剑桥中国史 [507]
但是，他的政策也受到批评。他废除建文帝的年号和残酷地清洗建文帝时代的官员的措施受到知识分子的激烈反对，而在黎民百姓中普遍存在的不满情绪则以关于被废皇帝的种种传说的形式表现出来；这些传说提到他没有死，他的后裔最后使王朝不光彩地灭亡，以此向篡位者报仇。他国内的各种计划和对外的冒险行动所引起的巨大花费也引起了官僚集团的强烈不满。当时的批评者不是明确地谴责他的篡位；认为这件事并不是永乐帝一个人的过错，这种看法是适当的。对他国内政策的批评则比较直截了当。他远征蒙古的几次战役和迁都北京之举不断遭到攻击。但是后来的明代史学家一般原谅了这些过分的行为，认为是建立一个大帝国的必由之路。因此当时的舆论强调皇帝的积极成就和缩小它们的消极后果。但是一股强烈的批评暗流由后世的明代学者，特别是由那些责备他为了降低学术水平和知识活力而削弱经典教育的人表达了出来。总的来说，这是一种有褒有贬的评价，其中官方对一位雄武之君的赞誉支配了明代和清代的历史编纂学。①
传统的评价并不是对这个时期的公正评价。对评价更有帮助的是应该问一下，永乐时期的一些事件是怎样发展和为什么这样发展的；实现皇帝宏伟事业的费用倒底有多大；他统治时期制订的政策对以后明代的历史发展进程产生什么影响。
最重要的是，皇帝本人对帝国的认识形成了他统治时期的特征。他作为一个军事统帅而取得了权力，并用武力夺取了皇位，所以他并不认为自己应受任何约束，甚至不受他父亲制定的《祖训》的约束。他不受约束地行使皇权，以实现他的目的。他与北方边境蒙古诸部打交道的经验给他灌输了一种远远超过他父亲认识的对帝国的新看法，但从长期看，由此形成的战略决策证明并不是成功的。他不但试图由北至南实施统一的统治，以此使边境领土与内地一体化，而且把目光放在本土的边境以外，把他的霸权扩向四面八方——从真正的世界中心睥睨世界。对世界的这种新看法指导着皇帝的对外政策和国内政策。他一旦执行这些政策，就决不后退。尽管永乐帝的国内政策和对外政策存存着种种矛盾，但他仍决心完成他的目标，并把各种没有解决的困难留给了他的那些不那么有活力的继承者们。
永乐帝的国内计划和对外征战的花费是巨大和浪费的；它们给国家和黎民百姓造成了异常沉重的财政负担。这些计划的耗费引起了诸如夏元吉和李时勉等朝廷官员的批评，前者反对对蒙古的第三次征讨和郑和的几次远航，后者反对在北京建都。还有人对征剿安南而造成人力和物力的紧张状况，对漕运制度以及其他国内计划和对外的冒险行动发表了反对的意见。
不可能确定用于这些活动的金钱的数额，因为史籍没有记载准确的或完整的数字。明政府并不编制综合的预算；它对国家财政和财政管理采取零敲碎打的方法。某一项目的收入指定用于某一项目的支出。此外，不同税赋份额的数字不过是相对的指数，因为除了这些税收外，国家还得到征用劳动力和军屯形式的无偿服务，还不定期地向平民索要粮食和建筑材料。平民以不同的方式弥补进行中的项目的任何经营亏损。
因此，虽然朝廷表面上收大于支，但这是一种假象。实际上，如同黄仁宇的推测，永乐帝进行的一切事业的费用（这些在史籍中很少透露）可能超过国家正常收入的两倍或三倍。这些财政需要无疑使国库空虚（国库通常只保持一年的储备），而且确实削弱了国家的财政管理。它们还使人民增加负担，使人民为了偿还欠税而负债累累。从长期看，由于使越来越多的纳税人陷于贫困，这些政策减少了国家的收入。为了帝国的建设和霸权，这种代价的确是昂贵的。②
永乐帝留给明代后来的君主们一项复杂的遗产。他们继承了一个对远方诸国负有义务的帝国、一条沿着北方边境的漫长的防线、一个具有许多非常规形式的复杂的文官官僚机构和军事组织、一个需要大规模的漕运体制以供它生存的宏伟的北京。这只有在一个被建立帝国的理想所推动的朝气蓬勃的领袖领导下才能够维持，这个领袖能够不惜一切代价，并愿意把权力交给文官，以保持政府的日常职能。永乐帝的直接继承者都不具备这种英勇的品质，但是他们仍然坚持他关于帝国的远见和他所奠定的政制基础。
以后的几代皇帝并没有他那种对帝国的认识，还认识到维持他的政策的代价，开始收缩和重新巩固帝国的行政。但是，他们不能解决他们采纳的国家政策和必须赖以进行统治的制度之间的内在矛盾。虽然文官政府得到加强，政府的开支也减少了，但耗费巨大的军事组织、北方的京城和漕运制度仍必须维持。军事收缩无意地削弱了边防，从而给以后的统治者们造成了许多问题。在所有这些方面，永乐帝比明朝的开国皇帝对以后明代历史的进程具有更大的影响。
② 这些文件见于王崇武：《奉天靖难记注》[536]，第41—48、74—78、86—92页。关于详细的分析，见王崇武：《明靖难史事考证稿》[540]，第8—22页。
① 这问题的详细讨论见陈学霖：《篡位的合法性》[23]，第3节。
