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经济学家的沉浮与回归：为什么是凯恩斯？ [7]
年的数据相比有着天壤之别。因此，凯恩斯1920年5?000英镑的收入等同于现在的15万英镑或25万美元。
第一章 “有信仰而无道德”（12）
但这些数字依旧无法说明凯恩斯的收入在当时的真实价值。剑桥大学的官方史学家以自己的父亲为例，他的父亲是一位出色的学院教学研究员，并顺利当上了教授，20世纪20年代初的年收入是1?000英镑出头（到40年代增加到约1?500英镑）。这样的收入可以保证生活殷实，让妻儿生活在剑桥西部便利宜人的环境里。30年代在英国购买一幢舒适的拥有8个卧室的房子需要3?000英镑，而今天的价值超过100万英镑。此外，这位史学家的父亲当时的工资还可以雇佣2名女仆，负担3个儿子的寄宿学校费用，只不过预算稍紧一些而已。27
1920年，身为单身教员的凯恩斯，收入是任何剑桥大学教授的数倍，而其中四分之三来自版税。小书《条约修订》的出版更是让凯恩斯在接下来3年间的收入持续增长。这本书实际上是《和平的经济后果》一书的续篇。凯恩斯受美国出版商哈考特·布雷斯之托，编纂了此书，其中部分内容改编自他早期的报刊文章。这本书被译成法语、德语、意大利语、荷兰语、瑞典语、日语和俄语。此书出版之时，凯恩斯还不满40岁。
关于凯恩斯，总有不同的演绎。当这位《和平的经济后果》的作者1920年去舅舅家做礼节性拜访的时候，他已经是个家喻户晓的名人了，当然，对于从未谋面的15岁表弟而言更是如此。内维尔·布朗回忆道：“梅纳德的名字挂在每个人的嘴边，出现在每个人阅读的报纸上。”但是，内维尔还是鼓起了勇气给凯恩斯展示了他的校刊，里面刊载了凯恩斯写的一篇关于《凡尔赛合约》的文章。凯恩斯认真读过之后给出的回应令他终生难忘：“嗯，内维尔，要知道你的观点和我的一样。”28如果说凯恩斯在利顿·斯特雷奇这样的人面前表现得更为独断的话，那或许是因为波佐（斯特雷奇给凯恩斯起的巴洛克名）喜欢和势均力敌的人较量。
凯恩斯并不是布卢姆斯伯里团体里唯一获得世人广泛认同的作家。福斯特的小说赋予道德以纤妙的笔触，他在战前已经拥有了一批忠实的读者，尤其是他的《看得见风景的房间》（1908）和《霍华德庄园》（1910）。《印度之行》（1924）是他的巅峰之作，之后他作为小说家的职业生涯便告结束。
弗吉尼亚·吴尔夫成名还要晚些。《达洛维夫人》（1925）是她首次在英美两地同时出版的作品，作为女性主义先行者的她在美国受到了欢迎和追捧。在《一间自己的房子》（1929）中，她对女性解放的条件作了著名的陈述，即拥有自己的住所和500英镑的年收入。但一直到1926年，吴尔夫的收入（经过她丈夫仔细计算）才达到了这个魔术般的数字。《到灯塔去》（1927）是一部关键性的作品，它大获成功，六个月内在英国卖出4?000册，在美国卖出8?000册。一年后，传奇历史戏剧小说《奥兰多》将她推向了完全不同的高度。1929年她写道：“上半年的收入超过了1?800英镑，年收入接近4?000英镑，这几乎是一个内阁大臣的收入，而两年前，我辛辛苦苦工作才能挣得200英镑。”29对于实际数额，吴尔夫多少有些夸大，但还是说明这一转变的实质。她随后的年收入是1?000英镑或2?000英镑，大抵与20年代晚期凯恩斯的版税相当。
彰显布卢姆斯伯里团体在文坛地位的代表性事件发生在1918年春，利顿·斯特雷奇的《维多利亚女王时代四名人传》得以出版。对于维多利亚时代价值观的批判高度浓缩在四篇优美但充满恶意的传记中。尽管各方批判意见使作者焦躁不安，但令人意想不到的是，他却最终从容应对。关于这本书的转机是1918年6月阿斯奎思以前首相的身份重回母校牛津，在享有很高声望的“罗曼讲演”上致辞。他提到“这是很久以来我读过的最为犀利和精彩的传记研究系列作品”，我要向“斯特雷奇先生精妙而寓意深远的艺术之作致敬”。30同年11月，《维多利亚女王时代四名人传》在美国出版，之后陆续翻译成瑞典语、德语、法语、意大利语和西班牙语。斯特雷奇的余生（他死于1932年）每年都有2?000到3?000英镑的收入，这比同期的吴尔夫和凯恩斯的版税收入都要高一些。
