剑桥中国史 [1006]
资本家们对所遭受的剥削和屈辱提出了抗议。1928年夏，北伐结束以后，他们因政治上一定程度的缓和而感到欣喜，并受到当时任财政部长的宋子文的庇护：他们能够向全国经济会议（1928年6月）和全国财政会议（1928年7月）提出自己的不满和要求。1928年10月改组后的全国商联会要求由他们的代表在立法院中占有5个席位。商人们甚至威胁，如果不满足他们的要求，就要停止向政府提供贷款。①
紧接上海总商会改组之后的国民党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1929年3月）制止住了这些资产阶级闹独立性的表现，而资产阶级也好像放弃了一切反抗的企图。国民党向资产阶级施加的种种压力是否足以解释这种消极的态度呢？我们能不能够不重新提出这个政权的资产阶级基础这一论点，而像J.费尤米斯那样，相信国民党给了资本家们足够的补偿——至少是对他们中的一部分人——从而才得到了他们的支持呢？②
在企业家中，这个政权对银行家们的个人事业和经济利益尽力最多。在民国初年，北京的银行家们与各政治和行政派系关系密切，靠公债发了财。1927年末，轮到一直珍视自己独立性的上海银行家们通过公债成为主要贷款人了，并由此而将他们的事业和蒋介石联系在一起。从1927年到1931年，政府所借的多达10亿元的内债中，大多数（50％至75％）是他们提供的。政府出售债券的价格远远低于其票面值，使各银行得到的实际利润约达20％，大大高于8.6％的官方利率。这个政权的头几年是银行业的繁荣时期。但是在1931年至1932年的危机时期，市场饱和、日本侵占满洲和政治不稳定，导致了公债价格暴跌。接着，在1936年，政府又强行规定偿还公债打折扣。同时，政府通过1935年实施的币制改革和在银行业的突然行动，控制了主要信贷所，此后一律由国民党官员管理。
一部分银行家由于早已丧失了许多特权，又没有任何进行其他活动的途径，只好选择投身政府上层的道路。吴鼎昌（1884—1950年），就是一例。他于1912年在中国银行开始他的事业，曾进行过有利于私股的改革，并按照美国模式改组私营银行，将它们的资源集中到四行储蓄会。但在1935年，他断绝了和私人企业的一切联系，当了实业部长，其后在1937年又就任贵州省主席。①
张嘉璈（1888年—）和吴相似，在中国银行时无论是在北京还是在上海也都一贯捍卫银行经营自由的思想。他在创建上海银行同业公会和《银行周报》的工作中起过重要作用；作为中国银团的首脑，他曾试图迫使北京政府接受严格的财政控制并进行预算改革。他在1935年的打击下被迫离开中国银行，当了铁道部长，1942年奉派赴美国研究经济建设问题。②
钱永铭（1885—1950年）早在1927年就选择了从事政治和行政工作的道路。钱曾努力反对政府对交通银行的干预，并在1920—1922年上海银行同业公会力争成为有效的和强有力的政治力量的时期，担任该会的会长。他很快加入蒋介石集团，接受了财政部次长的职务，并于次年出任浙江省财政厅长。③
还有一些银行家参加蒋介石集团，是为了以国民党官员的身份保住他们以前以企业家身份经营的企业中的位置。前中国银行董事长宋汉章就是这样，他在1935年改组后，在宋子文的控制下担任中国银行董事会执行委员会的主任委员。这个在1915年至1916年曾经尽一切可能使中国银行脱离袁世凯政治操纵的宋汉章，从此为南京政府服务。
有一些人虽然没有参加政府，还是受到敦促，或多或少地在政府直接控制下经营，并且由于承担了官方的使命而改变了他们的前途。例如陈光甫，在1937年以前，一直经营他在1915年创办的私营上海商业储蓄银行。他和孔祥熙有老关系——他们在美国同学，有人说他们是亲兄弟——这也许使他更容易接受后者作为财政部长对他的金融活动所加的控制。这种关系无疑有助于他在政府中的前途。他被派往美国，就币制改革框架内中国白银储备的换算事宜进行谈判。1937年以后，陈就完全从事公职：他负责中国向美国借款的工作，从1938至1941年，又担任财政部对外贸易委员会主任。①
浙江兴业银行的赞助者李铭（1887—1966年）的经历没有发生这样明显的方向改变，但也带有更多的官员的性质。1927年他被任命为国债基金保管委员会主席，保证了对内债的良好管理，提高了政府的信誉。1935年之后，政府任命他负责改革金融部门机构的工作。②
