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经济学家的沉浮与回归：为什么是凯恩斯？ [3]
—这个年轻一代被教导要依赖的力量——无法再提供资源，无法再自我修正，也无法再应对自我引发的信心危机。媒体对于什么是或什么不是的热点问题给出了过于简化的视角。凯恩斯的名声在过去的30年间不断消退，但在不到30天的时间里， 这位已故经济学家却再次被发掘并恢复声誉。英国财政大臣阿利斯泰尔·达林很快在10月19日表示：“凯恩斯的绝大部分理论依然言之有理。”35那个星期的《时代》周刊也决定重新拿出尘封的1965年12月31日的封面故事《我们现在都是凯恩斯主义者》。在重新诠释这句话的同时，重新诠释了凯恩斯主义，但却几乎不需要多余的评论：“凯恩斯主义又回来了。”36
在如今的关键时刻，凯恩斯大起大落的声誉正需要历史学家和经济学家给出恰当的解释。并不存在永恒的“凯恩斯”，我们不能对其加以神化或妖魔化。相反，真实的凯恩斯思想势必会带上他所处时代的印记。他所提出的观点不仅针对即时的经济政策，也为理论经济学打下了基础。对凯恩斯的频繁误读，不仅来自他的反对者，也来自于宣称是他的忠实支持者。如果我们想了解凯恩斯理论的延续性，以及了解凯恩斯本人，就必须从他所处的时代和他的个人生活谈起。
第一章 “有信仰而无道德”（1）
凯恩斯出生于卡尔·马克思辞世的那一年。他的父亲是约翰·内维尔·凯恩斯，人们总以中名内维尔称呼他，这或许是因为凯恩斯的祖父也叫约翰的缘故（约翰是这个家族里一直颇受喜爱的名字）。内维尔的父亲是一个精明而充满活力的鳏夫，在索尔兹伯里拥有兴隆的园艺和贸易生意。1851年，农家女安娜·梅纳德·内维尔成为他的第二任妻子。次年，安娜生下一子，并以安娜的娘家姓为儿子取名为内维尔。之后，内维尔的长子于1883年6月5日出生，内维尔以安娜的中间名为儿子取名为约翰·梅纳德·凯恩斯。虽然按照当时的习惯，凯恩斯在作品中署名“凯恩斯”，但是家人和朋友都称他梅纳德。
内维尔·凯恩斯进入剑桥大学学习可谓是其人生中的一大步。他选择留在剑桥，对子女的成长有着重大的影响。内维尔对逻辑学和政治经济学兴趣浓厚，当时正值经济学成为专门性学科的时候，因此，他选择经济学作为自身的事业。芝加哥大学曾邀请内维尔去任教，但他写信拒绝了，并称“他离不开剑桥”。1如果他当时选择去芝加哥大学任教，年轻的凯恩斯或许会成为一名芝加哥学派的经济学家。
内维尔·凯恩斯是一个重视根源的人。他的家族信奉浸信会，而他妻子弗洛伦斯·埃达·布朗（两人在凯恩斯出生前一年结婚）的家族信奉公理会。他们不需要经常去教堂，因为他们深知自己在宗教上属于非正统派，这种传统可以追溯至奥利弗·克伦威尔（当然，他也是剑桥校友）时代。因此，在政治上，他们理所当然是自由党人。众所周知，正是自由党政府打破了英国国教对传统大学的垄断，从某种意义上讲，是将自由贸易原则运用到宗教和教育上。
