牛津通识读本：丝绸之路 [16]
我们如今所知的青花瓷始于元朝（1279—1368）和其后的明朝（1368—1644）。蒙古帝国促成的交流使得波斯钴颜料的进口不断增加，与之相应，陶瓷技术也实现了新突破。在中国南方的景德镇，陶工学会了在干燥的白色高岭土上直接作画，涂上一层透明釉后，在极高的温度下烧制瓷器，而不再像唐朝的陶器那样在泥釉上作画或蜡印。青花瓷就这样产生了。
景德镇青花瓷器的发展离不开中国宫廷，特别是蒙古人建立的元朝宫廷的支持，但它日益成为一种出口产品。明朝的很多中国文人实际上认为青花瓷是舶来品，且粗俗不堪。与此相反，中亚、南亚和西南亚的伊斯兰宫廷却非常看重中国的青花瓷。萨菲王朝的国王阿拔斯一世（1588—1629年在位）据称引进了中国的陶工和明代的瓷器，而奥斯曼的托普卡珀皇宫藏品中也有从元朝到清朝的10 358件中国青花瓷器。中国工匠专为伊斯兰市场制作了很多器皿，上有伊斯兰几何图形的主题以及阿拉伯和波斯的书法。
青花瓷也是整个丝绸之路沿线经常被模仿的对象。举例来说，从15世纪起，在安纳托利亚西部的伊兹尼克[43]，陶工就仿照奥斯曼人从大不里士、大马士革和开罗掠夺来的器皿，制作自己版本的中国青花瓷。他们没有使用陶瓷，而是将装饰了龙、凤、莲花和牡丹等中国主题的白色泥釉涂在红陶器皿之上。除偏好青花之外，伊兹尼克的工匠们后来还加上了彩绘的果类和鲜花，特别是郁金香。他们精巧绘制的瓷砖装饰了伊斯坦布尔各清真寺的内部——苏丹艾哈迈德清真寺（1616年）因而得名“蓝色清真寺”。尽管伊兹尼克的装饰灵感来自中国陶瓷，但它却在书法和来自建筑、地毯、书籍彩饰及本地培育的花卉等装饰主题影响之下，发展出一套自己的表达方式。毋庸置疑，这种专供皇家清真寺和苏丹宫殿使用的精美手工作品极其昂贵。据幸存至今的文件记载，一块瓷片的售价就高达一个技术工匠每日工钱的五倍以上，餐具的价格更加昂贵。从16世纪开始，景德镇也向欧洲出口瓷器，最初是通过东南亚进行的。后来葡萄牙和荷兰人都直接从中国购买瓷器，到1520年代，葡萄牙进口了4万到6万件瓷器，荷兰人则用运输陶瓷的葡萄牙宽身帆船（carrack）的名字将其青花陶器命名为克拉克瓷（Kraak）。欧洲很快就出现了锡釉的仿制品，而16世纪末之前，在墨西哥城以西的普埃布拉州，当地的陶工也在西班牙僧侣的指导下制作出青花瓷器。欧洲人对青花瓷如此狂热，以至于当景德镇瓷窑在17世纪末为反抗满族征服者入侵中国期间而停工十年时，荷兰人就从波斯的萨菲王朝订购青花瓷的仿制品。这种“库巴奇”瓷（以发现了很多这种瓷器的高加索山脉的小镇命名）都带有宝塔和山丘的装饰。
荷兰人对克拉克瓷非常着迷。1636年，荷兰东印度公司的船队从它在巴达维亚（雅加达）的基地运出了259 000件瓷器。荷兰人以这些瓷器作为模型，在代尔夫特酿酒厂的原址上建立起青花瓷工业，那里出产的盘子和瓷片如今备受珍视，起初却不过是充满中国主题的仿制品而已。意大利、法国和德国都制作了各自版本的青花瓷。但真正把中式风格的青花瓷带到世界各地的餐桌上的，却是18和19世纪英国新陶瓷工业的大规模炻瓷和低温瓷生产技术。画着游船、拱桥、飞燕、宝塔和飞檐凉亭的
图11 带有葡萄装饰图案的两个青花瓷盘，上图为15世纪产自中国景德镇瓷窑的瓷器，下图是16世纪产自奥斯曼帝国伊兹尼克的低温炻瓷。伊兹尼克的青花器模仿的固然是明朝青花瓷，但葡萄主题本身却是从波斯萨珊帝国传入中国的，直至明代仍然被认为与外国有关
