牛津通识读本：隐私 [11]
法律规定，这些要求一旦结束，必须立即停止拦截，而且在不损害拦截目的的情况下，必须尽可能快的通知被拦截者。他或她随后可在行政法院质疑拦截的合法性，并且，如果损害得到证实，还可在民事法院要求损害赔偿。
此外，《德国基本法》保护邮件、信函和电信的保密性。因此，根据《欧洲人权公约》第8条第2款规定，“为了国家安全的利益……或为了防止混乱或犯罪”，“符合法律”和民主社会所必需的，法院必须裁定干涉是否有正当理由。虽然法院承认有必要通过立法来保护这些利益，但它认为，问题不在于是否需要这些条款，而在于这些条款是否包含充分的保障措施以防止滥用。
申诉人争辩说，立法违反了《欧洲人权公约》第8条，因为它没有要求在监视结束后必须“总是”通知被拦截对象。法院认为，这与第8条并无内在的矛盾，但条件是，一旦可以发出通知，就在监测措施终止后，在不危及这些措施的目的的情况下，立即通知监控对象。
在马隆诉英国一案中，原告在审理一系列和处理被盗财产有关的指控时，得知他的电话交谈被窃听，于是向警察发出了一项令状。他认为，第一，电话窃听是对其隐私、财产和私密性权利的非法侵犯；第二，电话窃听违反了《欧洲人权公约》第8条；第三，由于法律没有授予这种权力，英国政府无权拦截电话。他向欧洲人权法院申诉，并在该法院取得胜诉，这种结果并不令人惊讶。法院一致认定，电话窃听确实违反了《欧洲人权公约》。这种情况导致的结果是，英国政府承认有必要制定一项法规，于是颁布了《1985年通信截收法》。该法案建立了一个相当全面的框架，其核心条款是授权国务卿在其认为为了国家安全、防止或侦查严重犯罪或保障经济福祉所必需的情况下，可签发搜查令。
虽然窃听显然有助于逮捕罪犯、防止犯罪和恐怖主义，但是，想采用这种不分青红皂白的调查方法的人有责任表明这样做的迫切性，并证明这种调查方法可能是有效的，而且没有其他可接受的替代办法。如果无法证明这一点，就几乎不可能证明这种做法是正当的，“不是因为我们想妨碍执法，而是因为我们的某些价值观念比高效的警务工作更重要”。
审慎处理这个问题，可确保在监控材料是以极不合理的方式取得并严重损害公众对司法行政部门的信心的情况下，所获取的信息不应作为证据在法庭上被接纳。
第四章 隐私权和言论自由
超级名模娜奥米·坎贝尔被拍到离开戒毒互助所的一次会议，英国小报《每日镜报》刊登了她的照片和声称她正在接受戒毒治疗的文章。她曾公开否认自己是瘾君子，并起诉该报要求赔偿损失。审判法院和上诉法院对她做出了不利的判决，法院认为，由于她向媒体撒谎称自己没有吸毒，因此媒体澄清事实是正当的。但她向上议院提出的上诉获得了胜诉，并因隐私遭到侵犯而获得赔偿。
迈克尔·道格拉斯和凯瑟琳·泽塔-琼斯的婚礼照片被偷拍，尽管所有的宾客都收到了明确通知，禁止“在婚礼或招待会上使用摄影或录像设备”。这对夫妇与《OK！》杂志社签订了独家出版合同，但该杂志社的竞争对手《Hello！》杂志社试图刊登这些图片。于是，明星夫妻找了律师并赢得了官司。
欧洲人权法院多次揭露了欧洲各国国内法对隐私权保护不足的问题。有一项裁决特别有启发性。摩纳哥的卡罗琳公主抱怨说，一些德国杂志社雇用的狗仔队拍下了她在各种日常活动中的照片，包括在餐馆庭院里吃饭、骑马、划独木舟、与孩子玩耍、购物、滑雪、亲吻男朋友、打网球、坐在海滩上等。一家德国法院做出对她有利的判决，因为这些照片虽然是在公开场合拍摄的，但是在她“寻求隐秘”时拍摄的。
图14 像超级名模娜奥米·坎贝尔这样的名人很容易被狗仔队穷追不舍
但是，尽管法院承认其中一些照片足够亲密，因此要受到保护（比如她和孩子在一起，或者和男朋友一起坐在饭馆庭院的僻静区的相片），但法院驳回了她对其他照片的诉求。她转而向欧洲法院申诉，该法院承认《欧洲人权公约》第8条适用，但力求在保护公主的私生活与《欧洲人权公约》第10条所保障的言论自由之间取得平衡。法院认定，拍摄和出版照片是对于保护个人权利和声誉具有特别重要意义的一个主题，因为它不涉及“思想”的传播，而是关于包含个人私人的，甚至是私密“信息”的形象的传播。而且，小报刊登的照片经常拍摄于一种骚扰的气氛中，这种气氛使得狗仔队的猎物产生一种强烈的侵扰感，甚至是迫害感。
法院认为，在保护私生活与言论自由之间取得平衡的关键因素是，所刊登的照片和文章对公众利益的辩论所做出的贡献。法院发现，公主的照片纯属私人性质，是在她不知情或不同意的情况下拍摄的，在某些情况下甚至是秘密拍摄的。这些照片对公众利益的争论没有做出任何贡献，因为她并没有参加任何官方活动，而且照片和文章只涉及她私生活细节。此外，虽然公众可能有权获得有关信息，包括在特殊情况下了解公众人物的私生活，但在本案中，他们没有这种权利。了解卡罗琳公主的下落或者她在私生活中的行为举止，即使是在那些不能总被描述为僻静之处，也没有任何正当利益。同样，法院认为，杂志刊登照片和文章可获得商业利益，但这些利益必须让步于申请人有效保护其私生活的权利。
