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经济学家的沉浮与回归：为什么是凯恩斯？ [4]
了他对20世纪20年代政策的看法。
从事业角度来看，如果财政部是金，那么印度部就如同是银。凯恩斯通往财政部的大门受到了来自尼迈耶的阻碍，而且一时没有通畅的可能。但是他的职务使他有充裕的时间追求知性兴趣。他准备撰写一篇论文，打算以此向国王学院申请研究员的职位。在剑桥，成为学院研究员或教师在当时意味着获得现在所谓的终身教师职位。
1908年，凯恩斯在第一次角逐研究员时败下阵来。但不久幸运女神降临，在印度部工作了21个月后，他辞去职务，把握机会，重返剑桥，担任马歇尔的教学助教，薪水实际上是马歇尔自掏腰包。当然，这个机会可能使他成为研究员，也可能最后一无所有。但是凯恩斯这次抓住了机会并且获得了成功。1909年，凯恩斯获得研究员资格，这一职位一直持续到他辞世。事实上，他非常看重与国王学院之间的关系，后来还担任了国王学院的财务主管，在人生的最后20年间负责学院的资金筹措。当时，不论是在伦敦，还是华盛顿，抑或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他都肩负重大的使命。
第一章 “有信仰而无道德”（4）
在剑桥，从任何意义上讲，凯恩斯都如同在家里一样自在。他觉得自己现在才算是拥有了一份真正的工作。“教师的工作是世上最辛苦的工作。”他确定无疑地向伦敦的朋友说，同时补充道，“我现在俨然已经变成以小时计价贩卖经济学的机器。”8但凯恩斯并没有静下心来投入到经济学的主流工作中。相反，他将主要的精力用于研究员资格论文的修改，准备将其出版。但这项工作因其他事务而延误。特别是那本关于印度货币的小册子，算是在印度部任职期间的副产品。到1914年8月，这部厚重的学术著作大部分的排版工作才算完成，凯恩斯为此断断续续投入了大量时间，而剩下的印刷工作却无法进行。最终，这本书成了战争的牺牲品，直到七年后，在《和平的经济后果》令他声名鹊起之后，这本书才得以问世。
对于期待凯恩斯能继一部畅销作品之后，再推出同样生动作品的读者而言，超过500页的《概率论》可以说是令人大失所望。这部作品与凯恩斯意外获得的公众形象不符，而且，在经济学家眼中，也没有恰当体现出职业责任。因此，这本书在当时及其之后的60年间都备受冷落。
在《通论》一书中，作者用很大的篇幅说明在对决策的干扰因素中，概率和不确定性均有着重要的作用，但《概率论》这部首开先河的作品还是饱受冷落。然而，如果想要全面了解凯恩斯的观点，我们就需要重视这部作品。从长期的历史角度看，我们可以对此进行补救。我们看到凯恩斯主义的影响在当时是如何以某种特定的形式得以呈现，尽管并不一定与今日的情形关系重大。但是，从历史的角度理解凯恩斯的思想，依旧发人深省、令人惊叹。
* * *
凯恩斯的早年生活充满着很多不实信息。一个明确的原因是：他的同性恋倾向需要被掩盖。但是，另一个原因则是他在其精彩的回忆录《我的早期信念》一书中留下的不实印迹。这本书的写作初衷并非为出版，而是在1938年为一群老友而作，以期回忆他们的共同经历。凯恩斯在书中声称他们“完全摒弃传统道德、习俗和传统智慧”。9从这些挑衅的语言中很容易得出这样的结论，不仅是批评家如此认为——年轻的凯恩斯缺乏社会责任感，显示出破坏一切的政治天真，并且充满傲慢的自恋。
