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经济学家的沉浮与回归：为什么是凯恩斯？ [5]
争阴霾的笼罩下，凯恩斯对失落的纯真年代进行了富有感召力的描述，行文刻意营造出这种效果。那日的黄昏时刻，弗吉尼亚·吴尔夫被这些文字深深打动，她在日记中写道：“文字优美而脱俗，使聚会充满人性、令人满足。”11
凯恩斯用通俗浅显的语言讲述复杂而棘手的问题。这些问题起初似乎令人困惑不已，那些准备竖起耳朵倾听布卢姆斯伯里团体内部言论的人，突然发现面对的是思想难题，于是轻松愉快的雅兴尽失。但这里潜藏的思想火花如定时炸弹般滴答作响，有助于我们日后了解凯恩斯具有革命性的思想。
《我的早期信念》一书中提到了剑桥哲学教授穆尔对这位追随他的年轻人的影响。在此，凯恩斯将“个人伦理”（他称之为“信仰”）和“公共责任”（他称之为“道德”）进行了区分，同时，他还提出了不无争议的观点，认为像他一样的年轻使徒是“有信仰而无道德”，12仅仅专注于个人的困境，因此，《我的早期信念》说明，他们对邪恶的外部世界浑然不觉，找不到任何关切这些问题的理由。这就是凯恩斯在朋友面前毫不隐晦的自白。
但这份自白真实吗？对于凯恩斯生平具有影响力的描述或多或少停留在表层的字面意义，认为他的思想出现了巨大的断裂。我们需要确定年轻的凯恩斯是否真的找不到连接个人伦理义务和社会政治责任之间的思想桥梁。如果不对《我的早期信念》进行技术性，而非审美、艺术性分析的话，很难对这个问题给出充分的答案。但这样做是值得的，否则我们只能看到一幅误导观众的讽刺漫画。
第一章 “有信仰而无道德”（7）
我们需要暂时追溯到凯恩斯将精力和思想投入到《概率论》一书的时代。那时的凯恩斯是一位努力解决复杂学术问题的聪慧的年轻人，书中学术问题的核心既明晰又重要。凯恩斯论点的要旨是不能仅从观察到的频次来衡量概率。如果要预先确定任何一次掷硬币的概率，计算硬币正反面出现的次数毫无意义，因为机会总是对等的。
凯恩斯的概率理论依赖期望值，而非实际的结果。然而，这并不意味着他的理论出于纯主观的角度。尽管在客观检验中不采纳实际频率，但是凯恩斯仍试图在先验概率的评估中做到客观。评估必须在事前进行，权衡不同概率，同时绝对不对结果作出任何保证。这是一种概率的伦理观，用可能的结果来判断行为。凯恩斯认为，在我们有资格进行谨慎衡量之前，要求我们必须知道“确定”的结果是毫无道理的。
他的观点究竟与谁相左呢？所有的使徒都知道这个问题的答案。他们崇敬的穆尔教授曾确切地表明自己的主张：如果对结果没有确定的了解，就不应该挑战任何普遍规则。
凯恩斯互相抵触的观点说明了规则与惯例（道德）的社会功能。然而，论点的核心是，如果某种行为被判定为可以产生更好的结果，任何个人打破规则（凯恩斯用了具有挑衅意味的词——“非道德主义者”）都是无可非议的。当然这种判断必须以期望值为基础。
毕竟，在真实生活中，我们对未来无从知晓，在决策过程中，我们需要借助“事前”看似可能的结果——我们合理预期会产生的结果。在这样的情形下，审慎行事是合情合理的。这样做，并非感情用事，而是作为一个有责任心的公民在履行道德责任。
这一复杂深奥的观点伴随了凯恩斯一生的思想。正如我们将在第四章中看到的，《通论》中关于概率和不确定性的内容就是建立在这一观点的基础之上，同时说明在不确定情形下采取行动的必要性。这一观点的精髓就反映在《概率论》里。
然而，凯恩斯在回忆录聚会中对这些公认的艰涩问题进行解释时，并没有选择上述的方式。相反，他的言辞充满挑衅和嘲讽：“我们，从严格意义上讲，都是非道德主义者。”13这句话对于听者而言难以接受。伦纳德·吴尔夫 1948年在他的这位老友去世后出版的作品中，读到其用冷酷的笔触揶揄回忆录聚会时，看出了其中闪烁的危险信号（伦纳德·吴尔夫曾经反对还是大学生的凯恩斯加入“使徒会”，但始终积极和凯恩斯一起投入到自由左翼的有益活动中）。