第一章 “有信仰而无道德”（13）
对布卢姆斯伯里团体的这两位意气相投的朋友来说，《维多利亚女王时代四名人传》的成功，对于一年后《和平的经济后果》写作方式的影响显而易见，同时，他们二人都极力争取公众的关注。凯恩斯后来对四巨头生动而狡狯的刻画是斯特雷奇所不能及的。无论公允与否，描绘几位主角的奇思妙语令人难忘。“人们无法轻视或厌恶克列孟梭，只是在文明人本质的问题上持不同的观点，或给予不同的希望，”这句精妙的开场白为后面的定论做了铺垫，“他抱着一种幻觉——法国——和一种幻灭——人性，当然还包括法国人的人性，而不仅限于他的同僚。”31
凯恩斯对伍德罗·威尔逊之前的声誉颇为认可：“没有哪位哲人拥有这样的武器，能将世界巨头联合起来。”但这句话明褒暗贬：“总统大人像非国教派牧师，或是一位长老教会的信徒。”32凯恩斯的母亲对于非国教派的了解堪称内行，深知这会引起不满，曾劝他删掉这句话。尽管对于劳合·乔治的刻画要到1933年才生动完整（当时的确引起了冒犯），但书中依然保留了一些描述，劳合·乔治“以一般人没有的第六感或第七感审视着与会的人们”，并对“可怜的总统大人要在会中玩捉迷藏的游戏了”33深感担忧。
凯恩斯《和平的经济后果》的灵感来源有迹可觅。这本书的开头对1914年之前的时代进行了概述，但同时是对维多利亚时代的自鸣得意所唱的挽歌。这一立场对于布卢姆斯伯里团体而言并不新鲜。威尔逊天真的理想主义遭到来自暗藏阴谋的劳埃德·乔治和深不可测、愤世嫉俗的克列孟梭的消耗和阻挠。这种演绎方式对于亨利·詹姆斯的读者毫不陌生。凯恩斯意味深长地吐露道：“不管怎么说，旧世界充满了邪恶。旧世界的铁石心肠可能会让最勇敢的游侠骑士之剑变钝。”34凯恩斯后来评价说：“向总统谏言，指出合约的签订是对他原本誓言的背弃，这其实是触及了原始的弗洛伊德情结。”35事实上，这是一种斯特雷奇式的洞见，不管这是来自利顿还是他的弟弟詹姆斯的影响，而后者一直对弗洛伊德很感兴趣，后来成为弗洛伊德著作的英译者。
凯恩斯继续发展其具有斯特雷奇特质的一面，出版了《传记集》（1933），且大获成功。而在此之前，凯恩斯已经出版了广受认可的《劝说集》（1931），里面收录了十年间较具争论性的文章。虽然这些文章是特定环境的产物，但并非只是其短暂的热情表现，在很多方面，凯恩斯的观点都清晰地呈现其中。我们可以肯定地讲，这两本书的读者可能从来没有读过（翻开的人更少）他的两卷本《货币论》（1930），《货币论》是凯恩斯第一本讨论经济原理的严谨之作，而在1932年到1934年间，使他的版税收入升至3?000英镑（至少约合今日的10万英镑或15万美元）的著作应该不是《货币论》，而是这两本文集。这是他十年间收入最佳的时期，正好可以抵消他因股市暴跌所遭受的损失。
凯恩斯很多随笔原本是以小册子或期刊文章的形式发表的。有些文章简短务实，有些则充满了定义主题的核心概述和用语。从任何一种意义上讲，《传记集》中很大的篇幅是对艾尔弗雷德·马歇尔的回忆录：凯恩斯情由心生，以优美的文笔向1924年去世的导师致敬。在接下来的几年，凯恩斯逐渐背离了马歇尔的学说，但他仍赞同这个观点，“经济理论的核心框架并没有多大价值”，除非能够产生实际的结论：“关键在于如何用经济理论阐释当前的经济生活。”36
第一章 “有信仰而无道德”（14）
和他的经济学观点一样，他的政治观点在书中也一目了然。他在一篇纪念刚辞世的阿斯奎思的文章中说道：“他的气质天生属于保守党派。虽偶现愚蠢和偏见，但从政治角度看，他本该是一个保守派人士。他是一位能够执行那个时代激进方案的卓越的辉格党人，并且广受好评。”37