凯恩斯的同性恋身份大概持续了20年的时间。对其文章的整理中，一个名单留存下来，这个名单记录了凯恩斯从1901年到1915年的伴侣姓名。他的伴侣主要是他自己的朋友，但也不乏偶然结识的人：“公园巷的马厩男孩”、“云石拱门的红发男”、“沃克斯豪尔的电梯男”、“犹太男孩”。10在维多利亚晚期，同性恋被视为违法犯罪行为，奥斯卡·王尔德的审判和判刑是众所周知的丑闻，而当时凯恩斯正在伊顿公学就读。现在看来，王尔德事件的处理方式具有迫害的意味。但20世纪60年代的自由党改革之前，同性恋一直被视为违法犯罪行为，而英国的“同性恋者权利”直到20世纪末才追随北美，得以建立。凯恩斯是不可能了解“同性恋者权利”这个词的。他所处的时代，一个同性恋者夜间外出玩乐只意味着在推杯换盏、酒酣耳热之际的机智与诙谐。但是当凯恩斯的圈子高谈阔论“更为高尚的鸡奸”时，他们很可能被后人误解。当然， 这也是哈罗德的官方版凯恩斯传记所面对的棘手问题，他不得不小心回避，在描写主人公的私生活时，含蓄地给读者留下模棱两可的印象。
第一章 “有信仰而无道德”（5）
凯恩斯的学生时代在伊顿公学度过，在校学生全是男性，大学生涯在国王学院度过，同学变成了年纪大一些的男性。当时在剑桥，只有两个学院招收女生，而授予女生学位则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的事。在19个男性就读的学院中，国王学院的做法有些特殊，它对内部成员之间公然表现的喜爱和做作颇为容忍，甚至有鼓励助长之嫌，学院充满着我们现在称之为“坎普”（同性恋）的味道。如果年轻的凯恩斯的性取向不甚明晰，他几乎不可能有机会从表面化的同性社交向实质性的同性恋行为转变。后来，他浪迹于伦敦街头寻找一夜情伙伴的时候，的确遇到了真正的危险。但是在剑桥，法律的标尺却无法插手年轻绅士们在寓所里亲昵的那些事。
对于凯恩斯和他的朋友而言，阶级特权和性解放齐头并进。凯恩斯与年轻男子的一连串充满热情的友谊发生在剑桥的学生时代，以及后来在伦敦的短期公职时期，其中很多人的性经验比凯恩斯要丰富。他们使用比他们的实际性行为更公开、直白和震撼的语言获得快感，这在当时恐怕是更为合法而正当的。
凯恩斯的朋友大多数来自于国王学院和三一学院，而三一学院是剑桥最大最富有的学院。这里要提及的关键人物是贾尔斯·利顿·斯特雷奇，和凯恩斯一样，人们一般都用中间名称呼他。斯特雷奇家族是上层中产阶级，在行政及军事上和英属印度有着密切的联系，具有坚定沉着的传统，因而，利顿的“坎普”形象简直是离经叛道。较之游手好闲，他更喜欢高谈阔论（用他宛如笛子的声音）。后来，凯恩斯移情别恋，倾慕于富有活力的年轻画家邓肯·格兰特——利顿家族的远房表亲。
年轻的弗吉尼亚·斯蒂芬的家族与斯特雷奇家族有着类似的背景和气质，她后来总爱用女性主义的蔑视口吻称她的祖先是“统治印度的男人们”。当然她不会忽略这些人都是男人，在这样的家族，按惯例，只有年轻的男性才会被送到剑桥接受昂贵的教育，比如她敬重的兄长索比（后来英年早逝，不幸死于伤寒）。她也适时地见到了索比那些令人兴奋不已的朋友们：利顿· 斯特雷奇，与众不同，后来曾经向她求婚；福斯特（朋友都叫他摩根），沉默寡言，他的第一部小说《天使不敢驻足之地》当时尚未出版；克莱夫·贝尔，审美学家，后来娶了弗吉尼亚的妹妹瓦妮莎；伦纳德·吴尔夫，曾短期管辖锡兰的部分地区，后来弗吉尼亚接受了他的求婚，从此冠上夫姓，她的作品以弗吉尼亚·吴尔夫的名字享誉文坛，扬名世界。
