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经济学家的沉浮与回归：为什么是凯恩斯？ [6]
营的坚定支持者，因此，当劳合·乔治（1915年离开财政部转任军需部）提出要更大规模、更大胆地调配人力和军需资源的时候，凯恩斯提出了质疑。
也正是由此而引发了关于征兵制效果的争论。英国传统上采取的是专业军队与志愿兵役制相结合的方式。那么，如何才能征召数百万军队并进行合理部署呢？凯恩斯给阿斯奎思阵营新任财政大臣雷金纳德·麦克纳的建议是：征兵制毫无必要，因为英国的财政力量可以通过其他方式进行更好的军队部署。这是全新的经济观点，并且有着高度正统的特点。可以肯定的是，这一观点出于凯恩斯内心对征兵制观念的强烈反对。凯恩斯的朋友当中，利顿·斯特雷奇和才华横溢的哲学家伯特兰·罗素挺身而出，竭力反对义务兵役制。罗素为此丢了在剑桥大学三一学院的教职。这场赌注的代价无论就个人而言，还是在政治上和军事上，都甚为昂贵。
1915年年末，阿斯奎思认识到这项议题不能再继续拖延下去。早在5月，联合政府内保守党大臣的加入使得赞成征兵制的呼声愈发高涨。当劳合·乔治失去耐心转变立场的时候，阿斯奎思认识到是运用巧妙的解决方案的时候了。1916年1月，新方案在下议院通过，但四分之三的爱尔兰民族主义党议员对此持反对意见，此外约有几十名自由党和工党议员也不愿妥协，他们奉行自由意志和志愿服役的原则。阿斯奎思继续担任首相；麦克纳并未辞职；凯恩斯也留任原职，尽管斯特雷奇和罗素都催促他离开。
现在，法律需要个人证明自己对服兵役的意愿，显然，这让凯恩斯进退维谷。从个人角度讲，只要他在财政部供职，他就可以免服兵役。对于一个不可或缺、富有才干的官员，政府也不可能同意其去服兵役。从这个意义上讲，根本不存在任何争议，凯恩斯大可不必提出免服兵役的申请。但他却在1916年2月28日，在申请截止前三天提交了申请。这是哈罗德掩盖的又一处事实。
凯恩斯提交的申请仍留存在关于他的文件里。申请显示凯恩斯原则上并不拒绝服兵役，只是保留了作决定的权利。“什么是我的职责，什么不是我的职责，在这个议题上，我不准备向任何人放弃我的决定权，并且我认为放弃决定权在道德上是错误的。”19作为“非道德主义者”，这是说明他论点的绝好例子——在此类问题上，每个人都有权作出自己的决定。利顿·斯特雷奇在征兵问题上的立场有所不同，他反对任何支持战争的方式。当斯特雷奇被要求亲自到场说明缘由时，场面变得更富戏剧性，尤其当被问道如果看到一个德国士兵试图蹂躏他妹妹时，他会怎样做。传记中是这样记录当时的回答的：“我会竭力挡在他们中间。”另外，传记也记录了斯特雷奇因反对战争备受斥责的时候，他用尖锐的声音回答道：“喔，不，并不是所有的战争。只是这一场战争而已。”20和凯恩斯一样，斯特雷奇的原则是要保留自己的判断力。并且，这的确有些不切实际，因为斯特雷奇的身体显然不适合服兵役。
第一章 “有信仰而无道德”（10）
理性是热情的奴隶，在审视凯恩斯的话语时我们应牢记这句格言。在征兵制问题上，不管当时提出自己的论点是否必要，他的观点始终清晰而一致。但是，对待朋友则是另一回事。不难发现，凯恩斯热情和理性兼而有之。如果被要求亲自为自己免服兵役的申请进行辩护，凯恩斯完全可以高调地回答，财政部公务缠身。主管当局对此当然不感兴趣。常识告诉他们这些申请文件不用处理，这位凯恩斯先生无论如何都是要免服兵役的，根本没有意义再追究下去：本案结束。
因此，凯恩斯得以安全地在财政部工作，直到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1916年劳合·乔治取代阿斯奎思当选首相，与保守党组成联合政府，直到战争结束。很自然，凯恩斯站在阿斯奎思离任后的残余成员一边。他们的立场，尤其是外交政策上的立场，更接近工党，而非保守党。伦纳德·吴尔夫担任了工党新成立的国际问题咨询委员会部长，宣传他的关于国际联盟的理念。布卢姆斯伯里团体的成员乐于从众，他们从伍德罗·威尔逊总统身上找到了英雄形象。威尔逊总统于1917年率美国参战，唤起了人们对和平的美好向往，以及对维持和平的某种结盟的期待。