弗洛伦斯22岁那年生下凯恩斯，她对凯恩斯一生有着积极的影响，这种影响一直持续到凯恩斯去世——她比儿子多活了12年。凯恩斯的母亲不愧是一位先驱，在古板、保守、由男性主导的剑桥积极参与公共事务，成为首位女性市政委员会议员，市政府参事和市长。在剑桥大学缓慢蜕下修道院的外壳，成为一所现代大学的过程中，她的事业轨迹和内维尔在学校行政事业中的发展并驾齐驱。市民与学人纷纷到他家拜访。凯恩斯日后向剑桥市捐赠了一座剧院，以此向双亲致敬。《和平的经济后果》出版后，弗洛伦斯开始养成了剪报的习惯，她将天资甚高的长子的事业进行了编年记录，收藏在她的剪贴簿里。凯恩斯的妹妹玛格丽特后来也效仿母亲，在地方政府积极参与进步运动。她的丈夫希尔是一位生理学家，于1922年获得诺贝尔奖。凯恩斯的弟弟——日后的杰弗里·凯恩斯爵士——则成为一名著名的外科医生和书志学家，而他的妻子玛格丽特·伊丽莎白·达尔文是查尔斯·达尔文（当然也来自剑桥）的孙女。凯恩斯家族是剑桥精英的一部分，在那个圈子里，每个人都彼此熟知。
凯恩斯成长在特权阶层，但这并非祖传，不属于英国国教派，也不拥有头衔和土地，不属于传统意义上的英国上层。相反，凯恩斯家族属于来自不同根源、拥有不同背景的知识贵族。弗洛伦斯和内维尔结交的朋友品格高尚、生活简朴，并且他们也是第一批获准在校外结婚和生活的学院导师。凯恩斯夫妇住在车站附近，在哈维路六号那栋宅子里一起度过了长达67年的婚姻生活。他们的餐厅里始终装饰着威廉·莫里斯优雅的壁纸。在60年间，凯恩斯总是尽可能腾出时间在星期天回家与二老共进午餐，父亲也总是喜欢在这个时候开一瓶上好的波尔多红酒。
第一章 “有信仰而无道德”（2）
“哈维路的文化前提”一词的广为流传得益于罗伊·哈罗德的传记作品。对于年轻的凯恩斯所成长的英国社会，它已经成为一个具有影响力的概括性词语。罗伊·哈罗德解释道：“革新要在稳定和具有公认价值观的社会框架下进行”，并认为“大英帝国的安全和良好秩序”是理所当然的，关键前提是“英国政府在过去以及在未来都将掌握在以劝导和说服为手段的知识贵族手中”。2虽然人们对这个观念经常过于按照字面理解，认为它是源于哈罗德的雄辩，但不难看出其中的真知灼见。尽管凯恩斯的性格不拘泥于常规旧习，有时难免因个人的聪慧而沾沾自喜，因而做出反传统智慧的事情，但他毕生却始终坚持通过周密的论证来推进制度改革。
凯恩斯父母很早便察觉出了幼年凯恩斯的聪慧机敏。他们送他进最好的私立学校：先是在剑桥，然后是伊顿公学，并在那获得了奖学金。在这所全国最有声望的学校里，奖学金对他而言并非用来缴付账单，更大的意义在于这是其出色学识的标志。从伊顿公学毕业后，凯恩斯很自然地回到剑桥，但他并未申请父亲曾任教的彭布罗克学院的教职，而是向国王学院提出申请。国王学院与伊顿公学一样，有着悠久的历史，都是亨利六世创立的。国王学院礼拜堂正对康河，是英国最著名的建筑之一，高耸的石质拱形天顶巧夺天工，与富于美感的外形相得益彰。即使不是出于宗教原因，凯恩斯也非常喜欢这座建筑，惊异于礼拜堂宽敞的空间感。日后他担任学院财务主管的时候，曾在一次场合中表示，这座建筑或许可以解决谷物期货过度投机的问题，现在正需要一个大仓库。
与父亲的事业轨迹一样，凯恩斯打算留在剑桥并成为一名经济学家。对他而言这一切都全不费力气。从各方面来看，这条事业之路似乎视野有限，几乎是注定无疑的，然而，这条路并非坦途。