弗吉尼亚·吴尔夫是通过这个志同道合的剑桥朋友圈结识凯恩斯的。这个圈子意气相投，他们都是一个叫作“使徒会”社团的成员。“使徒会”成立于1820年，当时叫“剑桥恳谈会”。社团逐渐形成强烈的认同感和互守秘密的会规。该社团入会自由，主要由男性大学生构成，周六晚间聚会。其间也有年纪较长的男性，主要是教师，一经入会就拥有终身会员资格。聚会一般是聆听和讨论某位成员的文章。与其说“使徒会”是学术讨论会，不如说是思想论坛，更像是挚友良朋之间的聚会，而非专题讨论。
“布卢姆斯伯里团体”就是从“使徒会”衍生而来的，它并非真正的团体，更不是正式的组织。布卢姆斯伯里其实是当时伦敦尤斯顿车站以南一个旧式地区的名字。高雅的广场周围是联排住宅，当时已是破旧不堪。住在这里不仅比在体面的肯辛顿区便宜，而且对于爱好冒险的年轻人来说，也少一些拘束和限制。1905年，戈登广场46号一幢四层楼的房子被斯蒂芬家的年轻人（索比和他的弟弟阿德里安，以及他们的妹妹弗吉尼亚和瓦妮莎）租下，从而成了“布卢姆斯伯里团体”的发源地。这是一群志趣相投的朋友形成的关系圈，起初大约十二三个人，后来发展成为划时代的文化标志。他们在周四晚间的“家中聚会”继承了“使徒会”的传统。成员们言辞直率坦白，甚至坦率到了令人惊讶的地步。他们就当时年轻人关注的各种话题展开讨论，尤其是关于性，甚至在女性面前也毫不例外。
第一章 “有信仰而无道德”（6）
凯恩斯经常参加聚会，尤其是他在印度部任职期间，从而可以有理由离开他在白厅的那个小公寓。此外，在重返剑桥任教之后，自1909年起，凯恩斯在布卢姆斯伯里的菲茨罗伊广场附近找了一处临时住所，在那里住了两三年。弗吉尼亚和阿德里安·斯蒂芬就住在仅隔两三家的地方，新婚的克莱夫和瓦妮莎·贝尔仍住在戈登广场。凯恩斯后来与弗吉尼亚和阿德里安在布伦瑞克广场附近合租了一所房子。此举在弗吉尼亚那些对她颇为关心的朋友眼中，简直有些离经叛道，因为住在同一屋檐下的不仅有凯恩斯和邓肯·格兰特，还有异性恋者伦纳德·吴尔夫，当然不久他就结婚了。在离开布伦瑞克广场后，凯恩斯在布卢姆斯伯里的几处住所短暂居住了一段时间。直到1916年，他从克莱夫和瓦妮莎手中租下了戈登广场46号，也就是十年前朋友们首次聚会畅谈的地方。戈登广场46号——布卢姆斯伯里团体的核心所在——自此成为凯恩斯在伦敦的住所，直到他去世为止。
从这个意义上讲，布卢姆斯伯里团体起初完全是个外来物。它将“使徒会”斯特雷奇和斯蒂芬圈中人的反叛气质传播到伦敦，才华横溢的女性成员的加入进一步壮大了队伍，其中，弗吉尼亚·吴尔夫最为著名。凯恩斯的朋友大多是同性恋者，但其中很少是厌恶女性者。他们很多是女性参政权的积极支持者。布卢姆斯伯里团体成员之间相互倾慕，这一点总是被人指摘。随着时间的推移，成员之间形成了很强的自我认同感，并且为成员们所取得的成就而深感自豪。这从他们的“回忆录聚会”便可见一斑。他们在聚会上轮流朗读文章，用只有长久的友谊才能体悟的语调和口吻，对只有圈内人才能领会的笑话自信不已，谈论着圈外人可能会误解的事物。
1938年“慕尼黑危机”即将爆发之际，凯恩斯在回忆录聚会上宣读了《我的早期信念》。在战
