牛津通识读本：丝绸之路 [1]
在国会大厦和华盛顿纪念碑之间的狭长公园临时搭建了一个帐篷，开幕式就在那里举行。由于广场刚刚改造完毕，换气扇吹进来的风里夹杂着尘土、干草，甚至还有骆驼的气味。学者、记者、使馆代表及一众特邀嘉宾都坐在折叠椅上汗流浃背，台上就座的贵宾也是大汗淋漓：大提琴演奏家马友友虽燥热难忍，却对自己参与组织的艺术节成果露出了满意的微笑；先知穆罕默德的后人、什叶派伊斯玛仪派领袖阿迦汗也是艺术节的资助人，他满脸通红却神情凝重。唯有演讲嘉宾美国国务卿科林·鲍威尔清爽利落地穿着衬衫、打着领带，潇洒地走上舞台，看起来颇为凉爽。“9·11”袭击过后不到一年，美国军队正占领着阿富汗（那里是丝绸之路的中枢），还在几个街区之外的宾夕法尼亚大道上酝酿着对伊拉克（丝绸之路沿线的重要一站）的开战计划。当时在华盛顿出席开幕式的诸位知道鲍威尔是布什政府中唯一一个反对入侵伊拉克的重要成员，因而向他致以热烈的欢迎。鲍威尔后来改变了立场，但那天他说到丝绸之路艺术节的主题“连接文化，建立信任”时，还是很有说服力的。
以哥伦比亚特区作为探访丝绸之路的起点难免显得奇怪。但在今人看来，丝绸之路——或陆海双线丝路——的概念早已远远超越了锦缎和商队，而马友友和史密森学会的组织者都了然于胸，在其最广泛的意义上，丝绸之路所代表的观念是，只有通过货物、思想、艺术和人群本身的交换和流动在遥远的聚居地之间建立联系，人类才能得到最繁荣的发展。这种对人类共同世界史的理解强调不同民族之间的交流与互动，而不是差别和冲突。这一观点当然有意识形态的成分，但也不乏实证性考古学证据和史学文本的支持：在最早期的欧亚大陆人类栖息地上，我们注意到跨大陆迁徙和贸易的迹象；晚些时候，在亚洲、欧洲和撒哈拉以北的非洲若干地区游牧和农耕社会相辅相成的发展中，我们看到了那种交流的协同效应。农业、畜牧业、冶金术和其他技术、音乐、绘画艺术，甚至宗教和政治思想，虽形式多样、异彩纷呈，但都不是互不往来的文明各自独立的发展成果，而是欧亚大陆共同布局发展的不同面相。
显然，古代的跨大陆融合在程度上无法与如今的全球紧密连通相媲美。但就其性质而言，历史上的丝绸之路所实现的成就，与今日“全球化”的成果大同小异。而如果没有始于数千年前、长期持续的交流——尽管其数量和速度不一定可观——把我们称为欧洲、西南亚（中东）、波斯、印度、中国以及东南亚和中亚的这些地方之间连成网络，我们生活的世界会大不一样。
非丝又非路
传统上，“丝绸之路”一词用于指代东亚和地中海之间、贯穿欧亚大陆中心的一条或多条道路，所谓欧亚大陆中心，如今被冠以不同的地名：中央欧亚、中亚、内亚、河中地区，有时则特指那些名唤“斯坦”的国家［阿富汗（Afghanistan）、哈萨克斯坦、乌兹别克斯坦、塔吉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和土库曼斯坦］。我们想象着一队队负重的骆驼沿着那条路走过草地、沙漠和山口，在绿洲城镇歇脚，那里的集市充斥着丝绸和香料。然而虽说这些生动形象早已深入人心，“丝绸之路”到底是什么或位于何处却十分含混。