为人真诚、品格高尚的伦纳德·吴尔夫后来直言不讳地对此反驳道：一般意义上讲，而非“严格意义”，“我们不是非道德主义者”。14他意识到，在他们圈子之外，很多人容易误解“使徒会”和布卢姆斯伯里团体的道德准则。把那些在作原则性决定时藐视任何惯例的人称作“非道德主义者”，凯恩斯未免弄巧成拙了。
* * *
凯恩斯热衷于政治，但这一点并未受到充分的重视。近几十年间盛行的大量关于布卢姆斯伯里团体的传记作品提到很多凯恩斯鲜为人知的事迹，但大都忽略了他政治的一面。凯恩斯最早期的传记作家——了解凯恩斯的一些年轻朋友们——注意到了这一点。从奥斯汀·鲁宾逊爵士1947年发表在《经济周刊》上纪念他所崇敬的这位同事的长篇讣闻来看，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前，“凯恩斯这个阶段最为关注的是政治”。当然，相关记录清楚地显示他曾任大学自由党社的社长，而且还当选过剑桥联合会的会长，该会是一个重要的学生论坛。从鲁宾逊进一步的评论中可以看出凯恩斯对政治的关注：“在乔治时代的外表下，不时透出维多利亚时代的道德目的和使命感，无论伊顿、剑桥还是布卢姆斯伯里，都无法抹去凯恩斯对凯恩斯家和布朗家世代传统的继承。”15从20世纪20年代起就一直与凯恩斯有私交的哈罗德，曾在“哈维路的文化前提”中传递出凯恩斯对于伦理改革的投入。
第一章 “有信仰而无道德”（8）
很自然，和他的双亲一样，年轻的凯恩斯认同自由党。自由党在1906年选举中获得压倒性胜利的时候，正值凯恩斯剑桥学生时代的尾声。正是这个难得的政治时刻激发了人们对于变革的普遍希望。在保守党执政近20年之后，在新工党的支持下，自由党政府终于再掌政权，并一直占据英国政治的主导地位，直到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为止。
在一定程度上，这是对于保守党提出的关税提案的消极反应，保守党相信“关税改革意味着人人有工作”。这一目标听起来相当激进，和日后凯恩斯提出的充分就业政策存在共性。年轻的凯恩斯至少在财政政策上抱有小保守党派的观点，坚信昔日美好的“自由贸易”学说：自由党和工党赖以团结统一的信条。事实上，在大师马歇尔的教导下，凯恩斯成长为正统经济学家，同时在讲坛上也成为一位善于辞令的演说者，宣扬自亚当·史密斯在劳动分工的概念上确立经济学专业以来便不言自明的自由贸易学说。正如后来在《通论》中所言，凯恩斯承认“作为古典学派的门徒，当时对于所接受的教育毫不怀疑，简直是毫无保留地全盘接受”。16
1908年起，由赫伯特·亨利·阿斯奎思领导的政府激发了具有改革思想的凯恩斯本能的关注和兴趣。当时的财政大臣由精力充沛的戴维·劳合·乔治担任。改革议程包括养老金、德式健康保险、实验性的失业保险，在内政政策上标志着与旧自由主义的自由放任政策的一次决裂。无论是思想上还是气质上，凯恩斯显然与自由主义气味相投，因而得以将他家族的政治立场写入具有强烈社会和经济倾向的议程。但是直到20世纪20年代，凯恩斯才得以通过实际的政治活动逐步展开这些主题，尤其是关于失业问题。
1914年，英国对德国开战之后，自由党发现自己陷入了一场持久的危机，这场危机不仅使它的权力消耗殆尽，也使它丧失了信心。阿斯奎思在牛津以及律师界获奖无数，持重而威严，擅长用巧妙的妥协方式团结内阁。但是，随着战事旷日持久的深入，自由党人逐渐感到他们在这一过程中放弃了自身的原则。当然，凯恩斯布卢姆斯伯里团体的很多朋友都认为战争是解决国际争端的错误方式。这使得一些人（如凯恩斯的前恋人邓肯·格兰特）拒绝服兵役。也促使一些人（如伦纳德·吴尔夫）从战后如何补救、和解的角度思考建立国际政府的可能。凯恩斯对这两种立场表示支持，尤其是对持这两种立场的人表示赞同。
与此同时，凯恩斯实现了他自己的宏大抱负：获准进入财政部工作，成为战时临时官员。从事这样的行政工作对他而言如鱼得水。与他同阶层的人似乎都在精英大学接受过古典学或数学方面的教育，例如他的朋友拉尔夫·霍特里。他们是在剑桥“使徒会”上结识的，霍特里是1901年学士学位考试的第十九名；当然还有他的劲敌——在考试中获得第一名、来自牛津的——奥托·尼迈耶；或是其他“一流职员”（他们是这么称呼的）。凯恩斯在之后的20年里和这些人继续着他们之间的辩论。