尽管久闻其名，但美国总统罗纳德·里根却发现了一个令其困惑不解的事实——凯恩斯居然没有经济学学位。确实如此，凯恩斯在剑桥读的是数学，从艾萨克·牛顿时代以来，这一直是剑桥的强项。凯恩斯1905年如期参加学士学位考试，这项传统考试会对数学方面出类拔萃的竞争者进行排名，凯恩斯排名第12位。这一结果等同于其他学科的一级荣誉，从而使其在竞争者中名列前10%，当然，这也意味着在剑桥还有11位数学家比他做得更好。
同年晚些时候，凯恩斯毕业之后才开始研究经济学。当时经济学学士学位考试在经济学老前辈艾尔弗雷德·马歇尔教授（他的权威著作《经济学原理》多次再版）的努力下得以确立，仅仅不过三四年的历史。马歇尔和凯恩斯的父辈素有交情，准备亲自指导凯恩斯。这种个别督导是剑桥体系中的一项，每星期一小时，一共八个星期的指导，这就是凯恩斯所接受的唯一的正规经济学教育。但马歇尔对其印象深刻，他在一篇杂文中写道：“我相信你未来的事业绝非仅仅是个经济学家。”3
凯恩斯确如马歇尔所说，并未自此停步。但从马歇尔的奇特措辞中我们不难读出弦外之意。从严格的专业和学术意义上讲，凯恩斯不满足于仅仅成为一名经济学家。在剑桥，经济学源自伦理学学士学位考试，根植于哲学，凯恩斯对此颇感自豪。他日后写道，经济学家“必须是数学家、历史学家、政治家和哲学家”，必须“在了解符号的同时，善于言辞”。正是需要这样的天分，所以优秀的经济学家是少之又少。“经济学是一门简单的学科，但却鲜有人通晓！”4
第一章 “有信仰而无道德”（3）
此外，凯恩斯的确容易分心，因而无法专心当一名经济学家。从事业角度来看，1906年，他的主要目标是通过一年一度的考试，进入行政公职部门。这项考试测试范围广泛，竞争非常激烈。在伦敦进行的这次国家考试中，凯恩斯在逻辑学、心理学、英文论文及政治等科目中都拿到第一名，伦理和形而上哲学拿到第二名。令其不满的是其他科目的分数。他颇为不满地说：“真正的知识似乎是成功的绝对阻碍，我考得最差的两个科目正是我知识最扎实的科目——数学和经济学。”5结果，他的总成绩位列第二，仅次于来自牛津的劲敌奥托·尼迈耶。因而， 尼迈耶有权优先选择政府部门。很自然，尼迈耶选择了财政部，他在20世纪20年代成为财政部的高级官员，坚定地为财政部的正统学说辩护，以对抗这位剑桥经济学家——他20年前的手下败将——的早期攻势。
失去了宝贵的财政部岗位，凯恩斯选择了供职印度部。印度部位于白厅——政府行政部门所在地。凯恩斯资历虽浅，却过着行政级的公职生活，并被选拔接受培训，以期成为未来管理帝国的官员。他反感熬夜和早起，曾说：“我的蜡烛两头都保持完好。”6印度部早上11点到下午5点的作息制度令人轻松惬意，但也让凯恩斯感受不到丝毫成就感。
几乎是在不知不觉中，这份工作让凯恩斯获得了一项专门知识，令他受益匪浅。他出版的第一部著作《印度的货币与财政政策》（1913）便是他官方责任的成果。由于职务所需，凯恩斯必须了解在英国统治时期强制执行的国际金本位制对印度历史上的银本位制有怎样微妙而错综复杂的影响。在美国，这项议题在19世纪90年代的复本位制论战中备受关注，威廉·詹宁斯·布赖恩当时大声疾呼：“不要将人类钉死在黄金的十字架上。”7在英国，复本位制所引起的论战远非这般波涛汹涌，只是起起落落，时有时无，几乎没有人对此感兴趣。第一次世界大战导致了金本位制的中止，而在这之前金本位制一直被认为是理所当然的制度，尤其是对金本位制一无所知的人们而言更是如此。但这时，凯恩斯已通过个案研究发现了金本位制潜在的不良影响。研究结果改变
