剑桥中国史 [509]
① 米尔斯英译马欢著作，第12—13页；徐玉虎：《郑和评传》[235]，第44—53页。
② 见朱偰：《郑和》[102]，第53—60页；米尔斯英译马欢著作，第13—14页。
① 见朱偰：《郑和》[102]，第98—103页；徐玉虎：《郑和评传》[235]，第110—114页，以及他的另一著作《明郑和之研究》[236]，第525页以下、549页；罗荣邦：《明朝水军的衰落》[358]，载《远东》，5（1958年），第152—155页。
① 见张维华：《明代海外贸易简论》[42]，第32—34页；朱偰：《郑和》[102]，第98—111页；米尔斯英译马欢著作，第33—34页；王赓武：《中国与东南亚，1402—1424年》[546]，第66—67页；以及徐玉虎：《明郑和之研究》[236]，第525页以下、549页以下。
② 华绘：《明代定都南北京的经过》[238]，《禹贡》，2，11（1935年2月），第37—41页；吴缉华：《明成祖向北方的发展与南北转运的建立》[575]，载《明代社会经济史论丛》[583]，I，第152—162页；爱德华·法默：《明初两京制的演变》[156]（坎布里奇，马萨诸塞州），第114—117页。关于作为正式国都的北京的兴建详情，见侯仁之：《北京史话》[208]（北京，1980年），第6章；谢敏聪：《明清北京的城垣与宫阙之研究》[227]（台北，1980年），第3章。
③ 吴晗：《明代靖难之役》[591]，第912—923、933—936页；法默：《明初两京制的演变》[156]，第134—140页。
① 德雷尔：《明初政治史》[146]，第182—186页。
① 法默：《明初两京制的演变》[156]，第115—131页。
① 吴缉华：《明代海运及运河的研究》[581]（台北，1961年），第40—42、76—82页；星斌夫：《明代漕运研究》[207]（东京，1963年），第26—31页。
② 关于阮安在建设京城中的作用，见张秀民：《明代交趾人在中国之贡献》[31]，载《禹贡》，3，1（1950年），第53—57页；转载于包遵彭编：《明史论丛》，第7卷，《明代国际关系》（台北，1968年），第63—69页；《明人传记辞典》[191]，第687页。
① 法默：《明初两京制的演变》[156]，第22—23页。
① 李时勉结果被囚禁，但是在1423年获释。见《明人传记辞典》[191]，第865页。
② 贺凯：《明王朝的政府组织》[265]，第6页；法默：《明初两京制的演变》[156]，第123—124页。
① 关于这方面的简明论述，见德雷尔：《明初政治史》[146]，第182—194页。关于军事组织，见吴晗：《明代的军兵》[593]，第94—111页；王毓铨：《明代的军屯》[558]（北京，1965年），第42—44页。又见贺凯：《明王朝的政府组织》[265]，第57—63页。
② 《明人传记辞典》[191]，第338、341页。
③ 见吴缉华：《明代皇室中的洽和与对立》[582]，载《明代制度史论丛》[580]，Ⅱ，第283—286、321—322页。
① 王毓铨：《明代的军屯》[558]，第33、50页。
② 见吴晗：《朱元璋传》[587]，第198—200页。
③ 见德雷尔：《明初政治史》[146]，第187—188页。德雷尔估算明初部队实际兵力的根据分别是记载在《明实录》的《太祖实录》[380]（1418年；1961—1966年台北再版），223，第3270页和张廷玉等人编的《明史》[41]（1736年；1972年北京再版），90，第2193页中的1392年和1393年的军队总人数数字。见吴晗：《朱元璋传》[587]，第79、81页。吴晗在《明代的军兵》[593]第101页估计军队总人数在1393年以后约为120万，在永乐年间约为280万。但是王毓铨在《明代的军屯》[558]第51页中则说以上洪武统治时期的数字有点保守。
① 见德雷尔：《明初政治史》[146]，第191页。关于北平省的人口，见《明史》[41]，40，第884—885页。关于迁移到北京的情况，见法默：《明初两京制的演变》[156]，第148—152页。
① 关于黎澄制造火器的作用，见张秀民：《明代交趾人在中国之贡献》[31]，第70—75页；埃米尔·加斯巴登：《关于安南人传记的两篇文章》[185]，第111—113页。
① 关于永乐年间北方的边防，见田村实造：《明代的北边防卫体制》[497]，第78—85页；吴缉华：《明成祖向北方的发展与南北转运的建立》[575]，载《明代社会经济史论丛》[503]，I，第162—166页。
② 关于指挥官的名单，见贺凯：《明王朝的政府组织》[265]，第62—63页。