1918年11月，第一次世界大战交战各方最终同意（或者应该说是在战胜国的强迫下）签署停战协定。凯恩斯很快发现自己卷入了要求德国支付战争赔偿的论战中。劳合·乔治催促提前举行大选，这样可以利用赢得战争的名声乘机获利，巩固自己在联合政府里的领导地位，同时获得协商和平条款的权力。粗陋混乱的竞选过程并没有培育出威尔逊路线（在美国亦然）。劳合·乔治手下的一位大臣埃里克·格迪斯爵士因要求惩处德国的尖锐言论而声名鹊起，他说：“我们要像挤柠檬一样把德国榨得一滴不剩，我会榨干她，直到听到果核碎裂的声音。”21凯恩斯后来在《和平的经济后果》中引述了这段话，从而使其举世皆知。他后来能够引述是因为这篇演说发表在剑桥市市政厅，凯恩斯的母亲和以往一样，把报纸上的这条新闻剪贴并留存了下来。
1918年12月，劳合·乔治在大选中获得巨大胜利。他在联合政府中的支持者占据了下议院的众多席位，未来保守党领袖斯坦利·鲍德温便是其中一位。斯坦利·鲍德温时任财政大臣，办公室就在凯恩斯隔壁。当凯恩斯问到新议员们的背景时，鲍德温答道：“一群表情严肃的人，看上去仿佛发了战争横财似的。”22这是另一句因为凯恩斯的著作而闻名于世的话。
所有这些似乎是巴黎和谈的不祥之兆。作为四巨头之一，劳合·乔治前往巴黎，其他三位是法国的克列孟梭、意大利的奥兰多和最关键的人物——美国的威尔逊（他所率领的代表团也是最庞大的，共计1?200名官员）。英国派出了200人的代表团，凯恩斯是其中之一。他带领一个小工作组负责处理一系列经济决定，负担沉重，工作时间很长，和他之前在印度部的工作形成鲜明对比：从早上8点30分一直到午夜，连续数星期不断。他最为关注的议题之一是给贫困的德国提供粮食的问题，解决这一问题所需要的，远非榨干的柠檬所能维系。但向战争元凶德国要求赔偿逐渐成了工作组的首要任务。
凯恩斯个人的想法非常简单：取消战争引发的债务，以此为基础展开和谈。这或多或少可以让英国回到之前的境况，一方面放弃名义上对贫困盟国的债权，另一方面也逃避对美国的巨额债务。因此，无论是直接还是间接，必须对战争的损失和代价进行估算。如果只计算军事破坏造成的直接损失，也许德国实际上能够偿付——当然，这批赔偿的绝大部分将归法国所有。但是对于大英帝国的赔偿要求，虽然是间接的，但劳合·乔治也不可能置若罔闻，就算他放弃赔偿要求，好斗的澳大利亚总理威廉·休斯也会在旁边提醒他、煽动他。于是，德国承担全部战争赔偿就成了必然结果，赔偿金额由战胜国进行分配。
第一章 “有信仰而无道德”（11）
凯恩斯与这一结果并非毫无瓜葛。他夜以继日地参与了针对赔偿规模讨价还价的过程，密切程度远非他后来声明的那样，并因此遭到一些美国自由派人士的鄙视。凯恩斯在政治上并不幼稚。或许，他是被劳合·乔治典型的迂回手腕卷入其中的：“民主最擅长此道，结果是沿着正确的道路，一路被瞒骗、被欺诈和被哄骗。”作为局内人，至少是曾经的局内人，凯恩斯回忆道：“审美或个人标准可能会对作为‘解决途径’的真理或诚实存在偏见，也在政治上与实际的良知产生抵触。”23无论如何，由于迷失在自以为是的聪明里，他高估了自己从内部影响战后最终解决方案的能力，并且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又一次犯了同样的错误。
凯恩斯在巴黎目睹了这一冷酷的过程，面对其所造成的可怕恶果却无能为力。他决定辞职，计划逐步从巴黎脱身。当他在信中将这个想法告诉母亲后，她回信说：“我是多么希望能够赶到你的身边，将你搂进我的臂弯，保护你免受邪恶世界的伤害，就像你生病时我在你身旁照料一样。”24与他相处融洽的保守党财政大臣奥斯汀·张伯伦请求他对辞职一事再作斟酌，但凯恩斯拒绝了。他对张伯伦说：“首相正带领我们走向毁灭的泥潭。”251919年6月，距和约签署还有三周的时间，凯恩斯离开了巴黎，直接返回了剑桥的家。