凯恩斯的文学事业之所以独具特色，是因为他并不以此作为自己唯一或主要收入来源。他也是一位积极的投资人，并亲自管理个人的投资组合。从1923年起，通过这种方式他为自己带来了丰厚的回报（不包括1932年和1933年间《劝说集》给他带来的进账）。在20世纪20年代和30年代早期，他的总收入达到每年4?000到7?000英镑的水平。1937年到1938年更是达到了不可思议的19?000英镑——相当于今天的75万英镑或超过100万美元。而在凯恩斯的收入之下则是他摇摆不定的投资表现。
凯恩斯喜欢冒险，偏爱货币投机。1920年年初，凯恩斯用其写作收入筹措了一笔资金，策划了一个方案，以为可以借此让家人和朋友（当然也包括自己）富有起来。他向父亲和其他家族成员借钱以增加风险份额，同时游说他的弟弟杰弗里和邓肯·格兰特加入进来，格兰特又向瓦妮莎·贝尔和布卢姆斯伯里团体里的朋友借钱以增加自己的份额。在一开始的短暂成功之后，因货币表现不佳，筹集的资金数月间化为乌有。
这种事总是在所难免。但令人惊讶的是，他的朋友竟然同意他试图翻本的想法——凯恩斯故技重施，将更多朋友的钱投入到货币投机中。这一次他成功了，1922年年底，他还清了所有债务（不论是法律上的，还是道德上的），并且个人资产超过2万英镑。
在接下来的两年中，凯恩斯的净资产翻了三倍，不过，1929年暴跌至8?000英镑。凯恩斯重新进行资产配置，到了1936年，他的资产达到巅峰——总计50万英镑（约合今天的2?000万英镑或3?000万英镑）。之后，他的净资产再次下跌，不过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又得以再次回升。
在担任国王学院财务主管管理学院捐赠款项期间，凯恩斯采取了同样的策略。学院附加了很多制度上的限制，这令其大为不满。1920年他提出一套方案，设立“Chest”基金，这实际上是能自由投资股票市场的资本基金。虽然其正当性受到质疑，但这项基金运营使得学院的捐赠款项不断增值。到1945年， “Chest”已达到原来价值的12倍。凯恩斯的做法是将资产配置尽可能从土
第一章 “有信仰而无道德”（12）
但这些数字依旧无法说明凯恩斯的收入在当时的真实价值。剑桥大学的官方史学家以自己的父亲为例，他的父亲是一位出色的学院教学研究员，并顺利当上了教授，20世纪20年代初的年收入是1?000英镑出头（到40年代增加到约1?500英镑）。这样的收入可以保证生活殷实，让妻儿生活在剑桥西部便利宜人的环境里。30年代在英国购买一幢舒适的拥有8个卧室的房子需要3?000英镑，而今天的价值超过100万英镑。此外，这位史学家的父亲当时的工资还可以雇佣2名女仆，负担3个儿子的寄宿学校费用，只不过预算稍紧一些而已。27
1920年，身为单身教员的凯恩斯，收入是任何剑桥大学教授的数倍，而其中四分之三来自版税。小书《条约修订》的出版更是让凯恩斯在接下来3年间的收入持续增长。这本书实际上是《和平的经济后果》一书的续篇。凯恩斯受美国出版商哈考特·布雷斯之托，编纂了此书，其中部分内容改编自他早期的报刊文章。这本书被译成法语、德语、意大利语、荷兰语、瑞典语、日语和俄语。此书出版之时，凯恩斯还不满40岁。
关于凯恩斯，总有不同的演绎。当这位《和平的经济后果》的作者1920年去舅舅家做礼节性拜访的时候，他已经是个家喻户晓的名人了，当然，对于从未谋面的15岁表弟而言更是如此。内维尔·布朗回忆道：“梅纳德的名字挂在每个人的嘴边，出现在每个人阅读的报纸上。”但是，内维尔还是鼓起了勇气给凯恩斯展示了他的校刊，里面刊载了凯恩斯写的一篇关于《凡尔赛合约》的文章。凯恩斯认真读过之后给出的回应令他终生难忘：“嗯，内维尔，要知道你的观点和我的一样。”28如果说凯恩斯在利顿·斯特雷奇这样的人面前表现得更为独断的话，那或许是因为波佐（斯特雷奇给凯恩斯起的巴洛克名）喜欢和势均力敌的人较量。
