剑桥中国史 [1008]
③ C.F.雷默：《关于中国抵制外货的研究》，第138—140页。
④ 雷默：《关于中国抵制外货的研究》，第269页。
① 贝热尔：《“另一个中国”：1919至1949年的上海》。
② 科布尔：《国民党政权》，第1—2页。
① 科布尔：《上海资本家》，第4章。
② 费尤史密斯：《商人联合会》。
① 包华德和里查德·C.霍华德编：《中华民国传记辞典》，3，第452页。汪—驹：《中国知识分子和西方，1872—1949年》，第418页。
② 包华德和霍华德：《传记辞典》，1，第26页。
③ 同上书，1，第379页。
① 同上书，1，第192页。
② 同上书，2，第316—317页。
③ 科布尔：《上海资本家》，第173页。
① 汪一驹：《中国知识分子》，第477页。
② 科布尔：《上海资本家》，第362页。
① 巴克：《中国城市的变化》，第167页。
② 易劳逸：《夭折的革命》，第47页。
① 保罗·T.K.石（音）：《艰辛的十年：中国国家建设的努力、1927—1937年》；阿瑟·N·扬：《中国的建国成就，1927—1937年：财政和经济记录》。
① 科布尔：《上海资本家》，第267—271页。
① 同上书，第286—301页。
① 道格拦斯·S.帕俄：《国民党与经济停滞，1928—1937年》，《亚洲研究杂志》，16.2（1957年2月），第213—220页；易劳逸：《夭折的革命》，第5章。
② 拉蒙·H.迈尔斯：《中国的农民经济：河北和山东的农业发展，1890—1949年》。
③ 托马斯·G.罗斯基：《中华民国经济概论》（多伦多-约克大学现代东亚联合中心讨论会论文第1集，1978年）。
书目介绍
1导言：整个民国时期
关于1912—1949年的中国，历史研究和著述主要盛行于世界四个地区——中国、日本、大西洋社区和苏联——但是这四个地区之间的联系并不那么理想。这无疑是由于绝大多数历史学家只有一段生活的时间可以自由支配。他们应当尽力考虑用中、日、英、法、德、俄、朝鲜以及其他语文发表的关于中国的著作，正如他们也应当对经济学、政治学、社会学、心理学、人类学以及其他学科的种种概念发生兴趣。这是一个并不理想的世界。
1912年王朝结束以后，新闻出版业的兴起有助于中国对种种事件的记载。1949年以后，国民党国民政府控制下的台湾和在文化大革命之前之后的人民共和国，都从事历史的编纂和出版。80年代出版了大量关于民国史的文献，进行了大量关于民国史的研究和讨论。
同时，日本在大陆的扩张及其后中国共产党革命的胜利促成了越来越多的日本对中国的研究，而苏联卷入中国革命所促成的俄文著作则要少一些。战争和革命也使英、法、德、荷、美等国的汉学研究在“区域研究”的名目下与社会科学结合在一起。结果产生了相当多的历史学术著作。
但是，只有少数中国学者精通日语并能利用日本收集的中国资料。能流畅地运用汉语的西方学者并不总能流畅地运用日语或俄语等有关的语言。我们研究民国还远不具有那种在学术上运用多种文字档案的能力，而研究现代和当代欧洲——如研究第一次世界大战的起源——的历史学家则做到了这一点。
对说英语的历史学家来说，可以认为，精通有关中华民国的史实几乎同样需要中文和日文。这是因为日文的参考著作和有助于研究的书籍总的说来至少仍然能够赶上中文的，即使在某些方面没有超过。简单的说明可见于两卷本的概述《日本的近代中国研究》——第一卷到1953年为止，费正清、坂野正高和山本澄子编；第二卷从1953年到1969年，蒲地典子等编。这两卷所评述的2000多种日本书和论文引用了这一领域的所有中文文献。
英国和美国的中国研究得益于可以广泛接触其政府的领事和外交使团的通信，以及传教士和其他在中国的侨民所留下的大量回忆录。可以利用的苏联文件和回忆录数量较少，只为苏联的中华民国研究工作留下较小基础。但是，20年代和50年代苏联插手中国的种种变化，以及关于意识形态、国家利益和外交关系的种种问题，所有这些结合起来导致苏联对中国的研究不断加强。大西洋社区关于中国学识的最大不足在于它不能充分考虑苏联研究中国的这些著作，即使外国与苏联研究中国的历史学家的接触，不用说，也为苏联当局所禁止。
由于《剑桥中国史》第10和11卷①的《书目介绍》已经提供了相当数量，我们尽力使这篇综合评述限于涉及课题的重要著作，再加上有价值的条目。对中国传统学识提供最有启发性看法的作品是邓嗣禹和奈特·比格斯塔夫合编的《注释精选中文参考著作书目》，1971年第3版。这部作品说明了民国学识产生的背境。关于共和国继承的清代档案和其他档案，最有启发、了如指掌的看法见于魏斐德编：《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明清史研究》。
北京中国社会科学院关于民国史的范围非常广泛的项目，计划出版多卷本的记叙体《中华民国史》，约1905—1949年；以及几种多卷本的原始资料集，包括年表、传记和第一手资料，安排了大约600个题目！见巴里基南的报导，载《中华民国研究通讯》，6.1（1980—年10月），第18—19页。
