剑桥中国史 [998]
《上海总商会月报》发表了一篇措词强硬的社论，谴责列强包藏祸心，并揭发他们“经济瓜分”的诡计，认为中国正受到这一阴谋的威胁，指出：“指鹿为马，以鸩当醴……昔之自由割据各独享受者，今变为合力并吞分赃享受耳。”①
中国官员和财界坚持不懈的敌对态度使国际银行团的投资计划未能实现。这是资产阶级的一个政治胜利。在前此的年代中，他们力图在经济现代化的任务中取代外国人，获得了某些成功，现在，他们要取代外国人而充当向政府提供贷款和控制政府财源的人了。由于低估了中国银行家们的力量和决心，列强犯了一个错误。1921年11月至1922年2月的华盛顿会议给他们提供了一个改正错误的机会。美国的外交政策在英国的支持下把赌注押在中国的资产阶级身上；他们所推行的政策预示了20世纪后半期的新殖民主义，他们力图保证中国权力由当地的精英们，特别是由实业界的人士们接管。
华盛顿会议的声明发表以后，中国的舆论被发动起来进行一场声势浩大的“国民外交”运动，各商会和金融团体在其中起着领导作用。这种由公众直接进行的外交活动，看起来好像是一个已经没有统一政府的国家在其政府代表的合法性引起争议时的最后一招。就这样，1921年10月12日至17日教育界和商会代表在上海举行联席会议时，蒋梦麟和余日章两位代表奉命去华盛顿表示“民意”。②。这些区别于政府代表团的“国民”代表主要是教师，但是这两位国民代表和商界都有密切关系。蒋是一位银行家的孙子，他家是上海钱庄的股东。他在1918年和孙逸仙合作出版《中国的国际发展》时，就对经济事务发生了兴趣。余日章作为基督教青年会的总干事，也和实业界的领袖们保持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另一方面，他作为议董（在上海工部局中代表中国居民的利益），和银行家宋汉章、陈光甫，纱厂主穆藕初有联系，他们全都是他的亲密同事。①
在华盛顿，国民代表们发挥了间接的但却是很积极的作用。他们捍卫了中国对山东省的主权，要求恢复在国际上的平等地位，后者是各金融团体和商会所特别强调的。华盛顿会议部分地实现了中国民族主义者对它寄予的希望。毫无疑问，这一成功更多地是由于世界列强外交战略互相冲突，而不是中国国民外交动员的结果。“如果一只瞎猫抓住一只老鼠，那完全是由于运气！”一位英国新闻工作者这样评论说。②但是，毕竟还是需要那只瞎猫把爪子伸出去。中国资产阶级通过自己的组织表现了它的存在和决心。正是这一点导致英美外交将赌注押在它身上。
实际上，华盛顿会议以后，在华的外国外交官和企业家们加强了他们的呼吁。“代表中国经济生活的人们有责任直接参加中国的政治改组。”——新任英国驻华公使麻克类爵士在北京就任时这样说。③而汇丰银行总裁A.O.兰则发表了如下的见解：“正是中国商界舆论和既得利益集团的主要部分……将证明它是不久将来的主要力量。”④太古洋行老板兼上海英国侨民组织的中国协会主席E.F.麦凯又进一步阐述了这一主题。⑤提出这些呼吁的根据是，据称各商埠“所有”商人的利益都是一致的：使经济发展陷于瘫痪的动乱停止，中国人和外国人都能从中同样得到好处。中国商人有责任保证外国人全心全意祈求的中国政治改革的实现。这一改革的动力应来自内部，但也可从外部加以支援。因此外国人向中国商人发出的这些敦促充满了各式各样提供援助的建议。《字林西报》的社论作者建议：“一名具备良好资格的顾问，在商界的支持下，能够代表一个诚实的政府很快地改组财政工作。”①而E.F.麦凯则预言，在清除了腐败的官僚以后，“商界将接管权力，必要时可由外国顾问协助”。②
外国人小心翼翼地设法发动一场政治运动，他们急不可待地想要利用它的潜在力量。动力似乎来自汉口，1922年11月在那里曾经开了一次万国公民大会，他们并且和正在那里举行全国联席会年会的中国各商会的代表取得联系。③双方就一个遣散军队和建立立宪政权的纲领达成了协议。资产阶级热烈欢迎这一政治上的合作，但极力否认他们有建立“一个附属于他们（外国人）的封建资本制度”的任何意图——这是共产党报纸《向导周报》对他们的指控。④“敦请一友邦为佐理，系自动的而非被动的……系暂时的而非永久的”。⑤孙逸仙本人在1923年1月26日发表的《和平统一宣言》中，似乎也支持“和平之要，首在裁兵”的主张，认为可以“敦请一友邦为佐理，筹划裁兵方法及经费”。⑥
英美外交政策所设想的与中国资产阶级合作的建议，意在推动中国资产阶级逐步在国家的政治生活中扮演更重要的角色。但是这一企图却显得异乎寻常地不成熟，因为资产阶级在当时无力承担其外国导师梦想赋予它的政治命运。
行动中的自由主义