从事业角度来看，如果财政部是金，那么印度部就如同是银。凯恩斯通往财政部的大门受到了来自尼迈耶的阻碍，而且一时没有通畅的可能。但是他的职务使他有充裕的时间追求知性兴趣。他准备撰写一篇论文，打算以此向国王学院申请研究员的职位。在剑桥，成为学院研究员或教师在当时意味着获得现在所谓的终身教师职位。
1908年，凯恩斯在第一次角逐研究员时败下阵来。但不久幸运女神降临，在印度部工作了21个月后，他辞去职务，把握机会，重返剑桥，担任马歇尔的教学助教，薪水实际上是马歇尔自掏腰包。当然，这个机会可能使他成为研究员，也可能最后一无所有。但是凯恩斯这次抓住了机会并且获得了成功。1909年，凯恩斯获得研究员资格，这一职位一直持续到他辞世。事实上，他非常看重与国王学院之间的关系，后来还担任了国王学院的财务主管，在人生的最后20年间负责学院的资金筹措。当时，不论是在伦敦，还是华盛顿，抑或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他都肩负重大的使命。
第一章 “有信仰而无道德”（4）
在剑桥，从任何意义上讲，凯恩斯都如同在家里一样自在。他觉得自己现在才算是拥有了一份真正的工作。“教师的工作是世上最辛苦的工作。”他确定无疑地向伦敦的朋友说，同时补充道，“我现在俨然已经变成以小时计价贩卖经济学的机器。”8但凯恩斯并没有静下心来投入到经济学的主流工作中。相反，他将主要的精力用于研究员资格论文的修改，准备将其出版。但这项工作因其他事务而延误。特别是那本关于印度货币的小册子，算是在印度部任职期间的副产品。到1914年8月，这部厚重的学术著作大部分的排版工作才算完成，凯恩斯为此断断续续投入了大量时间，而剩下的印刷工作却无法进行。最终，这本书成了战争的牺牲品，直到七年后，在《和平的经济后果》令他声名鹊起之后，这本书才得以问世。
对于期待凯恩斯能继一部畅销作品之后，再推出同样生动作品的读者而言，超过500页的《概率论》可以说是令人大失所望。这部作品与凯恩斯意外获得的公众形象不符，而且，在经济学家眼中，也没有恰当体现出职业责任。因此，这本书在当时及其之后的60年间都备受冷落。
在《通论》一书中，作者用很大的篇幅说明在对决策的干扰因素中，概率和不确定性均有着重要的作用，但《概率论》这部首开先河的作品还是饱受冷落。然而，如果想要全面了解凯恩斯的观点，我们就需要重视这部作品。从长期的历史角度看，我们可以对此进行补救。我们看到凯恩斯主义的影响在当时是如何以某种特定的形式得以呈现，尽管并不一定与今日的情形关系重大。但是，从历史的角度理解凯恩斯的思想，依旧发人深省、令人惊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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凯恩斯的早年生活充满着很多不实信息。一个明确的原因是：他的同性恋倾向需要被掩盖。但是，另一个原因则是他在其精彩的回忆录《我的早期信念》一书中留下的不实印迹。这本书的写作初衷并非为出版，而是在1938年为一群老友而作，以期回忆他们的共同经历。凯恩斯在书中声称他们“完全摒弃传统道德、习俗和传统智慧”。9从这些挑衅的语言中很容易得出这样的结论，不仅是批评家如此认为——年轻的凯恩斯缺乏社会责任感，显示出破坏一切的政治天真，并且充满傲慢的自恋。
