剑桥中国史 [688]
所有这些事实，再加上清朝驻军的可怜状况，降低了清朝在拉萨眼中的威望。当白莲教叛乱者1822年从四川侵入甘肃东部时，青海湟中地区的二十三个藏族部落拿起武器从和硕特部那里夺回了以前藏族在青海湖的牧地（和硕特部早在十六世纪初就已经占有了这些牧地）。同年，长龄率领下的清军获得暂时胜利，但是藏人再次打破了和平。“一个漫长的破坏和屠杀的时期”跟着发生了，主要的煽动者之一是东科尔寺的文殊师利呼图克图。① 1829年，拉萨派遣它自己的军队去青海湖恢复秩序。1835—1838年西藏军队也和拒绝向达赖喇嘛政府纳贡的波密统治者作战，并取得胜利。西藏人驱逐多格拉人一事因此也必须通过其他西藏军事行为的背景来观察。
然而，由于害怕英国人，拉萨政府继续加强清政权的保护假象。1830年，西藏人因发现一个带着英文书信和地理情报笔记本的克什米尔代理商阿赫马德·阿里而感到惊慌，这个人承认他是为印度政府来刺探情报的。此外，印度政府在1820年击败缅甸人时，强取了缅甸人在阿萨姆的有争议的“权利”，其中包括与阿萨姆平原和西藏边界地方的部落之间一系列模糊不清的关系。1835年英国曾迫使拉萨的藩属锡金割让大吉岭，1841年他们开始吞并阿萨姆平原，但西藏的另一个藩属不丹声称阿萨姆应该归它所有。1844年，英国人迫使沿不丹东部边界的西藏达旺地区的首领们放弃对卡里阿普拉沼泽地的权利，而他们每年则取得五千卢比的补偿作为代价。其中只有五百卢比交给达旺寺院（哲蚌寺的一所附属寺院），其余部分都送往拉萨的哲蚌寺。换句话说，英国人承认他们是侵犯了拉萨的领地，从那时起直到1888年，当英国人完成了对阿萨姆-西藏边境部落的吞并以后，他们继续在门隅、珞瑜及下察隅等地蚕食西藏领土。由于拉萨和不丹的政府都怀疑锡金国王是英国人的爪牙，拉萨撤销了他在西藏领土上的若干传统的放牧权利，不丹人试图暗杀他。
在这样一种气氛中，拉萨政府的官员们需要促使清政权作出有力的姿态就不足为奇了；因此，当1844年噶厦以及甘丹寺、哲蚌寺和班禅喇嘛联合起来发起一场反对摄政策满林的政变时，这几方就要求北京干预。皇帝派遣因在鸦片战争中搞所谓“两面派”而被充军的琦善前去处理，当琦善到拉萨时，对摄政以拷问相威胁，除非他承认滥用权力。策满林从1819年起摄政，谣传说曾连续谋害了他照管下的三个达赖喇嘛。在琦善建议下，北京 将摄政充军到满洲，但是拉萨的形势是一触即发，因为民众意识到清朝控制的软弱无能，对北京干涉和处理达赖喇嘛政府首脑一事深为不安。策满林出身的色拉寺的僧侣们拿起武器反对清朝当局，痛打他们在摄政房子里发现的两个噶厦成员，并释放了囚禁中被罢黜的摄政。可是，摄政自信在北京能为自己辩白，就告诉他的支持者返回他们的寺院，但在北京他没有能证明自己有理而被流放到黑龙江。至少在表面上，“帝国的权威仍是不得抗拒的，每个人必须对它服从。但这是最后一次了。”
当琦善试图惩罚色拉寺的僧侣时，西藏政府立刻把此案从他手里拿了过去；在康区的一场辩论进一步证明了清朝在西藏的权威的表面性。1844年，察雅（乍丫）的两个孪生活佛拒绝服从西藏第三大城察木多（昌都）的帕巴拉活佛的权威。争吵在1846年演变成严重的武装冲突，察木多活佛向清朝请求帮助，但在各地区首领中激起了反清情绪，其中一个首领由于对北京卷入拉萨的政变感到不满，拒绝为前往西藏的清朝换防军队提供搬运夫役。只是当拉萨提高了察雅喇嘛的地位后才使争吵停止，这就重新肯定了西藏人的权威，而且在实际上，奖励了康区反清示威者的那些象征性的领袖人物。①
1846年英国对西藏隔绝状态重新施加压力。英国制服了锡克人，使古拉布·辛格成为查谟和克什米尔的大王，并承认他对拉达克的所有权，它行文给拉萨的办事大臣宣布英国对多格拉王国的宗主权（特别是对拉达克披巾羊毛的垄断权），鼓励印度-西藏贸易，要求组成联合的多格拉-英国-清朝边界委员会来确定拉达克-西藏的边界。信的内容还通过香港直接告知清政府。 可是西藏政府不打算让清朝与英国联系，自己也不想在此活动中碰运气。当拉萨在1846年从西藏驱逐遣使会的教士噶哗和古伯察时，它不准让他们取道印度离境。英国的边界委员在1847年勘探了边境地区，但是清朝的边界委员一直没有到来。
此外，拉萨有意坚持1842年的多格拉-西藏条约把西藏政府的贸易限制在拉达克一线，以免和英属印度发生纠缠。这在最初能使古拉布·辛格为自己保留大部分披巾用羊毛，但是他的“灾难性的捐税”和他的官员们的瞎指挥，几乎在1849年使克什米尔的纺织业陷于停顿。事实上，有如此多的披巾工人开始离开克什米尔，致使多格拉政府在1851年发布命令禁止他们移往国外。结果，虽则多格拉政府阻住了叶尔羌的“上好的”“土鲁番”羊毛流入印度，但是羌塘的西藏披巾羊毛开始再一次供应生活在这一英国领土上的织工。①
