剑桥中国史 [1044]
有意义的是，思想意识及政策上的分歧，不是这些摩擦的主要原因。虽然这两个派系的分歧常常在政策的确定上表现出来，但是，根本问题是权力和地位。例如，蓝衣社和CC系的分歧表现为如何执行孙逸仙的民生主义。然而，一个前蓝衣社领导人承认，“任何[派系]斗争都不是由政策分歧引起的斗争，而是为了饭碗的斗争”①
蒋介石知道这些党内冲突，但是只要它们不爆发为暴力行为——如1934年蓝衣社和CC系之间的一次——他都不加干预。的确，蒋介石实际上鼓励派系之间的竞争。因为派系间的斗争使任何一个派系不致过于强大，蒋介石从而得以确保他对所有派系的至高权力。
国民党统治通常被认为是“保守的”。然而，这易于使人误解，因为这个政权的领导人事实上强烈不满足于现状，他们期望骤然地，甚至“彻底地”与中国当前的民族衰老状况分手。例如，他们赞美西方科学及工业的进步，热切期望运用西方技术来改善中国民众的经济福利。他们也希望重建中国的社会、政治秩序。蒋介石理想的社会模式不在中国的往昔，而是在日本、意大利及德国独特的军国主义。他回想起他在日本军校的学生时代，声称那里严格的兵营纪律，大体上恰恰体现了他对中国社会的理想。①他认为法西斯的意大利和德国实现了那种理想。他羡慕地声称，“按照法西斯主义，组织、精神和活动都须军事化……在家庭、工厂和政府机关，每个人的活动必须和在军队中一样……换句话说，必须有服从、牺牲、严格、清洁、准确、勤奋、保密……大家在一起必须坚定地、勇敢地为团体和国家做出牺牲”。②
蒋介石热切希望在中国创造的，正是这样一个具有严格纪律和无条件服从领袖意志的军事化的社会形象。他在1934年发起了新生活运动，并自吹自擂地说它能为医治中国的痼疾提供基本良方。从他下面的言论可以看出新生活运动的目标。“什么是我现在提倡的新生活运动？”蒋介石问道。“简单地说，就是把全国公民的生活彻底军事化，以便他们能培养勇敢敏捷，吃苦耐劳，特别是一致行动的习惯和能力，以便能在任何时候为国家做出牺牲。”③显然，他的法西斯主义形象实际上完整无缺地转变成了新生活运动。
然而，蒋介石及国民党领导人也尊崇儒家的道德标准；正是这一点使得许多观察家确信，国民党政权实际上是保守的，甚至是反动的势力。例如，蒋介石通常宣称新生活运动的目标是儒家的道德礼、义、廉、耻。蒋介石非常敬佩晚清保守的儒家官吏曾国藩和胡林翼。而且，在蒋介石的支持下，正式恢复了尊孔，宣布孔子诞辰为国定节日，鼓励学生和军官学习儒家经典著作。
国民党政权的传统主义，可以与法西斯意大利和纳粹德国提倡的古典主义相比。也就是说，儒家思想本身不是提出的目标，而是以之作为中国民众向新社会前进时有助于增强凝聚力的道德因素。正如CC系的一个成员所说，儒家思想提供一个“中心信念”，没有这个信念，中国民众在政治上就会陷于无政府状态，道德上就会陷于混乱。①于是，蒋介石常常以中国传统的惯用语讲话。事实上蒋介石的许多方法和观点——如强调传统道德，他的教育的政治功能的观念和杰出人物统治论——确实显示出他的现代世界的眼光十分有限。但是他的政治目标，即一个彻底管辖起来的社会的目标，与中国儒家的往昔并无相似之处。他要成为一个极权主义者，一心想把他的政权一直控制到地方，使社会上的每个人都服从这个政权，达到清朝历代皇帝甚至未曾梦想到的程度。这绝不是一个保守的理想，因为它从根本上既不同于往昔的理想，也不同于往昔的实际。
① 陈敦正：《动乱的回忆》，第29页；陈少校：《黑网录》，第290—291页。然 而，陈立夫否认这样一个团体的存在。见淑文：《陈立夫谈CC》，《新闻天 地》，第20期（1937年2月1日），第13页。
① 见前译者注：康泽《复兴社的缘起》。
② 《蓝衣社之组织及反满抗日之实例》，载《蓝衣社资料》，第11页。
① 中华复兴社仅在1935年后的应届高中毕业生及大学学生中发展成员；童子军限 于初中和小学学生参加，中华复兴社未在初中和小学学生中发展成员——译 者。
② 没有军事调查统计局，应为军事委员会调查统计局。按：军事委员会调查统计 局前后成立过两次。第一次成立于1935年，下设三个处：第一处由原国民党中 央组织部党务调查处改组而成，第二处由戴笠所控制的中华复兴社特务处改组 而成，第三处为丁默村控制的邮检处改组而成。第二次成立于1938年8月，军 事委员会调查统计局在武汉进行改组；该局所属第一处改组为中国国民党中央 执行委员会调查统计局（即通称的“中统”），该局所属的第二处改组为军事委 员会调查统计局（即通称的“军统”）——译者
③ 史量才为《申报》总经理，不是编辑——译者。
① 刘健群访问记，台北，1969年5月27日。
① 蒋介石：《新生活运动之要义》，《蒋总统思想言论集》，第12卷，第110页。
② [岩井英一]：《蓝衣社调查》（日文），第37—38页。
③ 蒋介石：《蒋总统思想言论集》，第12卷，第111页。关于新生活运动，见阿里夫·德里克：《新生活运动的思想意识基础：反革命研究》，《亚洲研究杂志》，第34卷第4期（1975年8月），第945—980页；易劳逸：《夭折的革命》，第66—70页。