7月底，他获邀出版《和平的经济后果》。出版商是他在伊顿的同学丹尼尔·麦克米伦——未来首相哈罗德的兄长。在这个关键时刻，丹尼尔·麦克米伦恰巧不在，于是凯恩斯更改了合约条款，即任何情况下都由他承担结果。如果书卖得不好，他自己承担经济损失；如果卖得好，由作者而非出版商获取大部分利润。凯恩斯之后作品的出版也依照这种处理方式，有此先例，也就不足为奇了。
《和平的经济后果》起初计划40?000字，后来增加到60?000字。凯恩斯持续不断地写作，到10月他该返回剑桥执教之际，文稿进入详细审阅阶段。阿斯奎思建议他省去对于劳合·乔治的描述，他接受了建议，母亲同样劝他不要提及威尔逊，但被他拒绝了。1919年年底，在出版社的大胆决策下，《和平的经济后果》得以问世，而名不见经传的凯恩斯也一跃成为公众论坛的主角。该书最后一页的结语写道：“谨以此书献给逐步成形的未来舆论。”26
* * *
凯恩斯是否被成功冲昏了头脑？的确如此。布卢姆斯伯里团体的成员们狡黠诡秘，毫不讳言，这也正是他们风格的一部分。关于波佐·迪·博尔戈（斯特雷奇给凯恩斯起的巴洛克名）如何傲慢的笑话，连同关于他的上流朋友的故事和可观收入的传言一起流传开来。的确，凯恩斯变得更阔绰了，作品创作为他赚得盆满钵盈。他对自己事业的管理过程中，始终眼光敏锐，手段坚定。1918年到1919年间，他的全部收入是1?800英镑，其中三分之二来自财政部的薪水。而一年后，他的收入便激增至5?156英镑。
无论是用英镑还是用美元，都很难估算这笔钱今天的价值。官方的消费者物价指数显示，20世纪末的英国物价是1920年的20倍（当年出现严重的短暂性通货膨胀），1930年的30倍，1935年甚至更高。美国物价的波动不很严重，21世纪初的物价则高出1920年的9倍，1930年代的10倍，1935年的12倍。因此在这个基础上进行估算似乎简单一些，然后将英镑转换成美元，以2009年来说，1英镑可以兑换美元。而直到1931年为止，在金本位制下，1英镑可以兑换美元——这一数字显然与2009
也正是由此而引发了关于征兵制效果的争论。英国传统上采取的是专业军队与志愿兵役制相结合的方式。那么，如何才能征召数百万军队并进行合理部署呢？凯恩斯给阿斯奎思阵营新任财政大臣雷金纳德·麦克纳的建议是：征兵制毫无必要，因为英国的财政力量可以通过其他方式进行更好的军队部署。这是全新的经济观点，并且有着高度正统的特点。可以肯定的是，这一观点出于凯恩斯内心对征兵制观念的强烈反对。凯恩斯的朋友当中，利顿·斯特雷奇和才华横溢的哲学家伯特兰·罗素挺身而出，竭力反对义务兵役制。罗素为此丢了在剑桥大学三一学院的教职。这场赌注的代价无论就个人而言，还是在政治上和军事上，都甚为昂贵。
1915年年末，阿斯奎思认识到这项议题不能再继续拖延下去。早在5月，联合政府内保守党大臣的加入使得赞成征兵制的呼声愈发高涨。当劳合·乔治失去耐心转变立场的时候，阿斯奎思认识到是运用巧妙的解决方案的时候了。1916年1月，新方案在下议院通过，但四分之三的爱尔兰民族主义党议员对此持反对意见，此外约有几十名自由党和工党议员也不愿妥协，他们奉行自由意志和志愿服役的原则。阿斯奎思继续担任首相；麦克纳并未辞职；凯恩斯也留任原职，尽管斯特雷奇和罗素都催促他离开。
现在，法律需要个人证明自己对服兵役的意愿，显然，这让凯恩斯进退维谷。从个人角度讲，只要他在财政部供职，他就可以免服兵役。对于一个不可或缺、富有才干的官员，政府也不可能同意其去服兵役。从这个意义上讲，根本不存在任何争议，凯恩斯大可不必提出免服兵役的申请。但他却在1916年2月28日，在申请截止前三天提交了申请。这是哈罗德掩盖的又一处事实。