出风头？
娱乐圈名人——电影明星、广播电视明星、流行音乐明星、体育明星和模特等被狗仔队视为可批评的对象。英国皇室成员，尤为引人注目且可悲的是威尔士王妃，长期以来一直受到媒体的折磨。
不断有人声称，公众人物丧失了他们的隐私权。这一论点通常基于以下的推理。首先，有人说名人喜欢在情况有利于自己的时候做宣传，但当情况不利时就会对宣传感到反感。人们认为，公众人物不可能两全其美。其次，有意见认为媒体有权“澄清事实”。因此，在娜奥米·坎贝尔的案件中，由于她隐瞒自己吸毒成瘾这一事实，上诉法院认定，媒体揭露真相是与公共利益有关的。
第一个论断被媒体提出来并不令人意外，它是一个俗语“常在河边走哪有不湿鞋”似是而非的应用。这将敲响保护大多数公众人物私生活的丧钟。不能因为名人追求宣传效应——这是获得名望的一个不可避免的特征——就剥夺他们保护自己的隐私不受公众关注的权利。
一个虚假的公共利益？
认为过公共生活就等于主动放弃私生活的论点是荒谬的。还有一种观点也是如此，据报道，“任何事情都可能与评估一个人的性格有关”，许多记者利用这种观点来确立公共利益。的确，任何事情都可能与一个人的性格有关，但并不是与一个人的性格有关的一切事情都属于公共利益。例如，以公共利益为由驱逐同性恋者的恶劣做法也得到了辩护……因此并非所有外表与实际不符的人都是伪君子。一个恐同者，无论自己是否同性恋，仅仅因为他人是同性恋而对其怀有敌意，是不公正的。这是公共利益。但是，如果恐同者本身也是同性恋，那么进一步宣传这一事实，既不受外部言论自由的保护，也不受公众知情权的保护。相反，这是对恐同者隐私权的粗暴侵犯。
詹姆斯·格里芬，《论人权》，牛津大学出版社，2008年，第240-241页。
第二个论点也不完全具有说服力。假设一个名人是HIV病毒感染者或患有癌症。他或她否认自己是这些疾病的患者的正当欲求，就会被媒体“澄清事实”的权利消灭吗？事实果真如此吗？如果是这样，隐私保护就成了脆弱的芦苇。不管事实真伪如何，都不应阻止那些生活在公众视线中的人的合理期望。
但是，有怨气的不只是富人和名人。
普通百姓
佩克先生非常沮丧。有一天晚上，他在布伦特伍德大街上散步时，试图用菜刀割破自己的手腕，他没有意识到自己已经被布伦特伍德区政府安装的监控摄像机拍到。但是，监控录像视频并未显示他实际上是在割自己的手腕，操作员只对出现持刀者的画面有所警觉。警察接到通知后赶到现场，他们没收了刀，并向佩克提供了医疗救助，然后将他送到警察局。根据《精神健康法》，警察扣押了佩克。经医生检查和治疗后，佩克无罪释放，并被警察送回家。
几个月后，区政府公布了从监控录像中获得的两张照片，并配以一篇文章，标题为：“化解危险——闭路电视和警方之间的伙伴关系防止了潜在危险局面的出现”。这篇文章描述了上述事件，然而，佩克的脸没有打上马赛克。几天后，布伦特伍德周刊在其头版刊登了这一事件的照片，为一篇报道举例说明闭路电视的使用情况和好处，佩克的脸又没有被遮挡处理。随后，当地另一家报纸刊登了两篇类似的文章，以及一张从监控录像中截取的佩克的照片，并称潜在的危险局势已经得到解决，佩克已被无罪释放。一些读者从照片上认出了佩克。
然后，监控录像的片段被收录在一个当地的电视节目中，这个节目的观众人数一般能达到三十五万。这次，应政府的口头请求，佩克的身份已被模糊处理。一两个月后，佩克从邻居那里得知他被监控摄像机拍下来了，而且录像已经公布。他没有采取任何行动，因为他仍然患有严重的抑郁症。
监控录像的片段还被提供给BBC全国电视频道的系列节目《打击犯罪》的制作人，该节目观众数量平均为九百二十万人。区政府规定了若干条件，包括在录像片段中不能识别出任何人。然而，一集节目的预告片却显示了佩克没有打上马赛克的脸部。当朋友们告诉佩克他们在预告片里看到他时，佩克向区政府投诉。区政府与制片人取得了联系，制片人确认佩克的肖像已在主要节目中被遮挡处理。但当节目播出时，尽管对佩克的脸部做了模糊处理，佩克还是被朋友和家人认出了。
佩克向英国广播标准委员会和独立电视委员会（现均被英国通信管理局取代）投诉，声称他的隐私被无理侵犯并且还投诉了其他事宜。佩克的投诉成功了。但是，他向报刊投诉委员会就已刊出的文章提出异议，则没有下文。
佩克随后请求高等法院允许就区政府披露监控录像资料一事进行司法审查，而他的申请以及向上诉法院提出上诉的进一步请求均被驳回。因此，他向欧洲法院提出申诉。欧洲法院裁定，区政府公布监控录像的片段是对佩克私生活的过度干预，违反了第8条的规定。法院认为，对该条款中所表述的“私生活”一词更宽泛的解释应包括身份权和个人发展的权利。
仅仅因为这段录像是在公共街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