剑桥中国史 [1007]
1928年，新的中央银行将半官方的交通银行、中国银行和较晚创立的农民银行置于自己的权力之下，这就可能将现代金融部门加以改组。中央银行从外国银行手中收回了对海关收入的保管权；这一日益增多的收入充实了该银行的资金。1933年，上海票据交换所从汇丰银行手中接管了银行之间的结算业务。
自1911年以来，厘金的负担、关税不能自主、货币与金融体制的混乱，一直被正确地指斥为各种妨碍现代经济部门发展和资产阶级繁荣的原因。南京政府的改革废除了这些障碍，但是它马上又制造了同样大的障碍，在政府管辖的地区，厘金废除了，代之而起的是繁多的产品税：卷烟税和面粉税（1928年），棉纱税、火柴税和酒税（1931年），矿产品税（1933年），等等。新收回的海关自主权所起的作用主要不是保护本国工业，而是充实了国库：对原材料、机器和成品都一律课以同样的进口税。
银行体制的合理化与集中化，导致了1935年11月等于是国有化的突然行动。确立纸币制度使政府在未来能用增加发行来弥补赤字，但同时也为长期的通货膨胀开辟了道路。
的确，资产阶级所寻求的全部改革好像都反击到它自己身上了。尽管注意到某些表面上的相似之处，我们却不能把南京政府的政策和明治时期日本领导人的政策相比。即令这些改革曾经在某些时候有利于资产阶级的活动，国民党政府的主要目的也不是要建立一个有利于私人企业的组织体制。它提供了充分的证据，说明它对此没有兴趣：在1932—1935年工商业萧条的头几年中政府不曾给与任何帮助，就是最不容置疑的证明。
有无可能因此而在南京的政策中找出国家资本主义的开端呢？1935年11月银行的准国有化本身并不等于对主要经济活动的控制，因为在中国，现代金融部门的兴起主要是靠公共开支提供资金，而不是靠生产投资。但是银行国有化却大大地增加了政府干预工商业的机会。在经济危机的压力下，工商界自己要求政府进行干预，这种干预最初采取贷款的形式：迟至1935年才成立并在杜月笙控制下的工商业救济贷款委员会，分配了2000万元的贷款。①于是中国银行在新任董事宋子文的推动下，控制了大约15家纺纱厂（总计约占中国纱锭数的13％），并将其干预扩展到轻工业的各个领域：卷烟，面粉，稻米的加工与贸易。
在孔祥熙控制下的中央银行相对来说不那么活跃。但是在这两个例子中，公私利益都错纵复杂地纠缠在一起。例如，孔祥熙和宋子文都是一家私人企业中国建设银公司的主要股东，这家公司创建于1934年，为中国企业吸引外国投资，在1935年以后其主要任务是在国营银行和主持主要发展项目的政府机构——如财政部和全国经济委员会——之间充当中介人。后来发现这两位高级官员和他们的家族也进行私人投资。孔祥熙联合杜月笙一起创办的启新公司对公债、黄金、棉花和面粉进行投机。此外还有很多合营公司。其中有些是赎买处境困难的私营企业的产物，例如南洋兄弟烟草公司，到1937年末宋子文成了该公司最大的股东。其中还有许多——中国植物油料公司，中国茶叶公司，上海中心渔业市场——则是1936至1937年任实业部长的吴鼎昌直接组织的，它们都得到各省政府的合作，并由通常属于政府几个派系的私人资本家予以财政支持。这些公司能得到财政津贴，享有垄断权和其他特权，常常挤垮与之竞争的私营企业。①
只有蒋介石和军事委员会直接权力之下的资源委员会采用了没收的政策，其结果是大部分重工业和采矿业都由政府控制。
严格说来，经济的公有部门仍旧是有限的。但是不能将不属于公有部门的工商企业看作纯粹私有部门的组成部分。在这些企业中，握有各式股权的政府高级官员们所起的作用使它们的性质很不明确，这是官僚资本主义的特点。尽管国家利益和官吏们的私利之间存在舞弊和混乱，遭到历史学家们的普遍谴责，却不能据此而给这种体制下定义。而且和19世纪“官督商办”企业的相似之处也只能说明部分问题。1930年的官僚们和1880年的清代官吏事实上是完全不同的。尽管有些人想在吴鼎昌与清代总督之间寻找相似之处，但发展后面的动力却来自中央，而且只限于少数最高级官员（即使不限于共产党史学至今仍然坚持的宋、孔、蒋、陈四大家族）。他们当中最活跃的人物都曾在外国受过教育，对现代世界及其工业与财政方法的了解，胜过他们的清朝先辈，不可相比。这个官僚集团（至少包括中央政府的上层）由于吸收金融和经济专家，加速了它自身的发展。企业资产阶级的衰落与这个官僚集团的现代化是同时发生的。出于政治策略上的原因，共产党的历史家们将这两种现象紧密地联系在一起，将前者视为后者的直接后果，并号召资产阶级团结起来反对国民党的政权。