在如今的关键时刻，凯恩斯大起大落的声誉正需要历史学家和经济学家给出恰当的解释。并不存在永恒的“凯恩斯”，我们不能对其加以神化或妖魔化。相反，真实的凯恩斯思想势必会带上他所处时代的印记。他所提出的观点不仅针对即时的经济政策，也为理论经济学打下了基础。对凯恩斯的频繁误读，不仅来自他的反对者，也来自于宣称是他的忠实支持者。如果我们想了解凯恩斯理论的延续性，以及了解凯恩斯本人，就必须从他所处的时代和他的个人生活谈起。
第一章 “有信仰而无道德”（1）
凯恩斯出生于卡尔·马克思辞世的那一年。他的父亲是约翰·内维尔·凯恩斯，人们总以中名内维尔称呼他，这或许是因为凯恩斯的祖父也叫约翰的缘故（约翰是这个家族里一直颇受喜爱的名字）。内维尔的父亲是一个精明而充满活力的鳏夫，在索尔兹伯里拥有兴隆的园艺和贸易生意。1851年，农家女安娜·梅纳德·内维尔成为他的第二任妻子。次年，安娜生下一子，并以安娜的娘家姓为儿子取名为内维尔。之后，内维尔的长子于1883年6月5日出生，内维尔以安娜的中间名为儿子取名为约翰·梅纳德·凯恩斯。虽然按照当时的习惯，凯恩斯在作品中署名“凯恩斯”，但是家人和朋友都称他梅纳德。
内维尔·凯恩斯进入剑桥大学学习可谓是其人生中的一大步。他选择留在剑桥，对子女的成长有着重大的影响。内维尔对逻辑学和政治经济学兴趣浓厚，当时正值经济学成为专门性学科的时候，因此，他选择经济学作为自身的事业。芝加哥大学曾邀请内维尔去任教，但他写信拒绝了，并称“他离不开剑桥”。1如果他当时选择去芝加哥大学任教，年轻的凯恩斯或许会成为一名芝加哥学派的经济学家。
内维尔·凯恩斯是一个重视根源的人。他的家族信奉浸信会，而他妻子弗洛伦斯·埃达·布朗（两人在凯恩斯出生前一年结婚）的家族信奉公理会。他们不需要经常去教堂，因为他们深知自己在宗教上属于非正统派，这种传统可以追溯至奥利弗·克伦威尔（当然，他也是剑桥校友）时代。因此，在政治上，他们理所当然是自由党人。众所周知，正是自由党政府打破了英国国教对传统大学的垄断，从某种意义上讲，是将自由贸易原则运用到宗教和教育上。
弗洛伦斯22岁那年生下凯恩斯，她对凯恩斯一生有着积极的影响，这种影响一直持续到凯恩斯去世——她比儿子多活了12年。凯恩斯的母亲不愧是一位先驱，在古板、保守、由男性主导的剑桥积极参与公共事务，成为首位女性市政委员会议员，市政府参事和市长。在剑桥大学缓慢蜕下修道院的外壳，成为一所现代大学的过程中，她的事业轨迹和内维尔在学校行政事业中的发展并驾齐驱。市民与学人纷纷到他家拜访。凯恩斯日后向剑桥市捐赠了一座剧院，以此向双亲致敬。《和平的经济后果》出版后，弗洛伦斯开始养成了剪报的习惯，她将天资甚高的长子的事业进行了编年记录，收藏在她的剪贴簿里。凯恩斯的妹妹玛格丽特后来也效仿母亲，在地方政府积极参与进步运动。她的丈夫希尔是一位生理学家，于1922年获得诺贝尔奖。凯恩斯的弟弟——日后的杰弗里·凯恩斯爵士——则成为一名著名的外科医生和书志学家，而他的妻子玛格丽特·伊丽莎白·达尔文是查尔斯·达尔文（当然也来自剑桥）的孙女。凯恩斯家族是剑桥精英的一部分，在那个圈子里，每个人都彼此熟知。
