剑桥中国史 [508]
① 见《明人传记辞典》[191]中他的传记条目，第556—557页。
② 《明人传记辞典》[191]，第666、1536页。
③ 杜乃济：《明代内阁制度》[517]，第207—218页；《明人传记辞典》[191]，第627—628、1537页。
① 关于其中某些人的传记，见《明人传记辞典》[191]，第234、531、1224、1483页。
① 见贺凯：《明代中国的监察制度》[262]（斯坦福，1966年），第260—262页；《明人传记辞典》[191]，第1484页。
② 见杨启樵：《明初人材培养与登进制度及其演变》[604]，载《新亚学报》，6，2（1964年8月），第365—372、384—390页。
① 丁易：《明代特务政治》[511]（北京，1950年），第338—345页；克劳福德《明代宦官的权力》[128]，载《通报》，49，3（1961年），第126—131页。关于这些宦官的传记，见《明人传记辞典》[191]、第194、522、685页。
② 关于东厂，见吴晗：《明代的锦衣卫和东西厂》[592]，载《灯下集》（北京1961年），第81—86页。
① 又见司律思：《15世纪京畿警察中的外国人》[448]，载《远东》，8，1（1961年8月），第59—62页；格雷纳：《自明初至天顺末年明代的锦衣卫（1368—1464年》[193]（威斯巴登，1975年），第25—34页。
① 王崇武：《奉天靖难记注》[536]，第214页以下；王崇武：《明靖难史事考证稿》[540]，第8页以下、18页以下。
② 王崇武：《奉天靖难记注》[536]，引言；陈学霖：《明太祖的兴起（1368—1398年）：明初官方历史编纂学中的事实与虚构》[24]，载《美国东方学会学报》，95，4（1975年10—12月），第686—691页。
① 关于《明实录·太祖实录》[380]的修订以及姚广孝和解缙所起的作用的问题，见李晋华：《明代敕撰书考》[320]（北京，1932年），第26页以下；吴晗：《记明实录》[586]，载《读史札记》[594]，第180页以下；以及间野潜龙：《明实录之研究》[370]，载田村实造编：《明代满蒙史研究》，（京都，1963年），第11—21页。又见本书第12章。
② 王崇武：《奉天靖难记注》[536]，第1—5页；王崇武：《明靖难史事考证稿》[540]，第6—27页。
① 王崇武：《明靖难史事考证稿》[540]，第103—116页。其详见陈学霖：《篡位的合法性》[23]，第3节。
② 关于《天潢玉牒》（2.3.7）的传记材料，见李晋华：《明史纂修考》[319]，第37页，以及王崇武：《明本纪校注》[542]（上海，1948年；重印本，香港，1967年），序、第1—10页。
③ 《天潢玉牒》的“二子”本保存于下面两种材料：《金声玉振集》，袁褧辑（1550—1561年，影印本，北京，1959年）[见傅吾康：《明史资料介绍》[172]（9.4.1.）]和《国朝典故》版。“五子”说的本子由下面两种材料流传下来：《纪录汇编》，沈节甫编（1617年；上海商务印书馆再版，1938年）[见傅吾康：《介绍》（9.4.3）]和《胜朝遗事》，吴弥光编（1883年）[见傅吾康：《介绍》（9.4.11.）]。又见李晋华：《明成祖生母问题汇证》，第55—77页和《明靖难史事考证稿》，第103—104页。
① 王崇武：《奉天靖难记注》[536]，第1—5、11—15页；王崇武：《明靖难史事考证稿》[540]，第46—48、96—99页。
② 陈学霖：《明太祖的兴起》[24]，第689—707页。
① 李晋华：《明代敕撰书考》[320]，第32—35页；狄百瑞：《新儒学正统和心学》[136]（纽约，1981年），第91页、106页以下、158—168页，并散见于本书各处。
① 狄百瑞：《新儒学正统和心学》[136]，散见于书中各处；陈荣捷：《性理精义和程朱学派》[27]，载《新儒学的演变》，狄百瑞编（纽约，1975年），第543页以下、566页以下。
① 郭伯恭：《永乐大典考》[298]（长沙，1938年；重印本，台北，1962年），第1—3章。
② 郭伯恭：《永乐大典考》[298]，第6—9章；富路特：《再谈永乐大典》[188]，载《不列颠和爱尔兰皇家亚洲学会香港分会学报》，10（1970年），第17—23页。
① 关于对蒙古的诸战役，见寺田隆信：《永乐帝》[501]，第5—8、11页；司律思：《（明代的中蒙关系，Ⅱ）朝贡制度和外交使节，1400—1600年》[458]（布鲁塞尔，1967年），第1章；王赓武：《明初与东南亚的关系：一篇背景研究短论》[547]，载《社区和国家：关于东南亚和中国人论文集》[547]，安东尼·里德选（新加坡，1981年），第47—55页；罗塞比：《从1368年迄今的中国与内亚》[433]（纽约，1973年），第23—44页；德雷尔：《明初政治史》[146]，第6章各处，以及傅吾康：《15世纪初期中国对蒙古的远征》[170]，载《汉学》，3（1951－1953年），第81—88页。
