剑桥中国史 [999]
大多数有关制定省宪的主张没有走得这么远，它们在保护职业利益的同时，也给地方当局以广泛的经济权力，例如管理铁路、电话、电报，以及创办发行纸币的银行。③
资产阶级不只是希望通过自治来保证从官僚主义下获得解放，它还希望按着自己的利益建立控制社会的有效体系。新近的研究突出了自治政府机关的发展和“里甲”型税收系统或“保甲”型公安机构的发展之间的共存关系。④20年代初商团的发展同样证明企业界急于负责保障社会秩序的愿望。1916年，对这类团练组织作了严格的规定。这是袁世凯1914年解散地方谘议局的结果，表明了官僚主义的复辟。随着自治运动的发展，商人们要求放宽这种限制。他们“请政府允各商会自练商团而行自卫”。⑤汉口商会援引汉撒同盟⑥的先例，要求组织真正的城市联盟，认为如果全国各城市能真正团结一致，商人将拥有极大之权力。⑦
但是，虽然北京政权的衰落鼓励了自治的倾向，商人们也碰到了消极的影响：没有任何方法可以维持社会秩序，也没有办法引导经济现代化，因为经济现代化加速前进的步伐要求有统一的货币和关税制度。这种对强有力的国家的怀念，在各商会要求“中央”给予指示、发出禁令、纠正错误等数目繁多的动议中都表现了出来。其结果是商人们即使在要求自治的同时，也不肯放弃中央集权的好处。他们认为，采用联邦制就可以克服这种矛盾，满意地调节中央政权和地方政府之间的关系。
知识界展开了一场关于宪法知识的较量，不断地比较德国、奥地利和美国宪法的优劣。而上海总商会则坚持市政管理和警察职能必须归地方当局负责，坚持工矿企业不能由中央政府管辖，“不但因为这样会使工业本身的发展陷于瘫痪，并且还会使中央政府有可能将属于这些企业的权益抵押或出售”。①因此，资产阶级继续一方面害怕国家政权的专横行为，一方面又感到自己不能没有它。
在经历了十年的篡夺权力和高压政策之后，资产阶级感到，复兴1912年临时约法所建立的共和国法律实体是困难的。1921年10月，商联会支持召开国民会议的主张，建议各省议会和各商业与教育团体的代表聚集在一起负责决定政体，保证统一国家，遣散军队和改组财政。②
在1922年3月至9月国民会议开会期间，大会只限于提出一些宪法草案。与此同时，自由主义分子和资产阶级的确都寄希望于吴佩孚将军，吴把1917年解散的旧国会的议员们召回到北京，似乎要以共和国法统的名义打出重新统一全国这张牌。可是1922年北京的政治春天太短了，不可能导致商界所希求的宪政复兴。重建地区自由和共和原则的努力以完全失败而告终。
在省一级，自治运动被善于投机取巧的将军们利用，成了变相的军阀割据；而在国家一级，1923年10月10日颁布的宪法则是中央集权和单一政府倾向的胜利。
这部悄悄地产生的宪法颁布时的环境比它的条文更重要。曹锟1923年6月14日发动政变解除黎元洪的总统职务所引起的最后危机，葬送了这个宪法想要恢复的共和国的合法实体。为了解决这一全国性的危机，上海总商会企图建立一个“商人政权”——它的迅速崩溃以半是喜剧半是悲剧的方式说明了中国资产阶级所起作用的局限性。
6月23日上海总商会开非常会议，会上“宣布独立”。①脱离，作为中国历史上表示反对的一种典型形式，一般是地区掌权者所采取的行动：从地理的观点来看，这种现象一般表现为混乱年代政治重心的突然转移。现在，像上海总商会这样一个既无地盘又无军队的组织，竟然采用了这一战略，未免令人感到吃惊。上海商界在和一个信誉扫地的共和国合法实体断绝关系以后，又回到了这样的看法，即中国政治问题要交回“人民手中”才能获得解决——也就是说，开国民会议。但是商界不愿将这个会议扩大，让各方面的城市精英都参加，他们自行建立起一个由70名委员组成的“民治委员会”以恢复“民主”，而总商会的35名董事成了这个委员会的当然委员。这个商人政权抛开分省自治的庇护和任何宪法上的借口，实际要求统治整个国家。
这一胆大妄为的做法引起了两位国民党员徐谦和杨铨的讽刺性批评。“最可笑者，上海商会妄欲组织商人政府……一若除商人外无人民者，又若除上海商人外无人民者……”“我国商人向缺乏政治常识，每激于一时之热情，辄思有所振作，殊不知盲从妄作，根本已错……今上海之商人政府，仅限于商会中会员……以之办理本商会范围内之事，固属甚宜，若谓其即可处理国事，宁非可笑？”①说来奇怪，唯一的鼓励来自毛泽东，这时他支持统一战线的政策，他说：“上海商人……采取革命方法，鼓起担当国事的勇气，进步的非常之快”。②曾经鼓励商人参与政治的美英外交官们对事件的发展并不感到庆幸；《字林西报》讽刺商会要求军人不要干涉政治的作法，把商人比做伊索寓言中的老鼠，问道：“谁去给猫挂上铃铛呢？”③
商人政权的幻想事实上很快就消失了，从8月起上海总商会又开始和军阀们谈判维持当地和平的问题：民治委员会让位于一个反对浙江与江苏两省之间的战争的协会。