凯恩斯提交的申请仍留存在关于他的文件里。申请显示凯恩斯原则上并不拒绝服兵役，只是保留了作决定的权利。“什么是我的职责，什么不是我的职责，在这个议题上，我不准备向任何人放弃我的决定权，并且我认为放弃决定权在道德上是错误的。”19作为“非道德主义者”，这是说明他论点的绝好例子——在此类问题上，每个人都有权作出自己的决定。利顿·斯特雷奇在征兵问题上的立场有所不同，他反对任何支持战争的方式。当斯特雷奇被要求亲自到场说明缘由时，场面变得更富戏剧性，尤其当被问道如果看到一个德国士兵试图蹂躏他妹妹时，他会怎样做。传记中是这样记录当时的回答的：“我会竭力挡在他们中间。”另外，传记也记录了斯特雷奇因反对战争备受斥责的时候，他用尖锐的声音回答道：“喔，不，并不是所有的战争。只是这一场战争而已。”20和凯恩斯一样，斯特雷奇的原则是要保留自己的判断力。并且，这的确有些不切实际，因为斯特雷奇的身体显然不适合服兵役。
第一章 “有信仰而无道德”（10）
理性是热情的奴隶，在审视凯恩斯的话语时我们应牢记这句格言。在征兵制问题上，不管当时提出自己的论点是否必要，他的观点始终清晰而一致。但是，对待朋友则是另一回事。不难发现，凯恩斯热情和理性兼而有之。如果被要求亲自为自己免服兵役的申请进行辩护，凯恩斯完全可以高调地回答，财政部公务缠身。主管当局对此当然不感兴趣。常识告诉他们这些申请文件不用处理，这位凯恩斯先生无论如何都是要免服兵役的，根本没有意义再追究下去：本案结束。
因此，凯恩斯得以安全地在财政部工作，直到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1916年劳合·乔治取代阿斯奎思当选首相，与保守党组成联合政府，直到战争结束。很自然，凯恩斯站在阿斯奎思离任后的残余成员一边。他们的立场，尤其是外交政策上的立场，更接近工党，而非保守党。伦纳德·吴尔夫担任了工党新成立的国际问题咨询委员会部长，宣传他的关于国际联盟的理念。布卢姆斯伯里团体的成员乐于从众，他们从伍德罗·威尔逊总统身上找到了英雄形象。威尔逊总统于1917年率美国参战，唤起了人们对和平的美好向往，以及对维持和平的某种结盟的期待。
1918年11月，第一次世界大战交战各方最终同意（或者应该说是在战胜国的强迫下）签署停战协定。凯恩斯很快发现自己卷入了要求德国支付战争赔偿的论战中。劳合·乔治催促提前举行大选，这样可以利用赢得战争的名声乘机获利，巩固自己在联合政府里的领导地位，同时获得协商和平条款的权力。粗陋混乱的竞选过程并没有培育出威尔逊路线（在美国亦然）。劳合·乔治手下的一位大臣埃里克·格迪斯爵士因要求惩处德国的尖锐言论而声名鹊起，他说：“我们要像挤柠檬一样把德国榨得一滴不剩，我会榨干她，直到听到果核碎裂的声音。”21凯恩斯后来在《和平的经济后果》中引述了这段话，从而使其举世皆知。他后来能够引述是因为这篇演说发表在剑桥市市政厅，凯恩斯的母亲和以往一样，把报纸上的这条新闻剪贴并留存了下来。
1918年12月，劳合·乔治在大选中获得巨大胜利。他在联合政府中的支持者占据了下议院的众多席位，未来保守党领袖斯坦利·鲍德温便是其中一位。斯坦利·鲍德温时任财政大臣，办公室就在凯恩斯隔壁。当凯恩斯问到新议员们的背景时，鲍德温答道：“一群表情严肃的人，看上去仿佛发了战争横财似的。”22这是另一句因为凯恩斯的著作而闻名于世的话。
所有这些似乎是巴黎和谈的不祥之兆。作为四巨头之一，劳合·乔治前往巴黎，其他三位是法国的克列孟梭、意大利的奥兰多和最关键的人物——美国的威尔逊（他所率领的代表团也是最庞大的，共计1?200名官员）。英国派出了200人的代表团，凯恩斯是其中之一。他带领一个小工作组负责处理一系列经济决定，负担沉重，工作时间很长，和他之前在印度部的工作形成鲜明对比：从早上8点30分一直到午夜，连续数星期不断。他最为关注的议题之一是给贫困的德国提供粮食的问题，解决这一问题所需要的，远非榨干的柠檬所能维系。但向战争元凶德国要求赔偿逐渐成了工作组的首要任务。