凯恩斯并不是布卢姆斯伯里团体里唯一获得世人广泛认同的作家。福斯特的小说赋予道德以纤妙的笔触，他在战前已经拥有了一批忠实的读者，尤其是他的《看得见风景的房间》（1908）和《霍华德庄园》（1910）。《印度之行》（1924）是他的巅峰之作，之后他作为小说家的职业生涯便告结束。
弗吉尼亚·吴尔夫成名还要晚些。《达洛维夫人》（1925）是她首次在英美两地同时出版的作品，作为女性主义先行者的她在美国受到了欢迎和追捧。在《一间自己的房子》（1929）中，她对女性解放的条件作了著名的陈述，即拥有自己的住所和500英镑的年收入。但一直到1926年，吴尔夫的收入（经过她丈夫仔细计算）才达到了这个魔术般的数字。《到灯塔去》（1927）是一部关键性的作品，它大获成功，六个月内在英国卖出4?000册，在美国卖出8?000册。一年后，传奇历史戏剧小说《奥兰多》将她推向了完全不同的高度。1929年她写道：“上半年的收入超过了1?800英镑，年收入接近4?000英镑，这几乎是一个内阁大臣的收入，而两年前，我辛辛苦苦工作才能挣得200英镑。”29对于实际数额，吴尔夫多少有些夸大，但还是说明这一转变的实质。她随后的年收入是1?000英镑或2?000英镑，大抵与20年代晚期凯恩斯的版税相当。
彰显布卢姆斯伯里团体在文坛地位的代表性事件发生在1918年春，利顿·斯特雷奇的《维多利亚女王时代四名人传》得以出版。对于维多利亚时代价值观的批判高度浓缩在四篇优美但充满恶意的传记中。尽管各方批判意见使作者焦躁不安，但令人意想不到的是，他却最终从容应对。关于这本书的转机是1918年6月阿斯奎思以前首相的身份重回母校牛津，在享有很高声望的“罗曼讲演”上致辞。他提到“这是很久以来我读过的最为犀利和精彩的传记研究系列作品”，我要向“斯特雷奇先生精妙而寓意深远的艺术之作致敬”。30同年11月，《维多利亚女王时代四名人传》在美国出版，之后陆续翻译成瑞典语、德语、法语、意大利语和西班牙语。斯特雷奇的余生（他死于1932年）每年都有2?000到3?000英镑的收入，这比同期的吴尔夫和凯恩斯的版税收入都要高一些。
第一章 “有信仰而无道德”（13）
对布卢姆斯伯里团体的这两位意气相投的朋友来说，《维多利亚女王时代四名人传》的成功，对于一年后《和平的经济后果》写作方式的影响显而易见，同时，他们二人都极力争取公众的关注。凯恩斯后来对四巨头生动而狡狯的刻画是斯特雷奇所不能及的。无论公允与否，描绘几位主角的奇思妙语令人难忘。“人们无法轻视或厌恶克列孟梭，只是在文明人本质的问题上持不同的观点，或给予不同的希望，”这句精妙的开场白为后面的定论做了铺垫，“他抱着一种幻觉——法国——和一种幻灭——人性，当然还包括法国人的人性，而不仅限于他的同僚。”31
凯恩斯对伍德罗·威尔逊之前的声誉颇为认可：“没有哪位哲人拥有这样的武器，能将世界巨头联合起来。”但这句话明褒暗贬：“总统大人像非国教派牧师，或是一位长老教会的信徒。”32凯恩斯的母亲对于非国教派的了解堪称内行，深知这会引起不满，曾劝他删掉这句话。尽管对于劳合·乔治的刻画要到1933年才生动完整（当时的确引起了冒犯），但书中依然保留了一些描述，劳合·乔治“以一般人没有的第六感或第七感审视着与会的人们”，并对“可怜的总统大人要在会中玩捉迷藏的游戏了”33深感担忧。
凯恩斯《和平的经济后果》的灵感来源有迹可觅。这本书的开头对1914年之前的时代进行了概述，但同时是对维多利亚时代的自鸣得意所唱的挽歌。这一立场对于布卢姆斯伯里团体而言并不新鲜。威尔逊天真的理想主义遭到来自暗藏阴谋的劳埃德·乔治和深不可测、愤世嫉俗的克列孟梭的消耗和阻挠。这种演绎方式对于亨利·詹姆斯的读者毫不陌生。凯恩斯意味深长地吐露道：“不管怎么说，旧世界充满了邪恶。旧世界的铁石心肠可能会让最勇敢的游侠骑士之剑变钝。”34凯恩斯后来评价说：“向总统谏言，指出合约的签订是对他原本誓言的背弃，这其实是触及了原始的弗洛伊德情结。”35事实上，这是一种斯特雷奇式的洞见，不管这是来自利顿还是他的弟弟詹姆斯的影响，而后者一直对弗洛伊德很感兴趣，后来成为弗洛伊德著作的英译者。
