牛津通识读本：丝绸之路 [17]
第二个变化是技术方面的。工业化，尤其是人类释放出化石燃料中储藏的能量，降低了畜力对整个欧亚大陆的战争和商业的重要性。这并不是一蹴而就的：直至1990年，喀什作为出租车之用的驴车数量仍然多于机动车。但过渡到碳氢化合物燃料是不可避免的，如今，驴车已不多见了。这种技术变革削弱了大草原民族的军事优势及其经济上的相对优势（养马）。中亚丧失了自马匹被驯化以来便一直拥有的地缘政治中心的地位。
新技术还重写了贸易的规则。在前现代的能源秩序下，哪怕是中等程度的区域贸易——更不用说跨大陆贸易了，要想使运输划算，货物的价值重量比就必须很高。海上贸易相对廉价，但也受到了船只规模、季风以及海上航行的危险的制约。因此，无论是通过陆上还是海上丝绸之路运输的货物都是昂贵的奢侈品：药物、香料、罕见的走兽飞禽、艺术品、复杂的织物、贵重金属和宝石、技术人才（工匠、音乐家、舞女、宗教人士）。
而如今，虽说我们仍在全球进行着奢侈品的贸易（波尔多的葡萄酒运往中国，中国生产的苹果手机运往美国），我们也把每磅只值几个便士的商品运往世界各地，比如大豆、小麦、食用油、棉花或废金属。这种用微积分管理的新式远程贸易的最佳例子或许就是张茵创立的玖龙纸业公司了。货柜轮船把中国产品运给美国的消费者后，返程时往往会空着大半条船（因为美国向中国出口的制造业产品少之又少），张茵就在返程时从美国运回废纸。在她位于广东的工厂里，张茵把美国的废纸再造成包装材料，卖给可口可乐、耐克、索尼、海尔等公司。1985年后，张茵单靠进口和再加工美国人随垃圾一起扔掉的东西，迅速成为中国最富有的女人。纸张这种古老的丝绸之路产品依然至关重要；但让它重获资格参与远程贸易的，却是化石燃料。因此在后工业化时代，既有全球贸易，也有欧亚大陆的贸易，但或许很难称其为丝绸之路贸易。同样，中央欧亚各国也把地缘政治的重要性拱手让给欧亚大陆边缘的国家。这样说来，如果说丝绸之路并没有在16世纪消亡，我们能否宣称它已在19或20世纪走向消亡了呢？考虑一下这种情境：欧亚大陆一端的某个国家通过军事、政治和外交手段推广某个宗教体系。另一端的某个国家受到这种宗教体系的吸引，渴望学习它，翻译了该宗教的文本库。特使往来不绝。但除了宗教本身，技术、音乐和艺术等其他事物也从一个国家和文明以涓涓细流的方式输往另一个国家。一个国家模仿另一个国家的艺术风格，雕刻类似的塑像，并以相关的建筑风格来建造自己的寺庙和宫殿。
这可以描述印度和中国围绕着佛教建立的长期关系，也可以描述1950年代苏联和中华人民共和国之间短暂而更加热烈的接触——马克思列宁主义扮演了重要的角色。在中苏合作的十年里，中国的各级学校都学习俄语；苏联的技术人员前往中国规划工厂，并就包括核技术在内的一系列政治和安全事务提出建议。不但中国的政治体系反映了苏联的列宁主义模式（早在1921年中国共产党建党时，这种模仿便开始了），而且贯穿整个20世纪的俄罗斯影响还在电影、文学和音乐中留下了烙印——就连手风琴的流行也是这种关系的产物。人们如今依然可以在中国的城市建筑中直观地看到这种晚近的“丝绸之路”交流，就像在东欧、中亚和蒙古看到的那样。在北京的天安门广场中央旋转360度：在挂着毛主席画像、通往清朝皇宫的大门两侧，可以看到西侧的人民大会堂，那是一座庞大的斯大林式新古典建筑，东侧则是中国国家博物馆。人民英雄纪念碑基座的半浮雕上，胜利的造型也是苏联社会主义写实艺术所偏爱的。这种风格成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前50年几乎所有官方公共雕塑——甚至包括吐鲁番市中心跳舞的采葡萄女孩在内——的特征，很多宣传海报和上世纪中期的油画也是如此。纪念碑后面的毛主席纪念堂让共产主义中国的首位领导人的遗体以特殊的处理方式永久保存。