① 从《太宗实录》[380]中所见关于永乐时期与蒙古诸部落的关系的官方记述，见羽田亨和田村实造编：《明实录抄：蒙古编》[198]，载《明代满蒙史料》[496]（京都，1943—1959年），第261—557页。
② 田村实造：《明代的北边防卫体制》[497]，载《明代满蒙史研究》，第82－84页。
① 弗莱彻：《中国和中亚，1368—1884年》[165]，载《传统中国的对外关系》，费正清编（马萨诸塞，坎布里奇，1963年），第209—210页。
② 波科梯洛夫：《明代的东蒙古人史料》[427]，洛温塔尔英译，载《研究丛刊》，A集，1（成都，1947年），第23—29页。关于在这个时期与瓦剌蒙古人的关系的官方材料，又见白翠琴：《明实录瓦剌资料摘编》[413]（乌鲁木齐，1982年），第17—42页。
① 傅吾康：《15世纪初期中国对蒙古的远征》[170]，第83—85页。关于阿鲁台的传记，见《明人传记辞典》[191]，第22页。关于综述当时明人对于这第一次蒙古之役和第二次战役的记述，见李素英：《明成祖北征记行初编》[330]，载《禹贡》，3，8（1935年6月），第14—22页，以及《明成祖北征记行二编》[331]，载《禹贡》，3，9（1935年7月），第36—42页。
② 司律思：《朝贡制度与外交使节，1400—160O年》[458]，第26—127、163—165页。关于马哈木的传记，见《明人传记辞典》[191]，第1035页。
① 关于夏元吉的反对意见和他的被放逐，见《明人传记辞典》[191]，第532页。
① 关于皇帝宾天的情景，见下面注[148]。
② 对永乐帝的北方政策的有价值的叙述，见吴晗：《明代靖难之役与国都北迁》[591]，载《清华学报》，10，4（1935年10月），第937—939页；傅吾康；《永乐帝对蒙古的远征》[177]，3（1945年），第50—54页；田村实造：《明代的北边防卫体制》[497]，第82—84页；吴缉华：《明代东胜的设防与弃防》[584]，载《明代制度史论丛》[580]，Ⅱ，第339—342页。
① 详见山本达朗：《安南史研究》[600]（东京，1950年），1，散见书内各处；以及罗荣邦：《对安南的干涉：明初政府对外政策的个案研究》[359]，载《清华学报中国研究》8，1—2（1970年8月），第154—182页；简单的论述见寺田隆信：《永乐帝》[510]，第162—170页；德雷尔：《明初政治史》[146]，第206—212页。关于黎季■的传记，见《明人传记辞典》[191]，第797页，以及加斯巴登：《关于安南人传记的两篇文章》[185]，载《汉学》，11，3—4（1970年），第101—113页。
① 关于简明的叙述，见德雷尔：《明初政治史》[146]，第194—203页。那里有关于郑和远征的重要文献目录。关于某些最近的条目，见《明人传记辞典》[191]第200页中的“郑和”条。下面的著作是最近新发表的出版物：郑鹤声和郑一钧：《郑和下西洋资料汇编》[62]（山东济南，1980年），以及徐玉虎：《郑和评传》[235]（台湾高雄，1980年）。
② 见包遵彭：《郑和下西洋之宝船考》[416]（台北，1961年），第11—63页；米尔斯英译马欢著《瀛涯胜览》[377]（英国牛津，1970年），第27—32页。
① 关于这些论点，见张维华：《明代海外贸易简论》[42]（1955年；重印本，上海，1956年），第32—34页；朱偰：《郑和》[102]（北京，1956年），第28—34页；徐玉虎：《郑和评传》[235]（台北，1958年），第16—17页；米尔斯英译马欢著作，第1—5页；王赓武：《中国与东南亚，1402—1424年》[546]，重印于《社区与国家：关于东南亚和中国人论文集》，里德选（新加坡，1981年），第59—61页；罗塞比：《郑和与帖木儿有关系吗？》[431]，载《远东》，20，2（1973年12月），第129—136页。
② 米尔斯英译马欢著作，第10—11页；徐玉虎：《郑和评传》[235]，第28—39页。
① 米尔斯英译马欢著作，第11页。关于在爪哇的一段情节，见赵令扬：《明初的中国-爪哇关系》[90]，载《关于华南、东南亚和香港地区之历史、考古及语言研究讨论会刊》（香港，1967年），第215—219页。
② 威勒茨：《郑和太监的海上冒险活动》[567]，载《东南亚历史学报》，5，2（1964年9月），第31—35页；苏中仁（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