① 在后来几代明帝治下，长城被建成或重建成现在我们所知的形式，但在明代初年，长城与其说是一个永久性的物质屏障，也许不如说是一条划定中国本部和亚洲内陆草原的防线。见阿瑟·沃尔德伦：《长城的问题》[529]，载《哈佛亚洲研究杂志》，43，2（1983年12月），第660—661页。
② 见法默：《明初两京制的演变》[156]，第53—54页。关于明初期的官俸，见彭信威：《中国货币史》[421]（1954年，1958年上海再版），第463—466页。
① 见孙缓贞：《明代屯田之研究》[487]，转载于包遵彭编：《明史论丛》，8（台北，1968年），第15—20页；王毓铨：《明代的军屯》[558]，第39—44页。
② 见李龙华：《明代的开中法》[329]，载《香港中文大学中国文化研究所学报》，4，2（1971年），第373—375、384—386页。
③ 参见吴缉华：《明代海运》[581]，第3章。
① 星斌夫：《明代漕运研究》[207]，第15—34页。
① 关于运河的简明的论述，见朱偰：《中国运河史料选辑》[103]（北京，1962年），第71—77页。
① 吴缉华：《明代海运》[581]，第4章，第1节。
① 关于详细情况，见吴缉华：《论明代税粮重心的地域及其重税之由来》[574]，载《明代社会经济史论丛》[583]，Ⅰ，第37—45页；黄仁宇：《<明太宗实录>中的行政统计数字：李约瑟博士对中国官僚主义的批评的一个例证》[249]，载《明史研究》，16（1983年春季号），第51—54页。又见黄仁宇：《16世纪明代的税收和政府财政》[254]（剑桥，1974年），第101页。
② 见吴缉华：《论明代前期税粮重心之减税及影响》[572]，载《明代社会经济史论丛》[583]，第83—85页。关于郭资的报告和分析，见黄仁宇：《16世纪明代的税收和政府财政》[254]，第50页。
① 见莫里斯·罗塞比：《明代中国和吐鲁番，1406—1517年》[435]，载《中亚评论》，16，3（1972年），第206—222页；罗塞比：《1368年迄今的中国和内亚》[433]，第23—31页。
① 见罗塞比：《两名出使内亚的明朝使者》[438]，载《通报》，62，3（1976年），第15—31页。
① 见J.弗莱彻：《中国和中亚》[165]，第209—215页。
① 关于陈诚的出使，见罗塞比：《两名出使内亚的明朝使者》[438]，第17—25页。陈的两个行纪名为《西域行程记》[52]和《西域番国志》[51]，都写于15世纪早期；载曹溶辑：《学海类编》，1831年；《四部丛刊三编》，33，影印本，台北，1975年。后一个行纪已被罗塞比译成英文：《陈诚的<西域番国志>英译文》[437]，载《明史研究》，17（1983年秋季号），第49—59页。
① 关于沙合鲁的宫廷史学家所写的波斯文记载，见K.M.梅特拉译：《一个出使中国的使团的记录摘录》[367]（纽约，1934年；1970年再版）。
② 关于这些朝贡使团的一份名单，见罗塞比：《明代中国和吐鲁番》[435]，第221—222页，和罗塞比：《两名出使内亚的明朝使者》[438]，附录，第29—34页。
① 可扼要参阅黎吉生：《西藏简史》[429]（纽约，1962年），第33—41页；约瑟夫·科尔马斯：《西藏和中华帝国：1912年满族王朝灭亡前中藏关系概述》[289]（堪培拉，1967年），第18—30页；石泰安《西藏的文明》[478]（斯坦福，1972年），第77—79页。
① 关于这类接触的中国官方记载，见罗香林编：《明清实录中之西藏史料》[356]（香港，1981年），第5—8、19—22、23—43页。
② 见哈立麻传，载《明人传记辞典》[191]，第481—482页。
① 见《明人传记辞典》[191]第1308—1309页宗喀巴的传记。
① 这个题目的权威著作是司律思的《（明代的中蒙关系，Ⅰ）洪武时代（1368—1398年）在中国的蒙古人》[457]（布鲁塞尔，1959年）；《（明代的中蒙关系，Ⅱ）朝贡制度和外交使节，1400—1600年》[458]（布鲁塞尔，1967年）；《（明代的中蒙关系，Ⅲ）贸易关系：马市，1400—1600年》[459]（布鲁塞尔，1975年）。关于更简明的论述，见同一作者的《明代的蒙古朝贡使团》[452]，载《中亚评论》，11，1（1966年3月），第1—83页；《明代的中蒙贸易》[460]，载《亚洲史杂志》，9，1（1975年），第34—56页。它们广泛地取材于《太宗实录》[380]的摘要，这些材料收于羽田亨筹编：《明实录抄：蒙古编》[198]，第1卷，载《明代满蒙史料》[496]，第261—557页。
② 见司律思《朝贡制度和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