凯恩斯喜爱财政部，因为财政部具有“像大学，或是伦敦市商业工会，或英格兰教会的特质”。他喜欢财政部的氛围：“充满智慧，非常枯燥，在一定意义上讲，非常愤世嫉俗；思想上非常自信，不屈从于一些人的奇思异想（认为他们锋芒太盛，不清楚自己在做什么）。”凯恩斯日后承认自己对财政部的热情和兴趣，对财政部在英国政府架构里拥有的独特权威赞赏不已，相比之下，1921年华盛顿特区的“美国财政部拥有的权威不过是征税而已”。17与他之前在白厅的工作相比，财政部的工作的更大优点是赢得辩论的聪明官员就拥有拉动权力的杠杆！英国财政部与英格兰银行有着密切的合作关系，作为权威部门，他们实际上掌握着整个财政体系的命脉。
第一章 “有信仰而无道德”（9）
战争爆发初期，凯恩斯便被问及对银行政策和利率问题的意见。他的专门知识很快得到财政部的认可，从而接手了一系列工作，这也充分说明了他受重视的程度。凯恩斯开始逐步接手负责处理战争期间的对外财政，监督来自美国的贷款，深入了解盟国之间错综复杂的资金流动。对于英国财政而言，这是一个利弊兼有、福祸参半的体系，因为英国的信贷被用来筹措美元，从而使美元能够向信用较差的盟国流通，但这也使得英国在美国留下巨额债务。凯恩斯同时开始关注通过汇兑移转而产生的影响（令人想到他日后的研究兴趣），我们或许可以称之为战争的经济后果。
凯恩斯显然已经准备用这种方式作为对战争的支援。财政部虽是个小部门，但因为与各部门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每件事都要参与其中。能见到当时的大人物令凯恩斯兴奋不已，他开始收到阿斯奎思的邀请，到唐宁街10号去打桥牌。这同时也满足了凯恩斯赌博（正如他的布卢姆斯伯里团体的朋友们所暗示的）和攀附权贵的胃口。据说，他和首相某次一起参加某庄园聚会时，被人介绍成“凯恩斯先生和另一位绅士”。18凯恩斯是阿斯奎思阵
凯恩斯用通俗浅显的语言讲述复杂而棘手的问题。这些问题起初似乎令人困惑不已，那些准备竖起耳朵倾听布卢姆斯伯里团体内部言论的人，突然发现面对的是思想难题，于是轻松愉快的雅兴尽失。但这里潜藏的思想火花如定时炸弹般滴答作响，有助于我们日后了解凯恩斯具有革命性的思想。
《我的早期信念》一书中提到了剑桥哲学教授穆尔对这位追随他的年轻人的影响。在此，凯恩斯将“个人伦理”（他称之为“信仰”）和“公共责任”（他称之为“道德”）进行了区分，同时，他还提出了不无争议的观点，认为像他一样的年轻使徒是“有信仰而无道德”，12仅仅专注于个人的困境，因此，《我的早期信念》说明，他们对邪恶的外部世界浑然不觉，找不到任何关切这些问题的理由。这就是凯恩斯在朋友面前毫不隐晦的自白。
但这份自白真实吗？对于凯恩斯生平具有影响力的描述或多或少停留在表层的字面意义，认为他的思想出现了巨大的断裂。我们需要确定年轻的凯恩斯是否真的找不到连接个人伦理义务和社会政治责任之间的思想桥梁。如果不对《我的早期信念》进行技术性，而非审美、艺术性分析的话，很难对这个问题给出充分的答案。但这样做是值得的，否则我们只能看到一幅误导观众的讽刺漫画。
第一章 “有信仰而无道德”（7）
我们需要暂时追溯到凯恩斯将精力和思想投入到《概率论》一书的时代。那时的凯恩斯是一位努力解决复杂学术问题的聪慧的年轻人，书中学术问题的核心既明晰又重要。凯恩斯论点的要旨是不能仅从观察到的频次来衡量概率。如果要预先确定任何一次掷硬币的概率，计算硬币正反面出现的次数毫无意义，因为机会总是对等的。
凯恩斯的概率理论依赖期望值，而非实际的结果。然而，这并不意味着他的理论出于纯主观的角度。尽管在客观检验中不采纳实际频率，但是凯恩斯仍试图在先验概率的评估中做到客观。评估必须在事前进行，权衡不同概率，同时绝对不对结果作出任何保证。这是一种概率的伦理观，用可能的结果来判断行为。凯恩斯认为，在我们有资格进行谨慎衡量之前，要求我们必须知道“确定”的结果是毫无道理的。