苏联对中国的影响中最显著，但很少有人注意到的例子是城市中的民居建筑——几十年来为了适应中国城市的人口膨胀而建的无处不在的公寓塔楼。虽然它们在很多方面也很像美国或英国的廉租项目或公屋公寓，但这些大楼的入口设计却便于社会监督，这是苏联和中国制度中至关重要的一环。楼群经常以小区的形式设置和编号。每栋楼都有好几个单元，经楼梯和/或电梯向上通往几个平台，每个平台都有几间公寓的外门。
在社会主义时期，这些楼梯里的灯泡总是臭名昭著地丢失或坏掉。住在这些垂直分割的单元里的居民不得不从同一个入口出入大楼，通过同一部电梯或楼梯到达自己的公寓。在苏联，可怕的老大妈会管理一楼的入口；在高级一点的公寓大楼里，这种人称“电梯操作员”（liftersha）的妇女会密切注意着电梯。在中国，监视居民也同样是老年妇女的工作；她们经常会把电梯当成自己的“办公室”，在那里布置墙面，带进去一台加热器，坐在凳子上用一根长棍子戳电梯的按钮。作为苏联影响的遗产，欧亚大陆上也能找到类似的建筑物，比如在波兰和蒙古。
俄罗斯历史编纂学的“欧亚主义”学派对俄罗斯毗邻亚洲的地理位置及其与大草原民族的长期接触十分着迷。一些人认为，在俄罗斯人的管理下，以威权主义代替社会主义是一种东方式的背离，是扭曲了马克思哲学的一种鞑靼人的影响，这种猛然脱轨走上另一条路径的做法是纯正的欧洲社会主义者不会采取的。这种论点只是再一次重复了环境决定论和我们在阿米阿努斯·马尔切利努斯、吉本或《花木兰》中看到的“东方专制君主”的陈词滥调而已。但在苏联时期和更早的帝国统一阶段的泛欧亚交流之间确实存在着相似之处，那时实体货物和人员在大陆上流通，同时伴随着某种意识形态体系的传播。中国在20世纪采用了苏联风格的公寓建筑，其背景与10世纪和11世纪时中国采用来自印度的椅子（以及很多其他东西）没有什么不同。如果我们从更广泛的视角考察丝绸之路现象，就可以看到，从史前到近代，再到我们如今所谓的“全球化”时代，跨欧亚货物和思想的交流只有数量的差异，没有多少本质差别。作为人类历史的一个方面，丝绸之路从未消亡；它只是延伸到了更加广阔的天地。
现代的回响
“丝绸之路”一词的历史回声在很多领域中依然响亮。在国际丝绸之路际关系中，“丝绸之路”是包括中国、中亚、南亚、伊朗、土耳其和俄罗斯在内的整个区域双边或多边关系的简称。2011年7月，美国国务卿希拉里·克林顿在印度的金奈发表的外交政策演讲中指出：“在历史上，南亚和中亚各民族本来就是彼此相连又与大陆其他地方相联系的，将它们联系起来的是一个广阔蔓延的贸易网络，即‘丝绸之路’。”几个星期后，美国的阿富汗和巴基斯坦事务特派代表马克·格罗斯曼在巴基斯坦的伊斯兰堡重复了这一主旨。美国以此表明态度，其将努力加强印度的影响，刺激该地区的经济整合，简化货物和人员过境手续，缓和印度—巴基斯坦的紧张关系，并帮助阿富汗发展—此举有一个基于历史想象的口号：“携手合作，共创新丝路。”