① 我们这里关于内战的叙述是据王崇武著作的评价中关于此时的更具批评性的记载综合写成的，见王崇武：《奉天靖难记注》[536]；王崇武：《明靖难史事考证稿》[540]，特别是第53—102页；寺田隆信：《永乐帝》[510]，第71—127页；陈大卫（音）：《燕王的篡位》[20]，第5—8章；以及德雷尔：《明初政治史》[146]，第5章。
② 公关于耿炳文的传记，见《明人传记辞典》[191]，第718页。
③ 关于李景隆的传记，见《明人传记辞典》[191]，第386页。
① 关于茹瑺的传记，见《明人传记辞典》[191]，第686页。
② 关于盛庸的传记，见《明人传记辞典》[191]，第1196页。
① 吴晗：《朝鲜李朝实录中的中国史料》[585]（北京，1980年），第161—169页。又见王崇武：《读明史朝鲜传》[545]，载《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12（1947年），第6—10页；王崇武：《明靖难史事考证稿》[540]，第130—132页。
① 关于陈瑄的传记，见《明人传记辞典》[191]，第157页。
① 关于朱文圭的命运，见《明人传记辞典》[191]，第403页。
② 关于废除建文帝年号的问题，见吴缉华：《明代建文帝在传统皇位上的问题》[579]和《明代纪年问题》[577]，均载他的《明代制度史论丛》[580]，Ⅱ，分别见第350—355页和366—371页。
① 见上面注[35]所引吴缉华的著作。
② 关于此事的历史编纂学问题，见李晋华：《明史纂修考》[319]（北京，1933年），第68、95、101页。又见卡恩：《皇帝眼中的君主制：乾隆时期的幻象和现实》[280]（马萨诸塞，坎布里奇，1971年），第44—46页。
① 关于对建文皇帝的评价，见孟森：《明代史》[375]，第83—88页；《明人传记辞典》[191]，第398—401页；德雷尔：《明初政治史》[146]，第170—172页；毛佩琦：《建文新政和永乐“继统”》[373]，第42—45页。
① 关于在明末私家文学作品和各种著述中所流传下来的种种不同传说的描述，见赵士喆：《建文年谱》[49]，第2编（序1636年；重印本，上海，1935年）；伦明：《建文逊国考疑》[363]，载《辅仁学志》，73，2（1932年7月），第1—62页；王崇武：《明靖难史事考证稿》[540]，第31—42页；以及铃木正：《建文帝出亡说考证》[493]，载《史观》，65，6—7（1962年10月），第160—185页，和68（1963年5月），第50—69页。
② 赵士喆：《建文年谱》[49]，第139—143页。详见铃木正：《建文帝出亡说考证》[493]，第169—179页；陈万鼐：《明惠帝出亡考证》[58]（高雄，1960年），第59—71页。
① 王崇武：《明靖难史事考证稿》[540]，第31—34页；吴缉华：《明代建文帝在传统皇位上的问题》[579]，载《明代制度史论丛》[580]，Ⅱ，第357—359页。关于郑晓的《建文逊国记》，见傅吾康：《明史资料介绍》[172]（吉隆坡与新加坡，1968年），2.1.1。
① 关于它的简明的叙述，见寺田隆信：《永乐帝》[510]，书中各处；德雷尔：《明初政治史》[146]，第6章。
① 关于这些人中某些人的传记，可见《明人传记辞典》[191]，第686、886、1127和1436页。
② 关于张辅的传记，见《明人传记辞典》[191]第64页。关于这些蒙古族将领，见司律思：《明初受封的蒙古人》[453]，载《哈佛亚洲研究学报》，22（1959年12月），第215、224页。
① 关于诸王子在永乐帝时代的社会政治地位问题，见吴缉华：《明代皇室中的洽和与对立》[582]，载他的《明代制度史论丛》[580]，Ⅱ，第282—285页；张奕善：《夺国后的明成祖与诸藩王关系考》[35]，第60—126页。
② 吴晗：《明代的军兵》[593]，载《读史札记》[594]（北京，1956年；重印于1961年），第90—100页；德雷尔：《明初政治史》[146]，第174—175页。
① 关于其中某些人的传记，见《见明人传记辞典》[191]，第554、627、641、665和1535页。
② 详细情况见杜乃济：《明代内阁制度》[517]（台北，1967年），第20、24、44、49、54、64页；吴缉华：《明仁宣时内阁制度之变与宦官僭越相权之祸》[576]，载《明代制度史论丛》[580]，Ⅰ，第181—188页。又见格里姆：《从明初到1506年的明代内阁》[194]，载《远东》，1（1954年），第139—177页，以及贺凯：《明王朝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