1997年11月，当时的美国第一夫人希拉里·克林顿对哈萨克斯坦、乌兹别克斯坦和吉尔吉斯斯坦进行了友好访问。为准备在吉尔吉斯斯坦的演讲稿，克林顿夫人的一位高级助理打电话到乔治城大学问我：“比什凯克是丝绸之路上的城市吗？”这位官员想要一个非此即彼的简单答案，但问题并不简单。丝绸之路可不像66号公路那样，是一条贯穿大陆的高速公路。要说清什么东西是否位于丝路沿线，取决于我们在地理上和时间上
图1 欧亚大陆与丝绸之路
如何看待丝绸之路的历史。如今身为吉尔吉斯斯坦首都的比什凯克是由俄罗斯殖民者在19世纪创建的，苏联时期为纪念一位布尔什维克将军而改名为伏龙芝，直到1991年后才恢复早先的名字。如此看来，这座城市似乎过于年轻，无法被归为“丝路”城市。此外，它坐落在地图绘制者们通常所画的丝路大概位置的北方；比什凯克更像是大草原和大山之间的十字路口，而人们一般会把撒马尔罕或布哈拉等古代绿洲城市作为丝绸之路的象征。然而否定比什凯克在丝绸之路上的地位，不仅让克林顿夫人的演讲撰稿人失去了一个现成的话题，还可能会误导，让人们错以为游牧民族频繁穿行的大草原路线和以俄罗斯人征服中亚为标志的现代历史时期都与丝绸之路的故事无关。
“丝绸之路”一词的首创者是德国旅行家和地理学家费迪南·冯·李希霍芬男爵（他是史努比克星、“红男爵”曼弗雷德·冯·李希霍芬[3]的伯父）。实际上，冯·李希霍芬在1877年的一次讲座上，以及他的多卷本历史地理学著作《中国》（1877—1912）中，同时使用了这个词的单数（Seidenstrasse）和复数（Seidenstrassen）形式。他用这个词指代中国的丝绸离开汉帝国（公元前206—公元220年）抵达中亚的多条路线，汉朝则从那些路线中学到了一些西方地理知识。李希霍芬的“丝绸之路”概念并不包括汉朝之后的时代，但他确实详细讨论了后期的其他路线以及除丝绸之外的其他货物的交易；此外对他所谓的Handelsverkehr，意即商业交通或贸易路线，他也论证了其伟大的历史和文化意义。因此，尽管叫法不同，狭义的“丝绸之路”概念的提出者也对如今我们简称的“丝路”所涵盖的跨欧亚交易这一普遍现象不无兴趣。
第一个将“丝绸之路”用在标题中的人是另一位德国地理学家奥古斯特·赫尔曼，他在20世纪初期出版了有关这一主题的几本专著和地图集。他完成于1915年的论文的标题“从中国到罗马帝国的丝绸之路”突出了丝绸之路概念的另一个常见但误导性的意义，时至今日，这仍然牢牢盘踞在人们的头脑中：丝绸之路的重要意义主要在于把中国和地中海流域，即“东方”与“西方”联系在一起。这一说法关注跨欧亚贸易的终点，是可以理解的，实际上关于这段较早时期的最佳史料也都以中文、希腊文和拉丁文写成。此外，在如今中国的领土上发现古罗马的玻璃，或是读到罗马贵妇们穿着来自赛里斯[4]的纯丝绸翩翩而行，这些之所以会让我们大吃一惊，恰恰是因为两地相隔如此遥远。但只关注丝绸之路的两端却难免错失要领，表现在如下几个方面。
首先，欧亚跨大陆交流——这一现象被概括为“丝绸之路”一词——的主要意义并不全在于丝绸贸易本身。实际上，横跨欧亚大陆的贸易涉及多种货物，也有许多思想观念在此间传播，其中的一些（驯养的马、棉花、纸以及火药）要比丝绸的影响大得多。此外在丝绸不再是主要贸易品之后，远距离交易仍然持续了下去。另一方面，中国与地中海以东的中亚伙伴之间的丝绸纺织品贸易丝毫没有衰退，一直持续到19世纪，其重要性也没有削弱；在满族人统治的清帝国将版图扩张到中亚，将中国领土增加了六分之一的过程中，除了其他贡献，它还是主要的资金来源。