当然，希拉里·克林顿的“南亚和中亚”这一北—南走廊无疑是故意遗漏了其东西毗邻的丝绸之路上的主要参与者。这些参与者也一样热切地采纳了丝绸之路的意象。在伊朗与中国建交40周年纪念仪式上，伊朗外交部长阿里·阿克巴尔·萨利希提出，“伊朗伊斯兰共和国与中华人民共和国是两个文明的国度，历史悠久，享誉世界的丝绸之路正是两国关系的历史象征”。这种外交辞令准确地强调了波斯文明和中国文明的古老和基石性质，这是两个国家自我认同的一个主要方面，而这往往在关键时刻为西方外交叙述所忽略。不甘示弱的巴基斯坦总统阿西夫·阿里·扎尔达里本人也采用了丝绸之路的隐喻。当年的晚些时候，《环球时报》发表社论建议中国应该“复兴丝绸之路，粉碎美国的围堵政策”。
不过任何人都可以利用丝绸之路的浪漫想象，这倒不是外交官的特权。几乎每一个欧亚大陆的城市，从宁波到第比利斯到伊斯坦布尔乃至威尼斯，都可被称作“古代丝绸之路城市”。旅游公司打着这个旗号营销其旅游路线—但游客得谨记仔细阅读细则，因为“丝路之旅”虽然最有可能把游客带到中国，但行程的终点可能会是中亚、伊朗、尼泊尔、土耳其甚或高索山脉的北部。餐厅老板非常喜欢丝路的概念：北京、上海、多伦多、怡陶碧谷[45]、悉尼、阿德莱德、奥克利和伦敦都有名为“丝绸之路”、提供维吾尔美食的餐厅。但一家丝路餐厅并不需要与中亚有关：21世纪的“丝绸之路”之于“亚洲混搭风”，就像20世纪中期的夏威夷风情酒吧之于“中国—波利尼西亚”美食。华盛顿特区优雅的乔治城地区有一个地方，在“绚丽的摩洛哥巴扎，异国风情的中国西藏酒廊……土耳其帐篷，以及受到香港地区国际前沿诱惑之显著影响的经典英国酒吧”中提供“受到丝绸之路启发的美国地方美食”。美国蒙大拿州米苏拉市有一家丝绸之路餐厅，供应的是塔帕斯[46]；加利福尼亚州核桃溪市的丝绸之路餐厅刚刚被选为“最佳希腊菜”餐厅，还有爱尔兰城堡里也有一家名为“丝绸之路咖啡厅”的小餐馆，供应都柏林最好的中东/北非美食。
在音乐和舞蹈方面，丝绸之路的概念经常让人想到启发普契尼创作出《图兰朵》的那种中国—伊斯兰混搭风，但“丝路音乐”的音乐和编舞源头却可以是旧世界的任何一个地方。马友友的丝绸之路合奏团委托作曲家创作并演出了来自欧亚各地的华美的混成作品。然而还有一位更早、可能是第一位在商演时披上丝路外衣的音乐家，那就是喜多郎，他的《丝绸之路》合成乐可以说创立了新世纪音乐这个新流派。喜多郎为日本国家公共电视台NHK的长期节目《丝绸之路》纪录片系列制作了背景音乐，但我还记得曾在圣塔克鲁兹一个室外浴池的喇叭里听到过美妙至极的《丝绸之路》乐曲，彼时几码之外的一辆重新漆过的老旧校车上画着紫色的莲花。
2011年的秋冬时装季，乔治·阿玛尼从“远东地区”获得了灵感，奥斯卡·德拉伦塔[47]看向“丝绸之路”，并推出了“魔毯之旅”，包括“奥斯曼外套……布哈拉地毯风格的刺绣”，“慈禧……中国‘龙皇后’宫廷御用的珠宝华服”，“北非线艺……佩斯利涡旋纹图案束腰外衣”，“鸵鸟羽毛裙”，以及“巨型‘成吉思汗’狐狸帽”。毋庸置疑，这样一身装扮再配上化妆品大牌“职业美容”（Le Métierde Beauté）的2011年秋冬系列“丝绸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