他的观点究竟与谁相左呢？所有的使徒都知道这个问题的答案。他们崇敬的穆尔教授曾确切地表明自己的主张：如果对结果没有确定的了解，就不应该挑战任何普遍规则。
凯恩斯互相抵触的观点说明了规则与惯例（道德）的社会功能。然而，论点的核心是，如果某种行为被判定为可以产生更好的结果，任何个人打破规则（凯恩斯用了具有挑衅意味的词——“非道德主义者”）都是无可非议的。当然这种判断必须以期望值为基础。
毕竟，在真实生活中，我们对未来无从知晓，在决策过程中，我们需要借助“事前”看似可能的结果——我们合理预期会产生的结果。在这样的情形下，审慎行事是合情合理的。这样做，并非感情用事，而是作为一个有责任心的公民在履行道德责任。
这一复杂深奥的观点伴随了凯恩斯一生的思想。正如我们将在第四章中看到的，《通论》中关于概率和不确定性的内容就是建立在这一观点的基础之上，同时说明在不确定情形下采取行动的必要性。这一观点的精髓就反映在《概率论》里。
然而，凯恩斯在回忆录聚会中对这些公认的艰涩问题进行解释时，并没有选择上述的方式。相反，他的言辞充满挑衅和嘲讽：“我们，从严格意义上讲，都是非道德主义者。”13这句话对于听者而言难以接受。伦纳德·吴尔夫 1948年在他的这位老友去世后出版的作品中，读到其用冷酷的笔触揶揄回忆录聚会时，看出了其中闪烁的危险信号（伦纳德·吴尔夫曾经反对还是大学生的凯恩斯加入“使徒会”，但始终积极和凯恩斯一起投入到自由左翼的有益活动中）。
为人真诚、品格高尚的伦纳德·吴尔夫后来直言不讳地对此反驳道：一般意义上讲，而非“严格意义”，“我们不是非道德主义者”。14他意识到，在他们圈子之外，很多人容易误解“使徒会”和布卢姆斯伯里团体的道德准则。把那些在作原则性决定时藐视任何惯例的人称作“非道德主义者”，凯恩斯未免弄巧成拙了。
* * *
凯恩斯热衷于政治，但这一点并未受到充分的重视。近几十年间盛行的大量关于布卢姆斯伯里团体的传记作品提到很多凯恩斯鲜为人知的事迹，但大都忽略了他政治的一面。凯恩斯最早期的传记作家——了解凯恩斯的一些年轻朋友们——注意到了这一点。从奥斯汀·鲁宾逊爵士1947年发表在《经济周刊》上纪念他所崇敬的这位同事的长篇讣闻来看，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前，“凯恩斯这个阶段最为关注的是政治”。当然，相关记录清楚地显示他曾任大学自由党社的社长，而且还当选过剑桥联合会的会长，该会是一个重要的学生论坛。从鲁宾逊进一步的评论中可以看出凯恩斯对政治的关注：“在乔治时代的外表下，不时透出维多利亚时代的道德目的和使命感，无论伊顿、剑桥还是布卢姆斯伯里，都无法抹去凯恩斯对凯恩斯家和布朗家世代传统的继承。”15从20世纪20年代起就一直与凯恩斯有私交的哈罗德，曾在“哈维路的文化前提”中传递出凯恩斯对于伦理改革的投入。
第一章 “有信仰而无道德”（8）
很自然，和他的双亲一样，年轻的凯恩斯认同自由党。自由党在1906年选举中获得压倒性胜利的时候，正值凯恩斯剑桥学生时代的尾声。正是这个难得的政治时刻激发了人们对于变革的普遍希望。在保守党执政近20年之后，在新工党的支持下，自由党政府终于再掌政权，并一直占据英国政治的主导地位，直到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为止。
在一定程度上，这是对于保守党提出的关税提案的消极反应，保守党相信“关税改革意味着人人有工作”。这一目标听起来相当激进，和日后凯恩斯提出的充分就业政策存在共性。年轻的凯恩斯至少在财政政策上抱有小保守党派的观点，坚信昔日美好的“自由贸易”学说：自由党和工党赖以团结统一的信条。事实上，在大师马歇尔的教导下，凯恩斯成长为正统经济学家，同时在讲坛上也成为一位善于辞令的演说者，宣扬自亚当·史密斯在劳动分工的概念上确立经济学专业以来便不言自明的自由贸易学说。正如后来在《通论》中所言，凯恩斯承认“作为古典学派的门徒，当时对于所接受的教育毫不怀疑，简直是毫无保留地全盘接受”。16