凯恩斯的同性恋身份大概持续了20年的时间。对其文章的整理中，一个名单留存下来，这个名单记录了凯恩斯从1901年到1915年的伴侣姓名。他的伴侣主要是他自己的朋友，但也不乏偶然结识的人：“公园巷的马厩男孩”、“云石拱门的红发男”、“沃克斯豪尔的电梯男”、“犹太男孩”。10在维多利亚晚期，同性恋被视为违法犯罪行为，奥斯卡·王尔德的审判和判刑是众所周知的丑闻，而当时凯恩斯正在伊顿公学就读。现在看来，王尔德事件的处理方式具有迫害的意味。但20世纪60年代的自由党改革之前，同性恋一直被视为违法犯罪行为，而英国的“同性恋者权利”直到20世纪末才追随北美，得以建立。凯恩斯是不可能了解“同性恋者权利”这个词的。他所处的时代，一个同性恋者夜间外出玩乐只意味着在推杯换盏、酒酣耳热之际的机智与诙谐。但是当凯恩斯的圈子高谈阔论“更为高尚的鸡奸”时，他们很可能被后人误解。当然， 这也是哈罗德的官方版凯恩斯传记所面对的棘手问题，他不得不小心回避，在描写主人公的私生活时，含蓄地给读者留下模棱两可的印象。
第一章 “有信仰而无道德”（5）
凯恩斯的学生时代在伊顿公学度过，在校学生全是男性，大学生涯在国王学院度过，同学变成了年纪大一些的男性。当时在剑桥，只有两个学院招收女生，而授予女生学位则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的事。在19个男性就读的学院中，国王学院的做法有些特殊，它对内部成员之间公然表现的喜爱和做作颇为容忍，甚至有鼓励助长之嫌，学院充满着我们现在称之为“坎普”（同性恋）的味道。如果年轻的凯恩斯的性取向不甚明晰，他几乎不可能有机会从表面化的同性社交向实质性的同性恋行为转变。后来，他浪迹于伦敦街头寻找一夜情伙伴的时候，的确遇到了真正的危险。但是在剑桥，法律的标尺却无法插手年轻绅士们在寓所里亲昵的那些事。
对于凯恩斯和他的朋友而言，阶级特权和性解放齐头并进。凯恩斯与年轻男子的一连串充满热情的友谊发生在剑桥的学生时代，以及后来在伦敦的短期公职时期，其中很多人的性经验比凯恩斯要丰富。他们使用比他们的实际性行为更公开、直白和震撼的语言获得快感，这在当时恐怕是更为合法而正当的。
凯恩斯的朋友大多数来自于国王学院和三一学院，而三一学院是剑桥最大最富有的学院。这里要提及的关键人物是贾尔斯·利顿·斯特雷奇，和凯恩斯一样，人们一般都用中间名称呼他。斯特雷奇家族是上层中产阶级，在行政及军事上和英属印度有着密切的联系，具有坚定沉着的传统，因而，利顿的“坎普”形象简直是离经叛道。较之游手好闲，他更喜欢高谈阔论（用他宛如笛子的声音）。后来，凯恩斯移情别恋，倾慕于富有活力的年轻画家邓肯·格兰特——利顿家族的远房表亲。
年轻的弗吉尼亚·斯蒂芬的家族与斯特雷奇家族有着类似的背景和气质，她后来总爱用女性主义的蔑视口吻称她的祖先是“统治印度的男人们”。当然她不会忽略这些人都是男人，在这样的家族，按惯例，只有年轻的男性才会被送到剑桥接受昂贵的教育，比如她敬重的兄长索比（后来英年早逝，不幸死于伤寒）。她也适时地见到了索比那些令人兴奋不已的朋友们：利顿· 斯特雷奇，与众不同，后来曾经向她求婚；福斯特（朋友都叫他摩根），沉默寡言，他的第一部小说《天使不敢驻足之地》当时尚未出版；克莱夫·贝尔，审美学家，后来娶了弗吉尼亚的妹妹瓦妮莎；伦纳德·吴尔夫，曾短期管辖锡兰的部分地区，后来弗吉尼亚接受了他的求婚，从此冠上夫姓，她的作品以弗吉尼亚·吴尔夫的名字享誉文坛，扬名世界。