从菩提亚人的观点看来，拉萨仍然保有特殊地位。西藏政府每年给锡金王一笔谷物、盐和茶的津贴，以补偿他在1849年因抵制英国侵略所造成的损失；1853年，西藏官员和拉达克官员们再次确定了拉达克在西藏的贸易垄断权，并且缔结了加强列城进贡使团和拉萨贸易使团每年交易的正式协定。不丹虽然是一个有独立对外关系的完全主权国家，也每年派贡使到拉萨去。②在门隅、珞瑜和下察隅，效忠于拉萨和效忠于英国当局这两者之间的关系，在菩提亚人心目中仍是模糊不清的。虽然英国人已发觉他们的佛教山地诸国对双方都表示忠诚，但宗教的和世俗的义务是如此紧密相联，除非他们直接同北京和拉萨就此事进行谈判，就几乎无法把这些义务弄清楚。
由于哲蚌寺和达旺主要头人之间的争端，英国与西藏的直接 谈判在拉萨的倡议下事实上确已进行，因为达旺主要头人在1852年没有将卡里阿普拉沼泽地的赔偿中应给哲蚌寺的一份送给它，并且逃进了英国人境内。当拉萨派遣一支军队到印度边境时，英国同意每年送偿金给西藏，西藏则应以赦免叛变的头人作为交换。但是英国人没有能将1853年的谈判扩展到其他问题上，也没有提出要在将来进行其他直接接触，而它和尼泊尔之间的纠纷立即强化了拉萨的孤立隔绝政策。
在1840、1842和1846年，尼泊尔曾请求北京给予支持以反对英国，但是北京执行的是它的“一视同仁”政策；所以当1846年拉纳（昆瓦尔）家族的忠格·巴哈杜尔夺取了政权，他便转而采取亲英的政策，甚至撤销了1847年尼泊尔每五年一次派往北京的贡使。然而在1852年他恢复了进贡使团，这个使团带到中国的鸦片差不多价值三十万卢比，享受外交特权的免税待遇。在使团于1854年转回加德满都时，带回了太平军起义的新闻，忠格·巴哈杜尔认为加强尼泊尔在西藏的特权的时机已经到来（更有利的是因为英国正专心致力于克里米亚战争）。在向北京提供反对太平军起义的军事援助遭到拒绝之后，尼泊尔于1855年侵入西藏，它的异想天开的借口是要从西藏人那里得到尼泊尔为准备援助清朝的军队而花费的费用。忠格·巴哈杜尔还责备西藏人破坏尼泊尔人的贸易权利，并提出了一系列过分的要求。没有清朝援助的西藏人进行反击，战斗陷于僵持的困境。1856年缔结了结束战争的塔帕塔利条约，它无疑和1835年的中国-浩罕协定很相似，它规定：免除关税；在拉萨驻扎一位有治外法权的尼泊尔官员；特别是在尼泊尔人和所有其他居住在西藏的外国人之间发生争执时有裁决权。尼泊尔人可以和西藏妇女结婚。与六城地区的察尔虎特人一样，这样的婚生男孩被认为是尼泊尔人，女孩则被认为是西藏人。拉萨同意每年付给尼泊尔贡赋一万卢比。
西藏和多格拉人签订的条约已经有损于清朝的威望，但西 藏-尼泊尔条约则使北京感到加倍丢了脸。在尼泊尔人的声明中可以看到关于和平问题的解释是站不住脚的，他们说加德满都只和西藏人争吵，尼泊尔并不想反对清朝。但是条约中的称谓敬语把尼泊尔王和清朝皇帝放在“平起平坐的地位”。为了挽回清帝的面子，原文被修改成为他将“象过去一样受到尊敬（或尊重）”。又对条约措词作了进一步修改，将尼泊尔为西藏防御提供军事援助的“义务”限制在西藏受到除中国皇帝之外其他统治者的军队侵略时才适用，然后驻藏大臣才在条约上盖了印。但是北京指令这位驻藏大臣对条约的不敬之词假装痴聋，以免有损“国体”。①
西藏人再一次孤立无援地保卫自己的领土，但是，尽管清朝在这一过程中陷于某种困境，由于西藏人害怕英国人和尼泊尔人，他们还是继续向北京当局表示忠诚的。1861年，拉萨加强了继续托庇于清帝国的决心，因为在那一年英国侵略锡金，强迫签订了英国-锡金的通朗条约，使这个国家成为英国的保护国。但是无论拉萨或北京都没有承认这个条约，在英国军队撤退后，锡金统治者继续从拉萨接受封赏。②
在1862年，拉达克、锡金和不丹仍然是西藏的藩属，但是从喜马拉雅山的另一边看来，不丹是独立的，拉达克和锡金由于条约规定是英属印度的属国。拉萨是清朝的一个藩属，但也向尼泊尔进贡。尼泊尔是清朝的属国，但在政治上与印度政府联盟。
在内部，西藏是安定的。青海湖的骚乱已在1854年被镇压下去。昌都地区一场把波密统治者牵连进去的严重混乱，已在1859年被制止。西藏的作家和画家断绝了外界影响而单纯地仍按自己的传统进行工作，继续从事各种形式的文学、哲学注释、 校勘学和宗教画。但在这些作品中很少有新鲜的或革新的内容。唯一值得注意的新成分是从中国本部来的，因为在十九世纪汉族文化的影响增加了，并在西藏的图画、室内装饰、服装和烹饪中反映了出来。但是即使在这里，汉族文化的输入成分只是影响了西藏的上层阶级。①对于最普通的平民来说，中国本部仍是遥远的地方。
即使在它的全盛期，清朝在西藏的力量也决未占压倒的优势。在十九世纪六十年代，西藏人出于自身的原因仍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