剑桥中国史 [690]
1853年1月曾国藩被任命为负责湖南省地方防务的钦命大臣后，他对文武官员的腐败无能深为震惊和感到痛心。但他除了竭诚领导以外别无良策；曾国藩出于对理学的信仰，认为只有这样的领导才能真正改变摆在王朝面前的命运。他说：“独赖此精忠耿耿之寸衷，与斯民相对于骨狱血渊之中，冀其塞绝横流之欲，以挽回厌乱之天心。”③于是曾国藩决定应用其经世致用术的两个方面，即又要注意人的道德品质，又要注意他们的组织能力。他在选用将领时特别强调候选人要具有“忠义朴诚之气质”。他宁愿要学者来当将领，要求需用之人选必须具备“血性”和“廉明”的品质，这甚至比要求他们具备军事经验的心情更为强烈。他要农民出身的“纯朴”的人来当下级军官和士兵。④
为了管理他的陆军及其附属水师的粮饷，曾国藩经清帝的批准成立了一个官僚机构。虽然他在一开始没有被封为钦差大臣，但他是领有钦命的。⑤这使他有足够的权力，可以给官员颁发札委和授给他们委员的头衔。曾国藩还在他的大本营中设立一个“参谋部”，即绿营的营务处。在湘军进驻湖北然后又进驻江西 后，不管曾国藩的大本营设在何处，都在附近城镇设立粮台，以监管船运粮食。此外，在前沿阵地还有管理饷银和弹药的机构。①
曾国藩非常注意被委托办事的人的品质。他选拔一名对水战有一定经验的下级绿营军官杨岳斌（1822—1890年）和与地方防务有过短期关系的生员彭玉麟（1816—1890年）来指挥他的水师。尤其是彭玉麟，他证明是一名勇猛、正直和谨慎的儒将，所以深合曾国藩的心意。曾国藩依靠他的一批私人幕友来为营务处、粮台和各种特设的局办事，这些人名义上是他的“食客”，并从他私人俸禄中支领酬金。曾国藩以善于把精干之士招进幕府和量才使用他们而著称。他常常任命幕友至营务处或某个粮台任职，这样就把“食客”转为有委员地位的政府官员并付给官俸。曾国藩的心目中也需要以不贪赃、有实际才能而为人称道的“正人”来充当这样的管理人员。但实际上，他伤感地发现，他不得不在湘军和绿营将领中放宽他的品行标准。他只有对手下官兵的所作所为视而不见，才能彻底维持湘军的战斗力。但对这些挽救其战斗力的办法，儒家的经世致用之学是难得给予承认的。
事实上，湘军的战斗力大大地被许多赞美它的编史者们夸大了。诚然，湘军在1854年10月攻克武昌之举，遏制了太平军企图巩固沿江所有城市的战略锐气。而1854年12月在湖北边缘的田家镇击溃庞大的太平军水师的战绩也显示了曾国藩水师的质量。但当曾国藩沿江而下远征江西时，他被断然阻挡住了。至少他的一半水师被围在鄱阳湖达两年多之久；而且尽管湘军中最精锐的部队回师防守，太平军仍于1855年4月重新攻占了武昌。曾国藩仍继续被围在南昌，而由胡林翼（当时的湖北省代理巡 抚，后来又实授巡抚）在长达两年多的时间内指挥大部分湘军作战。到1856年6月，当驻在南京以东并由向荣统率的江南大营崩溃时（见第六章），湘军在江西和湖北同时也处于严重的危险之中。只是由于南京发生内讧而消除了太平军施加的压力，才得以避免一场灾难。除了湘军的水师以外，它的各支部队当时大部分被打垮，虽然胡林翼成功地集结了他的兵力，而在1856年12月又攻占了武昌。
也出现了湘军暂时恢复元气的时期，它在两三年内扩充到四万人左右。它尽管遭到几次惨败，但到1859年中期仍能肃清江西和湖北的太平军。军队的规模已经扩大，同时基本上还保持着它的组织形式，可是曾国藩却不得不放弃他在选用军官方面的原则。象罗泽南和李续宾那样杰出的儒将已在战斗中丧生。曾国藩和胡林翼所依赖的新将领再也不是能实际指挥战斗的儒家人物了；剩下的几个儒将驭将比带兵更为内行。在营一级将领中，读书人已不再占优势。这时大部分指挥营的将领只勉强认识几个字，但其中有些人甚至被擢升为统领。①经验证明，执行前线任务需要读书人所缺乏的精力，而在文盲和半文盲中，却有具备卓越战术才能的勇将。原为曾国藩水师下级军官的鲍超，在1855年被胡林翼提为统领，带领三千名新兵。据说他只会写自己的名字。鲍超与其他两名二十多岁的年轻人毕金科和朱洪章就成了曾国藩最器重的统领。朱洪章自称是一个在下令屠杀数以千计的敌军时难得眨眼的人，在十三四岁时就放弃了读书的机会，未满二十岁就参加了勇营。②
象鲍超和朱洪章等人虽然善于指挥作战，但容易娇纵他们的官兵。湘军的军纪不断败坏。每当夺取一个城镇，随之而来的即 使不是滥杀，也总是掠夺。1858年7月当曾国藩服父丧十五个月后复任时，他发现湘军的行为如此之坏，以致地方的团练也常与他们作战。其弟曾国荃返任得更早，他从湖南带来的两千名士兵在粗野的、但有作战经验的营级将领带领下，1858年9月在江西吉安的一次重要战役中赢得了胜利。但在胜利时，他的部队变得那么难以驾驭，以致它不得不立即被解散而代之以新兵。1858年末三河镇之役遭惨败后（儒将李续宾和曾国藩另一个弟弟死于此时），湘军又设法进入安徽。但此时曾国藩所率各营实际上大部分由新入伍的官兵组成，他们被象朱洪章那样久经沙场的粗野将领所带领。尽管曾国藩宣扬爱民（他在1858年末亲自写的军歌以此为歌名），湘军原来的良好风纪似乎再也没有恢复过。