凯恩斯个人的想法非常简单：取消战争引发的债务，以此为基础展开和谈。这或多或少可以让英国回到之前的境况，一方面放弃名义上对贫困盟国的债权，另一方面也逃避对美国的巨额债务。因此，无论是直接还是间接，必须对战争的损失和代价进行估算。如果只计算军事破坏造成的直接损失，也许德国实际上能够偿付——当然，这批赔偿的绝大部分将归法国所有。但是对于大英帝国的赔偿要求，虽然是间接的，但劳合·乔治也不可能置若罔闻，就算他放弃赔偿要求，好斗的澳大利亚总理威廉·休斯也会在旁边提醒他、煽动他。于是，德国承担全部战争赔偿就成了必然结果，赔偿金额由战胜国进行分配。
第一章 “有信仰而无道德”（11）
凯恩斯与这一结果并非毫无瓜葛。他夜以继日地参与了针对赔偿规模讨价还价的过程，密切程度远非他后来声明的那样，并因此遭到一些美国自由派人士的鄙视。凯恩斯在政治上并不幼稚。或许，他是被劳合·乔治典型的迂回手腕卷入其中的：“民主最擅长此道，结果是沿着正确的道路，一路被瞒骗、被欺诈和被哄骗。”作为局内人，至少是曾经的局内人，凯恩斯回忆道：“审美或个人标准可能会对作为‘解决途径’的真理或诚实存在偏见，也在政治上与实际的良知产生抵触。”23无论如何，由于迷失在自以为是的聪明里，他高估了自己从内部影响战后最终解决方案的能力，并且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又一次犯了同样的错误。
凯恩斯在巴黎目睹了这一冷酷的过程，面对其所造成的可怕恶果却无能为力。他决定辞职，计划逐步从巴黎脱身。当他在信中将这个想法告诉母亲后，她回信说：“我是多么希望能够赶到你的身边，将你搂进我的臂弯，保护你免受邪恶世界的伤害，就像你生病时我在你身旁照料一样。”24与他相处融洽的保守党财政大臣奥斯汀·张伯伦请求他对辞职一事再作斟酌，但凯恩斯拒绝了。他对张伯伦说：“首相正带领我们走向毁灭的泥潭。”251919年6月，距和约签署还有三周的时间，凯恩斯离开了巴黎，直接返回了剑桥的家。
7月底，他获邀出版《和平的经济后果》。出版商是他在伊顿的同学丹尼尔·麦克米伦——未来首相哈罗德的兄长。在这个关键时刻，丹尼尔·麦克米伦恰巧不在，于是凯恩斯更改了合约条款，即任何情况下都由他承担结果。如果书卖得不好，他自己承担经济损失；如果卖得好，由作者而非出版商获取大部分利润。凯恩斯之后作品的出版也依照这种处理方式，有此先例，也就不足为奇了。
《和平的经济后果》起初计划40?000字，后来增加到60?000字。凯恩斯持续不断地写作，到10月他该返回剑桥执教之际，文稿进入详细审阅阶段。阿斯奎思建议他省去对于劳合·乔治的描述，他接受了建议，母亲同样劝他不要提及威尔逊，但被他拒绝了。1919年年底，在出版社的大胆决策下，《和平的经济后果》得以问世，而名不见经传的凯恩斯也一跃成为公众论坛的主角。该书最后一页的结语写道：“谨以此书献给逐步成形的未来舆论。”26
* * *
凯恩斯是否被成功冲昏了头脑？的确如此。布卢姆斯伯里团体的成员们狡黠诡秘，毫不讳言，这也正是他们风格的一部分。关于波佐·迪·博尔戈（斯特雷奇给凯恩斯起的巴洛克名）如何傲慢的笑话，连同关于他的上流朋友的故事和可观收入的传言一起流传开来。的确，凯恩斯变得更阔绰了，作品创作为他赚得盆满钵盈。他对自己事业的管理过程中，始终眼光敏锐，手段坚定。1918年到1919年间，他的全部收入是1?800英镑，其中三分之二来自财政部的薪水。而一年后，他的收入便激增至5?156英镑。
无论是用英镑还是用美元，都很难估算这笔钱今天的价值。官方的消费者物价指数显示，20世纪末的英国物价是1920年的20倍（当年出现严重的短暂性通货膨胀），1930年的30倍，1935年甚至更高。美国物价的波动不很严重，21世纪初的物价则高出1920年的9倍，1930年代的10倍，1935年的12倍。因此在这个基础上进行估算似乎简单一些，然后将英镑转换成美元，以2009年来说，1英镑可以兑换美元。而直到1931年为止，在金本位制下，1英镑可以兑换美元——这一数字显然与200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