1927—1937年，新政权的借款政策给银行家们带来了财政利益，经济管理部门向他们敞开了官方或半官方前途的前景，这两者既鼓励他们支持政府，也加速了他们由企业家转变为公务员或半公务员。此外，政府通过1935年在银行业采取的突然行动，控制了全国银行66％至70％，没有给他们留下多少选择的余地。相比之下，实业家和商店主则不是被拉拢而是一直受到压制。资本税的负担在新的财政制度下日益加重：1928年制定统一货物税，1928、1929和1939年修定关税。当1935年纱厂和面粉厂大厂主荣宗敬被判决破产，需要政府帮助时，他向政府指出，在前此三年中他总共交纳了1000万元的税款。③穆藕初在1923年的危机中对其纱厂失去控制，而在1929年却接受了财政部次长的职位，①但是，撇开像他这样的少数例外不谈，实业家和商店主当中却没有大批转入仕途的迹象，而在金融界这是引人注目的。实业家和商店主显然不能像银行家们那样为政府的赤字提供财政支持。他们也就得不到同等的优惠待遇。1935年以前，他们还能在自己的企业中保持一定的自主权。那时政府只控制了华资工厂的11％到14％。②但是在以后的岁月中，政府在强有力的国家银行网络的支持下，把它的控制伸向已被世界经济危机削弱了的工商业部门，而没有号召企业家们以其技能为国家服务：他们通常被排挤出去，得好处的是那些已经就任的国民党官员。
就这样，通过强制和授与特权相结合的办法，资产阶级被统一到国家机器中去了。强制打击企业家最甚，而特权使银行家受惠更多。
这个政权急功近利的观念可以解释它为什么给予资产阶级的几个主要集团以不同的待遇。的确，现代银行的运营几乎完全靠公共开支提供资金作为基金，这就使企业家们有接受官僚政治所加的调整的准备而不那么可能接受中国商人和手艺人自主和合作传统的调整。异化了的资产阶级已经不再是自己的主人。自此以后，它的命运要由已经把它置于监护之下的政府决定：资产阶级的命运取决于这个政府的所作所为，更深刻地说，取决于它的真实本性和它对自己应起的作用的看法。对中国资产阶级的研究于是转到了对南京政权的分析。
官僚与资产阶级的共生
正像E.巴拉兹曾经极其生动地描述过的那种循环运动那样，资产阶级一旦从属于国家，胜利的官僚机器就会再度压制它的创业精神。国民党的文职官员和对政府唯命是从的资产阶级在30年代形成的共生关系，与旧帝国衰落时期的官僚资本主义颇为相似。在国民党统治下，也像在清朝统治下一样，政府力图用现代化的企业来加强它的基本权威，而高级官吏则利用在经济发展的幌子下动员起来的人力和物力为自己谋求私利。但是，现代化的主题在国民党的意识形态中所起的作用及条约口岸的资源在其财政体系中所占的关键性地位，是否允许我们把南京政府和儒家农业帝国相提并论呢？
从国民党政权所进行的制度改革来观察，可不可以认为官僚和资产阶级共生是因为企业家阶层还很软弱，国家为了鼓励其发展，采取一种国家独立与国内和平的政策，暂时给予救助？德国与日本的资本主义社会就是这样发展起来的。或者，也许我们应该认为，国家的干预根本就不是为了推进私人资本主义的发展，而是宣告由政府实际接管其发展。资产阶级部分地被吸收进官僚政府，正好与一个技术官僚与管理者阶级的形成同时，和以企业官僚主义化为特征的清朝旧式官方资本主义相比，这是一种以官僚专业化为基础的新的国家资本主义。
在国民党内部，各种意识形态流派矛盾很大，足以支持各不相同的论点。一种论点支持官僚现代化，愿意与企业家们进行对话，急于帮助他们，并让他们参加政府；考察1928至1933年担任财政部长的宋子文的经历，我们可以看出这种论点。他与资产阶级合作的最初尝试，可以上溯到1928年6月他为促进企业家与高级官员会面而召开的全国经济会议。1932年，为了争取企业界的支持以反对蒋介石关于军费开支的政策，宋子文在上海总商会组织了一次反对内战的会议，这是资产阶级最后一次重大的政治表现。第二年，宋子文力图让上海资本家参加国家经济委员会的领导，这是为发展和管理西方国家对华财政与技术援助而设立的一个政府机构。宋子文在1933年10月卸去了政府职务，这一合作因而中断，企业界失去了他们的主要代言人。
实际上这个政权仍然受从孙逸仙的教义那里继承下来、并因世界危机的经验而得到加强的反资本主义意识形态的支配。在1929年3月国民党第二次代表大会期间，它重新肯定了它对私人资本主义的谴责。1930年以后，在从此成为支配力量的蒋介石影响下，这种谴责由于官方的教义中融合了儒家的箴言和法西斯主义的原则，而变得更加严厉。尽管这种反资本主义思潮可以从革命历史中找到正当理由，它却常常是由传统的反重商主义感情决定的：例如1930至1936年任山东省主席的韩复榘对这一点就说得很清楚，他急于改善农村的行政管理，而对过于迅速的工业化与城市化表示怀疑。①
主张现代化的人则在德国和意大利的独裁者中寻找榜样，在提高效率的口号下宣扬由国家来计划和协调经济发展。例如中国的法西斯主义理论家和秘密组织蓝衣社的鼓动者刘健群就是采取这种立场的人之一。在他们的惩戒准则中，“奸商”被列入应从社会里清除的“腐败分子”之中，他们的目的是要将重工业、采矿业、运输业和对外贸易重新置于政府的直接管理之下。②推行发展经济的方针是把它当作荣耀和国力的构成要素，它本身并不是十分优先的目标。
在各种各样的意识形态后面还有许多力量在起作用：对金钱的贪欲，裙带关系和宗派主义。不少高级官员只不过把经济建设当作个人发财的机会，最上层的夫人们尤其如此，特别是蒋介石夫人和孔祥熙夫人。
目标不明确导致了政策的分歧。和平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