在此以前，曾国藩已经写出他的主张，认为理想的军事将领应“不汲汲于名利”。但到了1856年，他发现大部分湘军军官“皆不免稍肥私橐”。他所能做的就是但求身不苟取，“以此风示僚属，即以此仰答圣主”。①到了1859年，曾国藩几乎要把将官划入衙门胥吏和差役这一类儒生认为不得不容忍的无德之人之列。他这时认为，中国古代的伟大而有德行的将领肯定已被历史学家理想化了。根据他自己的经验，象罗泽南和李续宾那样非凡的儒将，“皆邂逅遇之，非求而得之也”。即使他的最优秀的将领，也只有在让他们看到建议擢升其绿营军阶的奏折时，或者在他们预期掠夺战利品的前景特别有利时，才肯卖命。他写信给胡林翼表示了他的极端实用主义，当时他认为最好的办法就是学“老僧不见不闻……惟懵懂可以祓不祥也”。②这就是以我佛的智慧来补 儒家经世致用之术的不足！
清帝国的政策：向同治时代过渡
从1859至1861年这三年，人们可以看到太平天国的兴起，同时也看到清朝对欧洲人的政策从敌对转向妥协，这部分是由于在随着幼主登位而产生的权力斗争中，宫廷决策人有了变动的缘故。
在向同治年间过渡的时期，任用汉人担任省的要职这方面的政策可能没有发生什么变化。清朝的统治者已经非常信任他们的受过严格教育的士大夫。据报道，咸丰帝在他深为尊敬的教师杜受田（1787—1852年）的推荐下，选择了信仰理学的汉族诗人兼政治家祁寯藻（1793—1866年）担任领班军机大臣。①虽然祁寯藻在1855年退隐，但他的许多意气相投的好友在京师仍身居高位。他在军机处的继承者文庆是一个颇有阅历的满人，此人自1853年以来一直担任户部尚书，并推荐过胡林翼为湖北省巡抚和骆秉章继续担任湖南省巡抚。1856年文庆去世以后，清帝愈加听信肃顺（1815？—1861年）之言，后者是平日陪侍清帝的最能干的宗人。肃顺是清帝另一名宠爱的皇亲端华的兄弟，他在1854年起开始被任命为御前侍卫和工部侍郎。他在担任包括理藩院尚书在内的一系列要职后，在1858年末又任户部尚书。肃顺为人骄横恣肆，但对汉族文人则颇具爱才好士之风，并且任用了郭嵩焘和王闿运等湖南才子当他的幕僚。曾国藩在1860年夏季被授予两江总督之职，就是出于肃顺的保举。②
肃顺一意孤行，急于想纠正政府中各种臭名远扬的弊端。他与其说是一个儒家，不如说是一个法家；他的作风严厉。1858 年后期，在北京发现了一起举人考试贿赂案。清帝在肃顺及其同僚的建议下，下诏把一名满族高级主考官及六名被指控的同犯处以极刑。行刑后的八个月，即在1859年11月，肃顺对发行钞票的官办银行进行了调查，此举再次震动了北京的官场。纸钞与声名狼藉的大额劣质咸丰铜钱，是清廷谋求解决其财政危机的无可奈何的办法之一。肃顺把数十名被控贪污的户部胥吏连同许多经官方批准经营的银行主关进狱中。他因此以勤奋和意志坚强著称。但当时在北京的郭嵩焘后来指出，肃顺的行动还算不上彻底的改革。他认为，清政府的主要缺点在于官场讲究排场以及政府政策的颟顸。他断言某些不法行为是难以避免的，这使人想起曾国藩议论他的将领的一些话来。他写道：“颟顸而宽，犹足养和平以为维系人心之本，颟顸而出之以严，而弊不可胜言矣。”①
肃顺任理藩院尚书时，已经继承了明清帝国的政策，即凭借天子的威严作为主要支柱，以确保中国对亚洲腹地各部族首领的控制。因此，要清帝与欧洲的蛮夷酋长平起平坐，这对他来说是特别难以忍受的。从所有迹象看，肃顺是要求废除1858年天津条约中某些条款和鼓励僧格林沁加强大沽湾防务的那个非正式的王公集团的幕后策划者（见第五章）。他在处理外交政策时，与他处理户部的贪污胥吏一样僵硬，这可从1859年7月，即僧格林沁在大沽炮轰英舰后一个月，他与俄国公使伊格纳捷耶夫的谈话中可以看出；他不但拒绝割让乌苏里江以东的领土，而且还拒绝接受瑷珲条约草约，该条约已在1858年由黑龙江的满洲将军谈妥，并规定割让黑龙江以北的土地。
当1860年8月僧格林沁的部队被第二次英法远征军击溃后，肃顺及其同僚感到必须接受在北京开辟外国使馆区的要求；但即使在面临灾难之时，他们对谒见清帝不行叩头礼这一问题仍 不肯让步。于是下令对英法军队进行一场讨伐性的战争。清帝国军队很快被联军的火力击溃，但肃顺这时与清帝正在前往热河行宫的途中（从北京出发，路程一般为六天）。恭亲王与唯一没有随驾离京的军机大臣文祥则留下与欧洲人谈判。
在热河时，身为内务府大臣和户部尚书的肃顺取得了实权。虽然除了让恭亲王及其同僚开始履行1860年10月和11月签订的北京条约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