田园牧歌式“柳园图”设计，把可汗和苏丹的审美偏好发展到了高度媚俗的水平，成为我们很多人关于瓷器（以及中国）的第一印象。1960年代和1970年代，那还是美国人或欧洲人几乎都不会使用筷子的时代，美国的一些超市每周会送出一件工业生产的柳园图青花餐具作为馈赠忠实顾客的礼品。说到靠拙劣仿制奢侈品致富，中国人可算不得先驱。
第六章 丝路将通往何方？
丝绸之路上的活动在蒙古治下的和平时期达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却在此后日渐衰落，商业中心凋零，久无人至的巷陌被时间之沙所消弭——这是世界史课本的一个经典主题。据说中央欧亚一直陷在绝望的泥沼中，直到欧洲的殖民和开发才再次开启它走入现代化的进程。我们被告知，给丝绸之路带来致命一击的是始自西欧的直接海上贸易的到来：瓦斯科·达伽马及其西班牙、荷兰和英国后继者们掌舵的宽身帆船和大帆船取代了东方人的无名商队。这里隐含着一个经济学观点：海上运货比较便宜，陆上贸易无法与之竞争。因此，公元1500年就成了一个非常现成的分界点：勇敢的海上探险者顺风航行，驶进了新时代的黎明，第一卷结束，现在可以在校园书店拿起第二卷了，下个学期见。
为什么说丝路未死
但有关近代丝绸之路之死的说法实属夸张。首先，16世纪西欧商船首次到达东亚海域时，将中国和印度洋、东非海岸，甚至经过波斯湾与地中海联结起来的海上贸易路线已经存在了好几个世纪。正如9世纪的勿里洞船骸所显示的那样，即便在陆上丝绸之路最活跃的时期之一，也有大量瓷器通过船只运往西方——所以，海上竞争既不新鲜，也没有削弱跨大陆的交流，只是后者的补充而已。更关键的是，丝绸之路并非只关乎货物贸易，还关乎思想的传播。虽说从中国南方海运瓷器类大宗物品的确更加便宜，但陶瓷技术和装饰主题的陆路迁徙也一样容易，它们可以随着纺织品、印刷书籍以及工匠本身一同远游。景德镇瓷器可能是通过海上到达伊斯坦布尔的托普卡珀皇宫的，但正是得益于长期的陆上交流，当地也有本地制造的伊兹尼克青花器。
这样的辩论在某种程度上就变成了如何定义“丝绸之路”一词，以及如何选择关注焦点的问题。但就算只看最著名的丝绸之路现象的经验证据——宗教的传播和货物的移动——也能看到整个16、17和18世纪仍有大量交流，而流行的观点认为在那一时期，丝路已死。在此期间，苏菲派教团在中央欧亚尤其活跃，他们在蒙古和帖木儿的帝国统一破产之后遗留下来的四分五裂的游牧部落中劝导皈依。特别是纳克什班迪耶教团曾一举挺进了新疆、吐蕃东北部和中国西部，大大拓展了信徒的数量，对那里伊斯兰教生活的特质产生了重大影响。
与此前的汉、唐或蒙古王朝不同，明朝在中亚没有直接的军事部署，并且因为这个原因，某些学者认为，中国明朝是一个孤立的王国，丝绸之路也就此消亡。在中亚，帖木儿王国的王侯和蒙古统治者的残余的确是一群很难驾驭的人，没有帝国的霸主来保证路线的安全，贸易危机四伏。但在16世纪中叶，中亚历史学家米尔扎·穆罕默德·哈达尔曾以波斯语记述了新疆察合台两兄弟所定的和平盟约“给人民带来了安全和繁荣，任何人都可以在哈木尔［哈密］、契丹［中国］和费尔干纳国之间独自往来，无须为旅行准备干粮，也无骚扰之虞”。