剑桥中国史 [689]
在十九世纪开始的前六、七十年中，清朝上述三个藩属的历史彼此之间大异其趣。蒙古地区在清朝统治下衰落了，但保持着安定。新疆虽然境遇较好，然而有叛乱。西藏的内部生活基本上仍未受清朝权力的影响。造成这些差异的根源在于这些地区的自然特征以及满洲人在合并它们时本来目的的不同。
在蒙古地区，清朝的目标就是古代中国人的目的，即改造游牧民，使他们不能威胁中国。在这方面，满洲人是成功的，但是蒙古人却付出了很大的代价，从满洲地区到准噶尔地区的蒙族人口都减少了，牲畜和领土也减少了。
在新疆，满洲人只要求相安无事以及对清帝形式上的恭顺。但这些是不可能达到的，因为东突厥斯坦人是一个远伸到四面八方的广大伊斯兰文明的成员，而中国对这些地方全然没有影响。他们对世界的看法向清帝国的基础——皇帝的最高权威——挑战。清帝不是一个喇嘛教徒，却能做喇嘛教的合法保护人而进行统治；但他不相信伊斯兰教，就不能在穆斯林世界起这种作用了。好几个世纪以来六城地区一直是“伊斯兰之家”。它的居民负 有进行圣战的义务。由一个非伊斯兰教信仰者来进行统治，只能暂时地被接受。接壤而非中国军力所及的浩罕，甚至对短暂的和平相处也是一个障碍。为了它自己的商业利益，浩罕汗国使喀什噶尔保持一种连续动荡不安的局势。虽然张格尔的圣战有大量自发的造反成分，但直到十九世纪六十年代以前，其他大多数骚乱基本上都是发端于浩罕。加之，六城地区的传统领袖都是穆斯林。北京没有能够如同团结达赖喇嘛和蒙古诸汗那样将他们并入清朝的体制。玛赫杜姆家族出没在帝国的边境。即使作为纳赫什班迪苏菲派来说，他们的教义也是主张采取有力行动的。与此同时，别处的纳赫什班迪教团的领袖们也在从事圣战，例如反对锡克人和印度的英国人，在高加索反对俄国人；而且他们在马来亚、印度尼西亚、奥斯曼帝国、西部中亚和阿富汗斯坦正迅速扩大政治影响。
在西藏，清帝的愿望是使自己成为黄教（蒙古人也属于黄教）的保护人。西藏人对此是欣然从命的，因为在佛教徒看来，保护人是从属于僧侣团体的，这样一来，每一边都可以把自己看成高于对方。和蒙古或新疆不同，西藏有它自己本地的中央政府。西藏的军事力量没有对中国构成威胁；因此满洲人并未采取行动去削弱达赖喇嘛统治他的宗教国家的权力。正好相反，他们加强他的权力。在整个十九世纪达赖喇嘛政府的力量增加了，北京支持拉萨去努力排斥外国影响和保持西藏与世隔绝的状态。
物质利益在三个藩属的政治行为中只起很小的作用。虽然真正受苦难的蒙古人也象东突厥斯坦人那样生活在异族统治之下（他们只能把自己的不幸归咎于此），但他们仍在等待运转时来。六城地区的穆斯林是滋事之辈，但他们的叛乱似乎并不是由于任何相应的经济衰落造成的。西藏的商业经济和寺院在清朝统治下明显地繁荣，但是没有什么根据认为这是拉萨政府要坚定地依附清帝国的主要原因。
尽管清朝在亚洲腹地的权威是表面的，但对于保证来自中国本部的不断增加的汉族移民——他们移住在内蒙、整个新疆及西藏东部边缘——的安全来说，仍是足够强大的。从整体来看，尽管有叛乱和欧洲人的侵略，以及满洲人的命运日益不济，但从十八世纪九十年代到十九世纪六十年代这段时间仍是清帝国力量的伟大时期。
（陈高华 译）
① 克什米尔地区出产的披巾特别著名，它是用西藏和拉达克东部高山地区山羊的下腹部细毛制成的，三个织工编制一条普通披巾需时三个月，贵重的披巾需一年多时间。十八世纪时，克什米尔披巾行销印度、中亚、俄国、伊朗等地。十九世纪中叶，远销欧洲国家。——译者
② 莫拉爵士的密信，引自拉姆：《1767—1905年通往拉萨之路》，第51页注2。
① 罗斯：《尼泊尔：求生存的战略》，第89—94页。
① 拉姆：《1767—1905年通向拉萨之路》，第62页。
② 《大清宣宗实录》卷三十四译为“木尔齐喇普”。——译者
① 沃森：《中国鞑靼里亚与和阗纪要》，第658页。
① 穆尔克罗夫特：《在印度斯坦喜马拉雅山诸邦及旁遮普等地的旅行记》，卷1第47—50页；黎吉生：《西藏简史》，第72页；拉姆：《1767—1905年通往拉萨之路》，第39页，特别是注2；库兹涅佐夫：《清政府在新疆的经济政策》，第175页注28。参阅戴布斯：《中国突厥斯坦的发现与探险史》，第31页，他无批判地遵循古伯察的主张；铃木中正：《围绕西藏的中印关系史》，第203—212页，他论证穆尔克罗夫特在十余年后死于西藏之说不可信。
② 穆尔克罗夫特：《旅行记》，卷2第164页。
③ 即冈底斯山附近的玛法木错湖。——译者
① Sohan Lāl Sūrī，‘Umdat at—tawārīkh’，引自B.S.辛格：《查谟之狐》，第28页；也见第204页注39。关于征服，见鲍宁：《对小西藏的征服》，载《伊斯兰世界杂志》，卷11第6号（1910年6月）第2O7—231页。
① 参见胡希旺特·辛格：《锡克人历史》，卷1第279页，及卷2第21页。他提出克什米尔织工的困难和锡克人的积极性是多格拉人扩张的原因。