凯恩斯继续发展其具有斯特雷奇特质的一面，出版了《传记集》（1933），且大获成功。而在此之前，凯恩斯已经出版了广受认可的《劝说集》（1931），里面收录了十年间较具争论性的文章。虽然这些文章是特定环境的产物，但并非只是其短暂的热情表现，在很多方面，凯恩斯的观点都清晰地呈现其中。我们可以肯定地讲，这两本书的读者可能从来没有读过（翻开的人更少）他的两卷本《货币论》（1930），《货币论》是凯恩斯第一本讨论经济原理的严谨之作，而在1932年到1934年间，使他的版税收入升至3?000英镑（至少约合今日的10万英镑或15万美元）的著作应该不是《货币论》，而是这两本文集。这是他十年间收入最佳的时期，正好可以抵消他因股市暴跌所遭受的损失。
凯恩斯很多随笔原本是以小册子或期刊文章的形式发表的。有些文章简短务实，有些则充满了定义主题的核心概述和用语。从任何一种意义上讲，《传记集》中很大的篇幅是对艾尔弗雷德·马歇尔的回忆录：凯恩斯情由心生，以优美的文笔向1924年去世的导师致敬。在接下来的几年，凯恩斯逐渐背离了马歇尔的学说，但他仍赞同这个观点，“经济理论的核心框架并没有多大价值”，除非能够产生实际的结论：“关键在于如何用经济理论阐释当前的经济生活。”36
第一章 “有信仰而无道德”（14）
和他的经济学观点一样，他的政治观点在书中也一目了然。他在一篇纪念刚辞世的阿斯奎思的文章中说道：“他的气质天生属于保守党派。虽偶现愚蠢和偏见，但从政治角度看，他本该是一个保守派人士。他是一位能够执行那个时代激进方案的卓越的辉格党人，并且广受好评。”37
凯恩斯的文学事业之所以独具特色，是因为他并不以此作为自己唯一或主要收入来源。他也是一位积极的投资人，并亲自管理个人的投资组合。从1923年起，通过这种方式他为自己带来了丰厚的回报（不包括1932年和1933年间《劝说集》给他带来的进账）。在20世纪20年代和30年代早期，他的总收入达到每年4?000到7?000英镑的水平。1937年到1938年更是达到了不可思议的19?000英镑——相当于今天的75万英镑或超过100万美元。而在凯恩斯的收入之下则是他摇摆不定的投资表现。
凯恩斯喜欢冒险，偏爱货币投机。1920年年初，凯恩斯用其写作收入筹措了一笔资金，策划了一个方案，以为可以借此让家人和朋友（当然也包括自己）富有起来。他向父亲和其他家族成员借钱以增加风险份额，同时游说他的弟弟杰弗里和邓肯·格兰特加入进来，格兰特又向瓦妮莎·贝尔和布卢姆斯伯里团体里的朋友借钱以增加自己的份额。在一开始的短暂成功之后，因货币表现不佳，筹集的资金数月间化为乌有。
这种事总是在所难免。但令人惊讶的是，他的朋友竟然同意他试图翻本的想法——凯恩斯故技重施，将更多朋友的钱投入到货币投机中。这一次他成功了，1922年年底，他还清了所有债务（不论是法律上的，还是道德上的），并且个人资产超过2万英镑。
在接下来的两年中，凯恩斯的净资产翻了三倍，不过，1929年暴跌至8?000英镑。凯恩斯重新进行资产配置，到了1936年，他的资产达到巅峰——总计50万英镑（约合今天的2?000万英镑或3?000万英镑）。之后，他的净资产再次下跌，不过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又得以再次回升。
在担任国王学院财务主管管理学院捐赠款项期间，凯恩斯采取了同样的策略。学院附加了很多制度上的限制，这令其大为不满。1920年他提出一套方案，设立“Chest”基金，这实际上是能自由投资股票市场的资本基金。虽然其正当性受到质疑，但这项基金运营使得学院的捐赠款项不断增值。到1945年， “Chest”已达到原来价值的12倍。凯恩斯的做法是将资产配置尽可能从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