① 方治：《民族文化与民族思想》，《文化建设》，第1卷第2期（1934年11月10 日），第20页。
国民党政权的成就
对南京10年国民党的成就看法不一。一些历史学者断定国民党人建立了基本健全的统治制度，并为建设一个强大、民主和繁荣的国家奠定了基础——虽然这个充满希望的开端由于1937年中日战争的爆发而夭折。另有一些历史学者则坚决认为国民党人建立的政府腐败无能，国民党领导人不理解他们所面临的问题；他们对可供抉择的政治的和经济的战略一无所知。因此，根据这种看法，即使日本人不发动侵略战争，这个政权也注定要失败。①
这些都是热烈辩论的问题；也许永远也解决不了，因为如果日本当时不进攻中国，可能会出现什么情况，这一点就其实质来说是无法证明的。然而，有两个事实很明显。第一，国民党人面临的任务——即扭转国家分裂的潮流——是巨大的。第二，他们试图完成这项任务所处的环境，对成功或迅速地解决这项任务极不相宜。经济不景气、外国侵略和内讧——这些状况大多是国民党人无法控制的——妨碍执行有意义的改革。此外，因为南京10年的头四年主要致力于巩固政权，他们只有大约六年的时间去完成这些改革。
国民党人显著的成就是扭转了领土走向分裂的趋势。他们在1927年取得权力时，仅控制了江苏、浙江及安徽的一部分。由于1929—1931年的内战，中央政府的势力威震各省军阀，从而保证了南京政府的生存；但是，中央政府的政令在1931年仍然被限制在星座般的华中的几省或其一部分（最显著的是在浙江、江苏、安徽、河南、江西、湖北及福建，各省程度不同）。①
然而，在蒋介石对共产党人进行第五次围剿之后，南京的有效权力扩展得很快。蒋介石战略思想的主要前提，是攘外必先安内。他喜欢说，“日本人如皮肤之疾，共产党人是心腹之患”。为治心腹之患，蒋介石在1930年10月，紧接着平定阎锡山和冯玉祥的反叛之后，在江西对共产党人发动了第一次围剿。然而，共产党人运用游击战的机动战术，在1931年1月1日击退了国民党进攻者。其他各次围剿接连进行。但是，直到1933—1934年第五次围剿——这次蒋介石动用了大约80万军队，由德国及日本军官担任顾问，并对共产党区域实行严格的经济封锁来加强军事进攻压力——才对共产党人取得几近决定性的胜利。共产党人在军事上失败，特别是粮食、盐极为匮乏，最后集合他们的后备力量，鼓起勇气，突破了国民党军的包围，并于1934年10月开始了长征。
成为共产党革命史传奇的长征，给蒋介石提供了前所未有的机会，把他的军事力量和政治权力打入华南及华西各省。蒋介石装备精良的军队尾追撤退的共产党人，进入湖南、贵州、云南及四川。地方军阀感受到共产党军到来的危险，欢迎国民党军——并非全心全意，因为国民党军也威胁到他们的地方自治，不过是两害相权取其轻而已。蒋介石充分利用了这一机会。因为蒋介石剿匪军一旦进入一个省，他的人员就开始强行实施旨在打破该省隔离状态的“改革”。例如，在四川，曾作为几个军阀活动的军事及经济基地的防区被废除，开始实行更中央集权化的地方行政制度。一个旨在政治上和军事上把四川与全国结合起来的大规模的公路建设计划已开始实施。由于广泛使用国民党的法币以取代四川几家银行发行的钞票，四川也纳入了南京的经济轨道。①中日战争以前，这类改革已经减弱，并未打破西南各省习以为常的独立，地方当局继续竭力抗拒中央政府不断加强的触手。例如，1937年春，蒋介石与四川大军阀刘湘的关系非常紧张，一场新的内战仅得幸免。然而，由于蒋介石1934—1935年反共战役的结果，湖南、云南、贵州及四川四省地方军阀的自治和政治机动性都大为减弱；而南京政府的权力和威望则大为增强。
反共战役之果，直到1936年广东最后完全受制于中央政府之时才算成熟。虽然北伐以前广东曾是国民党的革命根据地，但是，它从未有效地合并到南京政府的政治和财政的体系中去。特别是自1931年军阀陈济棠成为广东省主席以来，广东实际上即自行其是，完全不理会中央政府。陈济棠与桂系领袖李宗仁和白崇禧一起，在1931年末建立起西南政务委员会和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西南执行部。这些党、政机关构成了强大的反南京的地方联盟的基础，把广东富裕的经济资源与广西的军事技术和战斗素质结合起来。这一反南京联盟的政治挑战，又由于国民党大理论家和革命老前辈胡汉民（虽然在1932年仅52岁）的加入而大为加强；他赋予所谓的西南分离运动以合法性，而这是其他反蒋运动所缺乏的。五年来，蒋介石忍受着广东和广西的痛骂和批评，因为两广是一股难于对付的政治、军事力量，尤其是因为两广有福建、湖南及贵州等半自治省份形成的缓冲地带保护。然而，由于蒋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