弗吉尼亚·吴尔夫是通过这个志同道合的剑桥朋友圈结识凯恩斯的。这个圈子意气相投，他们都是一个叫作“使徒会”社团的成员。“使徒会”成立于1820年，当时叫“剑桥恳谈会”。社团逐渐形成强烈的认同感和互守秘密的会规。该社团入会自由，主要由男性大学生构成，周六晚间聚会。其间也有年纪较长的男性，主要是教师，一经入会就拥有终身会员资格。聚会一般是聆听和讨论某位成员的文章。与其说“使徒会”是学术讨论会，不如说是思想论坛，更像是挚友良朋之间的聚会，而非专题讨论。
“布卢姆斯伯里团体”就是从“使徒会”衍生而来的，它并非真正的团体，更不是正式的组织。布卢姆斯伯里其实是当时伦敦尤斯顿车站以南一个旧式地区的名字。高雅的广场周围是联排住宅，当时已是破旧不堪。住在这里不仅比在体面的肯辛顿区便宜，而且对于爱好冒险的年轻人来说，也少一些拘束和限制。1905年，戈登广场46号一幢四层楼的房子被斯蒂芬家的年轻人（索比和他的弟弟阿德里安，以及他们的妹妹弗吉尼亚和瓦妮莎）租下，从而成了“布卢姆斯伯里团体”的发源地。这是一群志趣相投的朋友形成的关系圈，起初大约十二三个人，后来发展成为划时代的文化标志。他们在周四晚间的“家中聚会”继承了“使徒会”的传统。成员们言辞直率坦白，甚至坦率到了令人惊讶的地步。他们就当时年轻人关注的各种话题展开讨论，尤其是关于性，甚至在女性面前也毫不例外。
第一章 “有信仰而无道德”（6）
凯恩斯经常参加聚会，尤其是他在印度部任职期间，从而可以有理由离开他在白厅的那个小公寓。此外，在重返剑桥任教之后，自1909年起，凯恩斯在布卢姆斯伯里的菲茨罗伊广场附近找了一处临时住所，在那里住了两三年。弗吉尼亚和阿德里安·斯蒂芬就住在仅隔两三家的地方，新婚的克莱夫和瓦妮莎·贝尔仍住在戈登广场。凯恩斯后来与弗吉尼亚和阿德里安在布伦瑞克广场附近合租了一所房子。此举在弗吉尼亚那些对她颇为关心的朋友眼中，简直有些离经叛道，因为住在同一屋檐下的不仅有凯恩斯和邓肯·格兰特，还有异性恋者伦纳德·吴尔夫，当然不久他就结婚了。在离开布伦瑞克广场后，凯恩斯在布卢姆斯伯里的几处住所短暂居住了一段时间。直到1916年，他从克莱夫和瓦妮莎手中租下了戈登广场46号，也就是十年前朋友们首次聚会畅谈的地方。戈登广场46号——布卢姆斯伯里团体的核心所在——自此成为凯恩斯在伦敦的住所，直到他去世为止。
从这个意义上讲，布卢姆斯伯里团体起初完全是个外来物。它将“使徒会”斯特雷奇和斯蒂芬圈中人的反叛气质传播到伦敦，才华横溢的女性成员的加入进一步壮大了队伍，其中，弗吉尼亚·吴尔夫最为著名。凯恩斯的朋友大多是同性恋者，但其中很少是厌恶女性者。他们很多是女性参政权的积极支持者。布卢姆斯伯里团体成员之间相互倾慕，这一点总是被人指摘。随着时间的推移，成员之间形成了很强的自我认同感，并且为成员们所取得的成就而深感自豪。这从他们的“回忆录聚会”便可见一斑。他们在聚会上轮流朗读文章，用只有长久的友谊才能体悟的语调和口吻，对只有圈内人才能领会的笑话自信不已，谈论着圈外人可能会误解的事物。
1938年“慕尼黑危机”即将爆发之际，凯恩斯在回忆录聚会上宣读了《我的早期信念》。在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