① 施拉姆：《甘藏边界的土族》，第三部分。文殊师利呼图克图=东科尔寺呼图克图=察罕诺们汗。
① 彼得奇：《西藏的贵族和政府》，第4页；夏格巴：《西藏政治史》，第180页；铃木中正：《围绕西藏的中印关系史》，第332—342页；舒尔曼：《达赖喇嘛史》，第354页。
① B.S.辛格：《查谟之狐》，第160页；戴维斯：《印度报告》，第52页。
② 拉姆：《近代不丹》，第52页。
① 罗斯：《尼泊尔：生存的战略》，第115、117页。铃木中正：《围绕西藏的中印关系史》，第329页。
② 拉姆：《中印边境争议的渊源》，第24页。
① 斯内尔格罗夫和黎吉生：《西藏文化史》，第230—231页。
第九章 清代的中兴
清朝获胜的原因
1864年7月当太平天国的首都南京最后被曾国藩的军队攻陷时，中国士大夫统治阶级中的许多人已在私自庆幸，因为他们亲眼看到了历史中的罕见现象——一个统治了二百多年并且一度鼎盛的王朝，在以后衰败时仍能扑灭一次席卷全国的和难以对付的叛乱。这在传统史学中被称为中兴，自古以来，这样的事例不过荦荦数端而已。在十九世纪六十年代经常引用的这类事例中，有规模巨大的安禄山之乱被扑灭后肃宗在位时（756—772年）的唐代中兴。
从历史角度看，清代的中兴也许甚至比唐代的中兴更令人瞩目。公元八世纪的帝国将领还远没有摆脱南北朝（317—589年）的军事-贵族文化，但是清末的士大夫尽管身受一千多年越来越无价值的书本文化的影响，却能消灭太平军。另外，唐代的中兴出现了实际上独立的藩镇，而清帝国政权却能经过叛乱而基本上完整地保存下来：总督和巡抚在治理时虽然取得了较大的回旋余地，但是仍要继续依靠皇帝的恩宠以保持禄位。唐肃宗曾从中亚的回鹘人那里取得援助，同治初期的清朝也同样得益于西方“夷人”直接和间接的援助。唐朝虽然能指望用中国的优越文化去威慑甚至同化异族援助者，可是十九世纪中国面临越海而来的外 国人，他们不但不能被同化，而且拥有比中国自己的文明还要高明的物质文明。
任何中兴的主要事件都是军事性质的，即必须打败叛乱者。
第六章曾经着重指出，清朝的胜利是由于：第一，中国的上层人士把王朝的利益看作是自己的利益；第二，他们能用自己组织起来的临时武装来维持地方秩序。
虽然团练和勇都是有用的，但由于有了一种新型的军事组织才可能取得最后的胜利。这种新型组织就是勇营，它是帝国的半正规军队，在当时是一大创举。①最早和最重要的这类军队虽然在湖南组成，都称不上“地方军队”，因为它很快就被调出省外与太平军作战。湘军的规模与勇的规模不同，后者一度发展到十三万六千人。虽然团练和勇的饷银主要都由绅士筹措，但湘军的饷银则由帝国在省库内拨付。曾国藩打算从湖南的上层人士那里筹款，但效果不大，于是就依靠帝国授权湖南、湖北、广东等省拨付的饷银，以及朝廷批准出售功名、官衔甚至官职的所得来资助他的大军。他的经纪人跋涉数省以兜售北京为此目的而颁发的“执照”。②曾国藩在建立他的军事统一组织和训练制度的同时，又成立了一个管理经费和给养的机构。杰出人物如罗泽南、胡林翼和刘蓉（1816—1873年）等人把谦恭的、但又义无反顾的儒家思想付诸实践，从而使他们自己也具有曾国藩那种拯救王朝和拯救文明的坚定决心。
曾国藩：考验中的儒家经世致用之学
曾国藩世界观的哲学基础是关于万物各安其“分”的程朱学说。就人而言，每个人的“分位”存在于等级地位中，即存在于帝国制度和家庭内部的等级地位之中。曾国藩与桐城学派的学者一样，也强调要关心人的福利，但仍认为“伦纪”甚至是一个更重大的问题。早在十九世纪四十年代的书信中，他就表示了他的看法，认为在人与人的各种关系中如果忽视了“殊”，“其极皆可以乱天下，不至率兽食人不止！”①
曾国藩不但是一个虔诚的自我修养实践家（如主张黎明即起，按时练字，熟读经史和写反省日记等），而且对行政问题也有广泛的兴趣。他对经世致用的态度主要是依赖“人治”而不是“法治”。就制度而言，他倾向于保存清朝政府的和社会的惯例，包括各种礼仪在内。他认为政府的当务之急是实现贺长龄和魏源喜用的一句名言：“综核名实”。不过，他又遵循桐城大师的主张，强调只有具有正统学识根底和有修养的人才能改造官僚界内部的习俗，因而最大的需要莫若取“笃实践履之士”。②他在一篇早期的著名文章《原才》中主张，只有“贤且智者”的出现，才能使急剧形成严重危机的世风日下的形势得以扭转，并认为只靠几个视国家利益为自己利益的人的领导和榜样，也能改造整个一代人的风气和习俗。他不是没有认识到制度的重要性。但他在翰林院进行的研究使他相信如秦蕙田（1702—1764年）所著的《五礼通考》那样的综合性著作，就足以指导行政实践和社会实践。他提出的唯一意见是增写关于论述诸如盐的专卖、河道管理和货 币政策等事务的经济这一节。①由于理学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