我们也不应认为丝绸之路只涉及跨越大草原路线、发生在大陆中央的东西方交流：这样就忽略了如今的印度北部和巴基斯坦地区，那里不仅是大多数汉朝——罗马贸易的中转站，而且还向欧亚大陆的商品市场贡献了棉纺织品、向其观念世界贡献了佛教这样重要的内容。同样，历代波斯帝国不仅促进和管理丝路贸易并从中征税，还通过他们对特定物品的需求和流向东西方的文化贡献，对丝绸之路产生了重大影响。此外在若干个世纪，波斯语都是丝绸之路的通用语言。
狭义的丝绸之路，作为位于中国和罗马之间的东西方路线，还掩盖了另一个事实，即它不是一条“路”，而是将许多货仓连接起来的一系列路线。史学家们更倾向于把丝绸之路看作一个网络，而非一条线状的道路；像课本里常见的做法，只画几条穿过欧亚大陆中心和印度洋的水平线来标示丝绸之路，会造成错误的印象。
最后，关注城镇化的农耕文明间的接触而忽略“其间的地带”——这是英国探险家和政治家罗里·斯图尔特的说法，这反映了欧亚大陆的农民和城市人口对于中央欧亚地区的游牧人口的古老偏见。尽管局外人往往把这些人称为蛮族，实际上他们却是丝绸之路贸易主要的历史推动者和促进者——他们是“最初的全球化者”，同时也是征服者。举例来说，公元前2100—前2000年从欧亚大陆大草原出口的铜矿，为美索不达米亚和伊朗高原的青铜时代冶金革命供给了原料。战车武士以及战车本身的技术也遵循了相同的路线。还可以举一个文化的例子：如今欧洲和亚洲乐队中的很多弹拨和弓弦乐器，其原型都是大草原上养马的各民族首先发明或在其帮助下发展而来的，并由中央欧亚的游牧民族传播到整个大陆。
中央欧亚的风土人情
中央欧亚这个地区对我们非常重要。究其原因，当然是因为丝绸之路跨越其间，但也因为中央欧亚动荡的历史，特别是游牧民族的活动及其与农耕国家的互动——也就是大草原与播种之地间的关系——塑造了跨欧亚大陆的交易。从史前时期开始，说着伊朗语、突厥语、蒙古语和其他语言的部落在西至黑海，东抵中国西藏和蒙古的大草原、沙漠和山区维持着牧民经济，与旧世界的所有定居性农耕文明毗邻而居。农民与游牧者居住地的环境差异是影响二者关系的一个重要因素。
中央欧亚的环境可以大致描述为一系列的生态区。最北端在西伯利亚北部的北极圈内，是永久的冻土地带，只有最吃苦耐劳的放牧驯鹿的牧人和猎捕野生驯鹿的猎手才能定居在那里。冻土之南是北方针叶林带，那一大片森林主要种植着松柏目植物，环绕着地球上（除海洋外）与西伯利亚同纬度的中国东北、加拿大和新英格兰北部等地区，其南侧边缘逐渐混入落叶林。鉴于这个地区不适宜农业或畜牧养殖，针叶林地带对丝绸之路历史的主要贡献是毛皮：生活在这些北部森林的水貂、白鼬、紫貂、狐狸、海狸等哺乳动物出产厚实浓密的毛皮，欧亚大陆对此的需求经久不衰。蒙古帝国的创建者成吉思汗就是靠卖掉其结婚贺礼中的一件貂皮大衣，巩固了他的首个重要政治同盟，最终推动他走上征服世界之路。近代早期，全球对毛皮的需求驱动着俄罗斯挖陷阱捕杀动物的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