1908年起，由赫伯特·亨利·阿斯奎思领导的政府激发了具有改革思想的凯恩斯本能的关注和兴趣。当时的财政大臣由精力充沛的戴维·劳合·乔治担任。改革议程包括养老金、德式健康保险、实验性的失业保险，在内政政策上标志着与旧自由主义的自由放任政策的一次决裂。无论是思想上还是气质上，凯恩斯显然与自由主义气味相投，因而得以将他家族的政治立场写入具有强烈社会和经济倾向的议程。但是直到20世纪20年代，凯恩斯才得以通过实际的政治活动逐步展开这些主题，尤其是关于失业问题。
1914年，英国对德国开战之后，自由党发现自己陷入了一场持久的危机，这场危机不仅使它的权力消耗殆尽，也使它丧失了信心。阿斯奎思在牛津以及律师界获奖无数，持重而威严，擅长用巧妙的妥协方式团结内阁。但是，随着战事旷日持久的深入，自由党人逐渐感到他们在这一过程中放弃了自身的原则。当然，凯恩斯布卢姆斯伯里团体的很多朋友都认为战争是解决国际争端的错误方式。这使得一些人（如凯恩斯的前恋人邓肯·格兰特）拒绝服兵役。也促使一些人（如伦纳德·吴尔夫）从战后如何补救、和解的角度思考建立国际政府的可能。凯恩斯对这两种立场表示支持，尤其是对持这两种立场的人表示赞同。
与此同时，凯恩斯实现了他自己的宏大抱负：获准进入财政部工作，成为战时临时官员。从事这样的行政工作对他而言如鱼得水。与他同阶层的人似乎都在精英大学接受过古典学或数学方面的教育，例如他的朋友拉尔夫·霍特里。他们是在剑桥“使徒会”上结识的，霍特里是1901年学士学位考试的第十九名；当然还有他的劲敌——在考试中获得第一名、来自牛津的——奥托·尼迈耶；或是其他“一流职员”（他们是这么称呼的）。凯恩斯在之后的20年里和这些人继续着他们之间的辩论。
凯恩斯喜爱财政部，因为财政部具有“像大学，或是伦敦市商业工会，或英格兰教会的特质”。他喜欢财政部的氛围：“充满智慧，非常枯燥，在一定意义上讲，非常愤世嫉俗；思想上非常自信，不屈从于一些人的奇思异想（认为他们锋芒太盛，不清楚自己在做什么）。”凯恩斯日后承认自己对财政部的热情和兴趣，对财政部在英国政府架构里拥有的独特权威赞赏不已，相比之下，1921年华盛顿特区的“美国财政部拥有的权威不过是征税而已”。17与他之前在白厅的工作相比，财政部的工作的更大优点是赢得辩论的聪明官员就拥有拉动权力的杠杆！英国财政部与英格兰银行有着密切的合作关系，作为权威部门，他们实际上掌握着整个财政体系的命脉。
第一章 “有信仰而无道德”（9）
战争爆发初期，凯恩斯便被问及对银行政策和利率问题的意见。他的专门知识很快得到财政部的认可，从而接手了一系列工作，这也充分说明了他受重视的程度。凯恩斯开始逐步接手负责处理战争期间的对外财政，监督来自美国的贷款，深入了解盟国之间错综复杂的资金流动。对于英国财政而言，这是一个利弊兼有、福祸参半的体系，因为英国的信贷被用来筹措美元，从而使美元能够向信用较差的盟国流通，但这也使得英国在美国留下巨额债务。凯恩斯同时开始关注通过汇兑移转而产生的影响（令人想到他日后的研究兴趣），我们或许可以称之为战争的经济后果。
凯恩斯显然已经准备用这种方式作为对战争的支援。财政部虽是个小部门，但因为与各部门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每件事都要参与其中。能见到当时的大人物令凯恩斯兴奋不已，他开始收到阿斯奎思的邀请，到唐宁街10号去打桥牌。这同时也满足了凯恩斯赌博（正如他的布卢姆斯伯里团体的朋友们所暗示的）和攀附权贵的胃口。据说，他和首相某次一起参加某庄园聚会时，被人介绍成“凯恩斯先生和另一位绅士”。18凯恩斯是阿斯奎思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