的双重意义，例如匈奴人、突厥人或蒙古人。这些联盟可以统一广阔的大草原领土，征服南方的农耕国家。如此说来，游牧民族的社会政治组织、个人的坚强意志、动员作战的便利性以及杰出的马术技能的确是由他们所在的环境塑造的——吉本的这一论断没有错，但他认为游牧民族这种非理性人类活得像自然状态下的四足兽，则当属无稽之谈。有一种错误的倾向，就是把出身城市——农耕王国的开疆辟土的统治者（例如亚历山大大帝）看作战略奇才，而把游牧帝国的征服看成自然灾害。事实上应该认识到，从公元前2千纪到公元18世纪，欧亚大陆的游牧社会及其领袖在自然和地缘政治环境中从容运作，利用他们相对于定居社会有限但高效的军事优势，谋求经济方面的资料或利益，有时还力图扩张领土——这才是更合理的观点。
因为游牧民族的放牧生活方式与城市或农庄如此不同，另一种常见的做法是在大草原的“野蛮”民族与“文明”社会各民族之间画一条鲜明的分界线。吉本称放牧人与务农人有着本质区别，即反映了这种倾向，但在更早时期，这种看法在欧亚大陆边缘的其他地方也一样盛行。看看中国的史学奠基人司马迁（公元前145—前86年）是如何描述匈奴游牧民族的吧：
儿能骑羊，引弓射鸟鼠；少长则射狐兔：用为食。士力能毌弓，尽为甲骑。其俗，宽则随畜，因射猎禽兽为生业，急则人习战攻以侵伐，其天性也。……利则进，不利则退，不羞遁走。苟利所在，不知礼义。[5]
公元4世纪的罗马史学家阿米阿努斯·马尔切利努斯对匈奴的描述更是彻头彻尾的种族主义：
婴儿刚一出生，他们就在婴儿的双颊深深地割上两道，以便日后毛发的自然生长会被起皱的疤痕遏制；孩子长大后，这会让他们看上去很古怪，像无须的阉人。他们身材矮胖、四肢粗壮、脖颈肥厚，外表丑陋扭曲，简直就像是两足的兽类。不管多难看，他们到底还都是人形。他们不吃调味的食物，而是以野菜根和半生的兽肉为生，只是把兽肉夹在大腿和马背间微微加热一下。他们没有蔽身之所，衣服是用田鼠皮缝缀而成的。只要把脖子伸进某件肮脏的衬衣里，他们就一辈子都不会脱下来换一件，直到衣服朽坏，烂成碎片。他们头上戴着皮毛所制的圆帽，用山羊皮保护着毛茸茸的双腿。他们不谙步战，永远粘在马上，那些马都是健壮而丑陋的野兽。他们有时会在马上像女人一样侧坐着解手，甚至还会俯身趴在骑兽的细颈上沉沉睡去。
不过关于中央欧亚地区各民族的负面形象，倒也不必在那么久远的史料里去挖掘。只需想一想迪士尼电影《花木兰》中的单于那个形象也就够了：他黝黑笨重，邪恶的双眼闪烁着凶光，带领着大群部下蜂拥塞路。
内亚各帝国与丝绸之路
这些黑暗的阴影穿越时代投射而来，连如今的迪士尼公主们都惊吓不已，使得重新思考中央欧亚各民族和政治组织的历史作用变成了一个难题。但中央欧亚的游牧民族及其政体不只是四处劫掠的征服者。相反，他们在多重意义上对跨欧亚连通起到了重要作用。
首先，大草原与耕地之间的分界线并不像吉本、司马迁或阿米阿努斯所暗示的那样泾渭分明，实际上，那条分界线在政治和文化上游移不定。游牧民族与绿洲城市的关系通常十分密切，游牧民族为绿洲提供保护并促进贸易，当然，以牲畜交换农产品对双方都有利。某些半游牧民族甚至每年都会短期务农。希罗多德就曾提到过黑海附近“务农的斯基泰人”。即使在远东，中国的长城看起来似乎在中国农民和北方放牧者之间设立了难以跨越的屏障，但在中国任何时代的史料里，我们都能从字里行间发现持续进行的贸易、军事联盟、通婚以及各种语言和文化融合，处处揭示了双方的差别没有那么壁垒森严。
司马迁记述了一个中国王侯，他与游牧民族西戎结盟，攻打中国周朝的王[6]；周朝后来的一个王又与“野蛮人”（实际上是他的姻亲）结盟，一起攻伐中国的郑国[7]；他还记录了义渠部落如何修筑城墙抵御秦国[8]；以及秦国太后与义渠王不清不白地生了两个杂种儿子[9]——如果双方存在着绝对的界限，这么做可不容易。关于如今的中国北部与蒙古的这种早期文化杂糅，最有说服力的例子就是中国的赵王下令赵国人不得再穿长袍，改服便于骑射的长裤[10]。人们在读司马迁的记述时，不禁会怀疑“中国人”与“野蛮人”之间的所谓区别是否只是由司马迁本人这样的评说者提出的事后分析。而在整个欧亚大陆，各个伟大农业王国和帝国普遍都曾被北方部落征服者长期控制，后者因而进入了俄罗斯、安纳托利亚、美索不达米亚、波斯、印度、中亚、中国、高丽，以及其他各地的历史。中央欧亚的游牧民族与其从事农耕的邻邦之间并没有确凿的边界；生活在中央欧亚地区的人既不是完全居无定所，也不总是畜牧者；他们与城市和农业社会建立了多种关系，也不全是诉诸暴力的民族。他们在欧亚大陆的历史上扮演着举足轻重的角色。
对于丝绸之路而言最重要的是，中央欧亚人以多种方式参与并影响了跨大陆的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