不考虑资产阶级所进行的这场失败了的政治游戏的发展环境，就不可能了解这一场游戏。不掌权的阶级的政治心理的形成，不可避免地要受到已经建立起的政权的性质的制约。在当时的中国，传统的意识形态和精英阶层已经衰落，而又未能引入新的自由权以资补偿，在这样一个失去经过验证的组织形式的社会中，在社会和经济方面已在一定程度上臻于成熟的中国资产阶级被要求承担起各种责任。专制主义不再与帝制或者与袁世凯的军事独裁有紧密关系：但它还存在，此后是在各地的军阀当中表现出来，他们为数众多，使得他们的对手付出代价而可能取得的部分胜利毫无意义。如果说资产阶级的参与常常显得不明确、混乱而无效果，这部分地是由它在缓慢的形成过程中所处的政治环境的性质导致的。
军阀时代是普遍不安全和剥削的时代。每一个社会集团都受到影响。在资产阶级条约口岸的外国租界里可以逃避内地商人所受的抢掠和横征暴敛。但是它的经济活动是在地区交流的框架内发展的，因此资产阶级就受到社会关系的可靠性每况愈下和交通及货币体系解体的直接不利影响。军人独裁对半自给自足农业生产者社会的影响具有波及面较小的特点。如果一个村庄被路过的军队抢劫了，相距不远的另一个村庄可能幸免。但是这些社会动乱的扩散，却可以不改变这一现象的地区性和局部性的基本特点而将灾难波及到广大地区：这是一种分散的灾难的积累。商人也和其他人一样受到这些危险事件的损害：他们的店铺被抢劫，他们的仓库被焚毁。但是他们还因发生在其他地方的动乱而受害，有时甚至是离他们很远的地方。四川的战争对江苏的农民没有威胁，但是却使上海的工厂主失去了一个重要的市场。在20年代初，商业资产阶级是其发展与繁荣直接有赖于中国的内部和平与民族团结的唯一阶级。就这一方面说，它可以被视为反对和平与统一的军事独裁的直接牺牲品。
资产阶级所建议的政治上的补救方法在各商会和金融团体所通过的决议以及企业界各种专业刊物的社论里提出。在许多方面，它紧跟胡适以及他周围那些自由主义理论家们通过他们新创办的《努力周报》所发表的思想。这两个集团都同样呼吁“好人”参政，都寻求用专业技能来解决专门性的“问题”，都开出了“好政府”这个药方（也就是所谓“公开的政府”，必须将财政收支向全国公布），并且要求制定“计划”，俾能在保存个人主动精神的前提下确定各个阶段的发展。①
这些观点彼此类似，这可以部分地从各种个人的、家族的和组织的关系中得到解释；正是这些关系将城市精英们联合在一起。例如，在1922年10月，教育联合会的代表和商会联合会的代表在上海开“全国商教联席会议”，共同拟定政治主张。②无论如何不能将企业家们看作胡适的信徒。他们中的大多数，都是通过对妨碍他们发展经济的种种障碍如军事独裁、财政混乱、官吏专横等的认识，而独立地获得自己的政治觉悟。不存在胡适成为中国资产阶级的代言人的问题。外国的影响在胡适的政治思想中占主导地位，这一点就排除了这样理解的可能性。但是这两股思潮——文化的和资产阶级的——却一直紧密地结合在一起。中国的自由主义经常被认为是中国文化史中有点异常的插曲，正是由于资产阶级的卷入它才具有了政治和社会的意义。
虽然《努力周报》的思想家们和商会中的实干家们所采取的立场往往是完全相同的，行动中的自由主义还是不可避免地被歪曲了，或者毋宁说作了必要的修改。自由主义中国化的最惹人注目的特点，就是它以捍卫地区的自由代替了捍卫个人自由。胡适和他的朋友们由于受了西方模式的影响，主张保卫个人的权利。企业家们则根据他们共同的或各自的实践，将保护他们这个社会集体不受政权的过分干涉，视为高于一切的任务。但是由于接受了辛亥革命失败的教训，资产阶级只好采取折中办法，将自治的愿望寄托在一个更加广泛的组织体系上，认为只有这样才有可能最终保证自由的实现。其结果就是从传统的“自治”主题转向“联省自治”。中央政府的衰落给了资产阶级重新规定它与国家的关系的机会。它极力想打破多少个世纪以来如下的恶性循环：要么是企业自由和社会动乱并存，要么是政治稳定和经济剥削（或压迫）同在，这一直是设想任何新的国家结构时仅有的选择。这样，在一段时期里，自治和联邦主义成了资产阶级实现其政治策略和阶级抱负的工具。
自1920年起，这一自治运动好像把基本上互相对立的支持者聚集到了一起：保守的名流和开明的或者野心勃勃的军人、革命的知识分子和商会。资产阶级力图利用这个运动来实现它互相矛盾的愿望：自由与秩序。商人们鼓吹制定省宪，鼓励恢复地方政府机构，希望借此加强自己的权力，以对抗来自政府或军事官僚机构的干涉。在那些将首先受惠于这一运动的非官方的地方精英中，正如我们已经看到的那样，商人阶级起着越来越大的作用。
还有，省或地区的框架似乎特别适合于从丁文江到武堉幹这些自由主义知识分子所鼓吹的“职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