1558年，英国人安东尼·詹金森[44]在布哈拉看到，中国的商队因战争中断了三年之久，但通常“在和平时期，道路通畅的时候，会从中国那边带来麝香、大黄、缎子、大马士革锦缎等各式各样的物品”。耶稣会的俗家教友鄂本笃——与玄奘和苏菲派教士一样，他也是丝绸之路上的一位宗教专家——在1603—1604年间，从喀布尔旅行到了中国的西部，并在莎车城加入了一支商队。实际上，根据明朝的年鉴报告，在明朝创立的第一个世纪里，每年都会有来自中亚和中东地区的使团频繁到访，就算在1544年到王朝结束的1644年期间这种活动逐渐减少，记载在案的西方王侯们正式访问北京的次数也多达70次。这接近于每年一次，而那些使团每一次到访，都会把贡品和数十位中亚商人带到北京。
从16世纪中叶开始，俄罗斯开始向蒙古金帐汗国崩溃之后遗留下来的西伯利亚势力真空地带扩张，就此开启了与印度和中国的贸易关系。俄罗斯人在印度寻找五颜六色的棉织品。由于印度北部的莫卧儿和其他政权每年需要补充马匹，他们用棉布制品和靛蓝等染料换取了数十万匹中亚的马。根据一位历史学家的计算，这一贸易每年的价值高于英国与荷兰的东印度公司从孟加拉出口价值的总和。中亚商人也用印度的货物与俄罗斯人做交易。这一次用纺织品换马匹的交易由中亚的中间人做掮客：恰是丝绸之路贸易的缩影。此外，俄罗斯开始用毛皮从中国换取茶叶和大黄（不是我们在馅饼里吃到的那种大黄梗，而是生长在吐蕃山麓丘陵地带的一个品种的根，欧洲人认为其有很好的止血催泻效果）。如果丝绸之路已经消失，沿途又怎么会有这么多贸易？
与此同时，到18世纪中叶，满族在中国建立的新的清王朝征服了蒙古和新疆。贸易路线就此安全无虞，中国商人和清朝政府把中国的产品运到边境，来自中亚绿洲城市的游牧民族和商人在那里将其重新装车，运到更远的西部——仍然遵循了征服之后跟进贸易的模式，这种模式至少可以追溯到公元前1世纪。19世纪中叶，哈萨克人的品位甚至能够影响中国的生产：清代的档案中有数百份文献，实际上就是关于哈萨克人的丝绸偏好的市场研究报告。这些游牧民族更喜欢平常的缎子、大马士革锦缎以及茧绸，而不喜欢价格昂贵的织锦和龙袍；他们喜欢深红、彩虹绿、靛蓝、月白、紫色和谷灰色，而不会用自己的绵羊和马匹来交易粉色、桃红、水红或浅绿色的缎子。远在数千里之外的中国东南部的工厂欣然响应消费者的需求信号，并据此调整了生产；如今每当蓝牛仔裤、手提袋或跑鞋的全球时尚发生改变，那些工厂的做法也跟当初一模一样。
然而，尽管丝绸之路并没有像某些历史学家所断言的那样在16世纪消亡，欧亚大陆的极大变化却永远地彻底改变了支撑它的基础。首先是地缘政治的变化。俄罗斯和清朝的扩张把大草原包围起来，在某种程度上消灭了独立的欧亚内陆游牧国家。值得一提的是，俄罗斯和清朝都继承了蒙古帝国遗产的某些元素，但让它们得以在中央欧亚扩张领土和巩固控制的，却是出色的交通和后勤能力，这是由各自境内广大农耕地区产生的财富所支撑的。到19世纪，对于俄罗斯人而言，现代火器和军事训练同样起到了重要的作用。就这样，此前曾被鞑靼人的铁蹄践踏的农业大国俄罗斯和中国，扭转了与游牧部落交战的局势，在大陆中央会面了。他们后来的身份，苏联和中华人民共和国，也各自继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