尽管如此，也不能肯定这一双重发展不遵循更普遍的规律：一个巨大的农业国的经济与技术起飞必然会有的规律。资产阶级在其黄金时代已经证明，没有能够维持（或恢复）团结与民族独立的国家机器，这种起飞就不可能。既然中国的历史传统不允许强大的（或相对强大的）政府与多元化社会中的各种自主集团同时并存，因此，和官僚共生似乎就成了资产阶级求生存的唯一可能形式。
在许多方面，这个资产阶级-官僚混合体更接近于今天社会主义政权下的“新阶级”，而不像西方的自由资产阶级，因此评价这个混合体时，就既不能根据它和私营企业的关系，也不能根据它道德上的腐败（这在所有的“新阶级”中都以各种形式普遍存在），而是应该根据它是否能够确保国家经济的发展。
它是否要对道格拉斯·S.帕俄和易劳逸①所指责的停滞负责呢？或者相反，是否应该将拉蒙·迈尔斯②和托马斯·G.罗斯基③所描写的扩展归功于它呢？南京十年的经济平衡表含糊不清，这更增加了分析的困难。不过这种模糊不清主要涉及农村的演变，上述作者们对规模不大的现代经济部门的进步，看法是一致的。张长治编写的工业生产指数表明，南京十年的年增长率为8—9％，其发展速度和民国时期的大部分年份（1912—1937年）相当。此外，T.罗斯基还坚决认为，在这一时期内，发展中的工业在质量上有进步。
不过在这一普遍发展趋势之下，出现了与20年代相似的周期。在战后的经济奇迹之后是1923—1924年的经济危机，它因三年的革命与内战而延长；至1928年末，现代经济部门又经历了一个新的繁荣时期，直至1932年的又一次危机。在1935年，1/4的中国工厂都停工了。到1937年中日战争爆发才开始复工。
在30年代，也和20年代一样，这些经济波动主要是由外界事件决定的。在世界经济危机期间，白银大幅度跌价，在1928至1931年这段时间内国际市场上银价下降了一半以上，这实际上等于中国货币贬值。其结果是刺激了出口，从而补偿了西方经济危机的影响，并刹住了某些商品的进口，对于不足以保护本国工业的关税也起了补救的作用。
1931年英镑贬值和1934年美元贬值，引起银价急剧回升，物价下跌对中国制造商立即产生影响，但是在条约口岸，进口商极力将价格维持在前一时期的水平上。白银在中国的购买力不如在外国市场上上升得那样快，这一差距引起白银的大量外流和猛烈的通货膨胀。这种通货膨胀与收缩的浪潮，加上日本入侵满洲和上海，比其他所有的因素都更强烈地动摇了30年代各条约口岸的经济。
和这种总是从属于国际市场的现象相比，官僚势力的复起和企业资产阶级的衰落其重要性都是次要的。并不是官僚主义化妨碍了现代经济部门的起飞，并最终妨碍了企业资产阶级的发展：而是作为一个国家的中国太衰弱了。不进行政治和社会革命，使国民党政权带有城市色彩的这种资产阶级与官僚的共生现象，不可能为经济的真正现代化开辟道路。
中国资产阶级（无论是作为20年代“自由而西化”的古典型资产阶级，或者是作为30年代的官僚化的资产阶级）的失败，源出于一个更加普遍的原因，也就是使得经济起飞失败的同一原因。
如果我们抛弃自由主义者希望把资产阶级看作第三种力量的源泉的幻想，也抛弃马克思主义者把它看作革命发展的必然阶段的夸大了的信条，那么，是否有必要把中国资产阶级的经历看成只不过是历史中的偶发事件——一个不会再次出现的插曲呢？在以后的革命阶段中，资产阶级作为一个阶级被消灭了。但是一种传统留存了下来：城市的、现代主义的、民主和世界性的传统。这种传统——向世界其余部分开放的民族发展传统——感召着后世的现代化官僚。中国资产阶级是最先作为一个阶级而接受现代化挑战的；这就是它所奠定的这一传统继续感召那些梦想在它失败了的地方获得成功的人们的原因之所在。
① 琼·切斯诺和弗郎索瓦·勒巴比埃：《中国：从辛亥革命到解放》，第188页。
② 陈伯达：《中国四大家族》。许涤新：《官僚资本论》。
① 易劳逸：《夭折的革命：国民党统治下的中国，1927—1937年》。小帕克斯M.科布尔：《上海资本家和国民政府，1927—1937年》（伊利诺斯大学博士论文，1975年）。M.C.白吉尔：《“另一个中国”：1919至1949年的上海》，载C.豪编：《上海：一个亚洲大城市的革命和发展》。
② 科布尔：《国民党政权》，第1—2页。
③ 易劳逸：《中华民国研究通信》，1.1（1975年10月），第14页。
① 琼·蒙内特：《回忆录》，第134页。
① 雪莉·加勒特：《商会》，载伊懋可和施坚雅编：《两种社会之间的中国城市》，第227—228页。科布尔：《国民党政权》，第23页。
① 费唐：《报告》，1，第243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