安德鲁·内森的《近代中国，1840—1972年：资料和研究辅助手段概论》是对中国和西方资料的有用的书目指南。次要的文献可参阅袁同礼：《西方文献中的中国》；施坚雅等编：《现代中国社会：有分析的书目》，3卷，此书极其强调20世纪。对本书所论述时期的1000种中国著作的有注释的入门书，是1950年出版的费正清和刘广京的《近代中国：中文著作书目指南，1898—1937年》，修订重印，1961年。新近的编目见于亚洲研究学会主办的年刊《亚洲研究书目》。对事件的最有用的英文综合评述是柯乐博所著《20世纪中国》。
以外国地图和丁文江、翁文灏领导的中国地质调查所指导的实地测量为基础的民国时期的两本地图集是《中国分省新图》（1933年）和《中华民国新地图》（1934年）。关于沿海各省，可以在20年代编纂的县志中找到常常是用从日本得来的制图知识绘制的更精密的地图。
在年表方面，最新的中文著作是台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的创办人郭廷以所著《中华民国史事日志》，1912—1925年，在他死后于1979年出版。
这里要特别提到某些早期的著作，虽然它们后来已经过时。例如，紧接1924—1927年的国民革命，一批受过现代训练的中国学者开始进行一个大项目，对此前30年划时代的变革进行一系列的历史评述。在上海太平洋书店赞助下出的这套书中，最有声望的著作是李剑农的《最近三十年中国政治史》，1931年出版；1947年出增补本《中国近百年政治史》，1956年出邓嗣禹和英戈尔斯的英文节译本《中国政治史，1840—1928年》。“三十年历史”这个项目的另一著作是文公直（文砥）的《最近三十年中国军事史》，2卷；这部书比丁文江出版较早的《民国军事近纪》更全面，但不那么细致。刘馥的《现代中国军事史，1924—1949年》增补了上书。
本书论述了在中国派系政治斗争中、军阀集团中以及国民党和共产党内的权力关系中起作用的亲属关系和其他种种私人关系。过去的王朝史的绝大部分自然是由官员的传记组成的。现代的传记研究也可能使中国人生活中的私人关系这个重要方面得到充分研究。
赵尔巽等编的536卷的《清史稿》，在大量传记中包含了有关民国早期的有用知识。张其昀、萧一山等编的修订本，取名《清史》，添补了更多的传记资料，还增加了索引。中国社会科学院关于民国史的庞大汇编项目的第一部作品，是李新等编的《民国人物传》，第1卷，北京，1978年。这部书包括政治、军事、文化和实业方面领袖人物的传记条目。
许多英文的综合传记词典已编辑出版。恒慕义编的《清代名人传略》，2卷，下迄民国初年。包华德和理查德·C.霍华德编的《中华民国传记词典》，5卷，集中于这一时期。唐纳德·W.克莱因和安·B.克拉克编的《中国共产主义传记词典，1921—1965年》，2卷，续作。范围更广的是桥川时雄的《中国文化界人物总鉴》。
在现代体裁的大型传记方面，胡适的《丁文江的传记》，用了20年的时间才完成，下笔审慎，明晰、准确、完整，是典范之作。关于金融家-实业家的另一部里程碑似的传记是《周止庵先生别传》，他的女儿周叔媜所作，燕京大学硕士论文。晚清和民国初期错综复杂的私人和派系关系方面的专家沈云龙写了两位民国早期总统的传记：《黎元洪评传》和《徐世昌评传》。
年谱，个人经历的年表或编年记载，是传记编纂的传统形式，可以用来探索民国早期领袖人物错综复杂的私人关系。关于政治史，特别提出《三水梁燕孙先生年谱》。关于思想史和民国早期的政治，研究者们得益于1958年出版的不朽的《梁任公先生年谱长篇初稿》，3卷，丁文江等编。其他编纂的年谱涉及的范围很广：段祺瑞、谭延闿、王国维。所有年谱中最详尽的是孙逸仙的年谱。以几种较早的著作为基础，台北国民党的档案馆三次修订和增订《国父年谱》（1958、1965、1969年）。在广州，一个大项目是于1979年开始编纂甚至更为全面的孙逸仙一生的编年史。关于蒋介石，有审定的《民国十五年以前的蒋介石先生》，20册，30年代早期毛思诚编，曾在香港重印。为了尊崇他，一部最详尽的年谱已于80年代完成，在台北出版，名为《总统蒋公大事长编》。
传记的合集有：《革命人物志》，丛书；吴相湘编的《民国百人传》，4卷。闵尔昌编的《碑传集补》，24册，其中的传统体裁的传记在1912—1927年这段时期的历史研究著作中常被引用。关于实业方面的人物，可参看徐盈编的《当代中国实业人物志》。关于地方史，新近的典范是周开庆编的《民国四川人物传记》。还要特别提到两种杂志：《国史馆馆刊》和台北的《传记文学》。
关于中国近现代的出版事业，可参看张静庐编注的一套重要著作：《中国近代出版史料》，初编，1953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