就这样，商人们无力建立新的政权，只好进行谈判——就像他们一向所干的那样——和现有的当权者谈判。不过在黄金时代的那些年里，传统的实用主义取得了新的意义。除了保护某些集团的利益外，它现在还通过不断地解决种种具体“问题”而确保进步。在胡适的鼓吹下，这种主张被中国银行家们采用来处理他们和已经削弱了的中央政府之间的关系，他们想借此迫使政府接受他们的观点。“在进步已不可能的局势中，总也需采取某些步骤”。④
第一次世界大战后中央政府财政困难，又不能向外国贷款（受到1920年新银行团协议的限制），这使中国的银行家们处于强有力的地位。中国的新式银行被外国银行截断了向对外贸易提供贷款的渠道，又被旧式的钱庄堵死了向国内贸易网提供资金的通路，于是就利用政府增加国内借款所提供的机会获利。由于国家财政处境艰难，这种投资比表面上看起来往往更有利可图。利息实际上是按债券的面额计算的，而债券常常是以极高的贴现率取得的。利润与风险成正比：二者都很高，因为在政局混乱的情况下，公款的投资与兑现自然是非常危险的。
大多数从事这种业务的银行不是具有官方的地位，就是和政界有某种关系。它们大都设立在北京或天津，其董事和贷款人中就有不少过去的部长或未来的部长：例如梁士诒、周自齐、王克敏、曹汝霖、叶恭绰。
北京的银行界和政界之间的微妙关系，可以很好地用交通系的活动来加以说明。乍一看人们会以为，1920年以来使银行家们和部长们分裂的对抗，只不过是掌握统治权的军事政治官僚集团内部派系斗争的表现。①这样分析虽然也对，但不全面。这样的分析没有考虑到在银行家之间已经发展起来的团结一致，以及他们对政府的无能与错误的不满。
北京银行家协会体现了当地金融界的团结和力量。它在全国银行公会联合会中的影响可以和上海旗鼓相当。1920年12月6日全国银行公会联合会在上海开第一次代表大会时，它警告政府，如果想得到资金，就必须缩减军费开支，调整内债，改革币制。②用张嘉璈的话来说，银行家们的不妥协态度只不过是“他们爱国心的表现”。“他们准备为任何有助于国家的公债提供强有力的支持”。① 1921年1月成立中国银行团，这与他们在政府同意为国家公共利益而工作的前提下，帮助政府的意愿是一致的。车辆借款、沪造币厂借款、北京十月借款，都是在银团成立后不久贷与的，都附有严格的条款，强制性地规定改革币制和整理内债。政府同意银团的要求，指派了一个币制改革委员会，并公布了一个偿还长期贷款的计划。
银行界作为对北京政府的具有高度警惕性的批评者，当时似乎已成为代表国家更高利益的发言人。“这是全国人民中一部分人——开始时势必只能是一部分人——对其统治者的主张，这就意味着民主……从财政繁荣和民主的立场来看，近来中国银行家们的发展应该受到赞扬”。②但是，为全体人民的利益而建立控制与为私人利益而建立控制这两者之间——在民主与财阀统治之间——界线是非常不明确的。银团在1922年贷款给梁士诒内阁时，就把自己的原则抛在脑后了。在贷款合同中银行家们获得了异常高的利率，他们就放弃了对政府的控制而宁愿为它效劳，并把赌注押在它的命运上。代替不彻底的自由主义的只有效果不佳的实用主义。
于是，资产阶级的政治能力成了问题。中国的商人和银行家们是不是应该像那些失望的皮格梅隆③、那些外国批评者所指责的那样，被认为是缺乏主动性呢？他们真的“无力作出任何有效的和建设性的集体努力”④吗？真的“总是宁愿花钱而不愿承担起自己的责任”⑤吗？
毫无疑问，失败的原因部分地在于这个反复无常的资产阶级政治上不成熟，它有时仓猝行动而不能坚持到底。“在各商会中不乏远见卓识之士……但不能不令吾人引为焦虑者，即休会之后众人各鸟兽散……谁将为实现此未竟之业者？”①
这一失败可以更全面地用所采用的方法、所选择的目标和中国政治生活中一些持久不变的标准来加以解释。方法就是妥协和谈判。商人们相信他们的宣言和通电能说服军阀放下武器。“谁会相信军阀们会充耳不闻，一如既往扩充军队呢？”②也有人清楚地认识到这种态度是不现实的。“与军阀政客谈判遣散军队，不啻与虎谋皮”。③但是难道这一方法不是与所要达的目的不可分割地联系在一起的吗？难道它不正是所要实现的那种自由主义的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吗？难道它不已经是这种自由主义的一种表现吗？
在20年代的中国，实现自由主义的机会如何呢？根据历史上反复出现的实例，包含自治与议会程序的复杂形式的自由主义政权，除非是在一个起码能容忍各种不同利益互相对立而又不致因分歧而演变为暴力行为，不致引起永久分裂的社会里，是不能运转的，但是那些想要输出这一模式的人和急于从这种模式吸取灵感的人，如美国驻华公使雅各布·古尔德·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