凯恩斯成长在特权阶层，但这并非祖传，不属于英国国教派，也不拥有头衔和土地，不属于传统意义上的英国上层。相反，凯恩斯家族属于来自不同根源、拥有不同背景的知识贵族。弗洛伦斯和内维尔结交的朋友品格高尚、生活简朴，并且他们也是第一批获准在校外结婚和生活的学院导师。凯恩斯夫妇住在车站附近，在哈维路六号那栋宅子里一起度过了长达67年的婚姻生活。他们的餐厅里始终装饰着威廉·莫里斯优雅的壁纸。在60年间，凯恩斯总是尽可能腾出时间在星期天回家与二老共进午餐，父亲也总是喜欢在这个时候开一瓶上好的波尔多红酒。
第一章 “有信仰而无道德”（2）
“哈维路的文化前提”一词的广为流传得益于罗伊·哈罗德的传记作品。对于年轻的凯恩斯所成长的英国社会，它已经成为一个具有影响力的概括性词语。罗伊·哈罗德解释道：“革新要在稳定和具有公认价值观的社会框架下进行”，并认为“大英帝国的安全和良好秩序”是理所当然的，关键前提是“英国政府在过去以及在未来都将掌握在以劝导和说服为手段的知识贵族手中”。2虽然人们对这个观念经常过于按照字面理解，认为它是源于哈罗德的雄辩，但不难看出其中的真知灼见。尽管凯恩斯的性格不拘泥于常规旧习，有时难免因个人的聪慧而沾沾自喜，因而做出反传统智慧的事情，但他毕生却始终坚持通过周密的论证来推进制度改革。
凯恩斯父母很早便察觉出了幼年凯恩斯的聪慧机敏。他们送他进最好的私立学校：先是在剑桥，然后是伊顿公学，并在那获得了奖学金。在这所全国最有声望的学校里，奖学金对他而言并非用来缴付账单，更大的意义在于这是其出色学识的标志。从伊顿公学毕业后，凯恩斯很自然地回到剑桥，但他并未申请父亲曾任教的彭布罗克学院的教职，而是向国王学院提出申请。国王学院与伊顿公学一样，有着悠久的历史，都是亨利六世创立的。国王学院礼拜堂正对康河，是英国最著名的建筑之一，高耸的石质拱形天顶巧夺天工，与富于美感的外形相得益彰。即使不是出于宗教原因，凯恩斯也非常喜欢这座建筑，惊异于礼拜堂宽敞的空间感。日后他担任学院财务主管的时候，曾在一次场合中表示，这座建筑或许可以解决谷物期货过度投机的问题，现在正需要一个大仓库。
与父亲的事业轨迹一样，凯恩斯打算留在剑桥并成为一名经济学家。对他而言这一切都全不费力气。从各方面来看，这条事业之路似乎视野有限，几乎是注定无疑的，然而，这条路并非坦途。
尽管久闻其名，但美国总统罗纳德·里根却发现了一个令其困惑不解的事实——凯恩斯居然没有经济学学位。确实如此，凯恩斯在剑桥读的是数学，从艾萨克·牛顿时代以来，这一直是剑桥的强项。凯恩斯1905年如期参加学士学位考试，这项传统考试会对数学方面出类拔萃的竞争者进行排名，凯恩斯排名第12位。这一结果等同于其他学科的一级荣誉，从而使其在竞争者中名列前10%，当然，这也意味着在剑桥还有11位数学家比他做得更好。
同年晚些时候，凯恩斯毕业之后才开始研究经济学。当时经济学学士学位考试在经济学老前辈艾尔弗雷德·马歇尔教授（他的权威著作《经济学原理》多次再版）的努力下得以确立，仅仅不过三四年的历史。马歇尔和凯恩斯的父辈素有交情，准备亲自指导凯恩斯。这种个别督导是剑桥体系中的一项，每星期一小时，一共八个星期的指导，这就是凯恩斯所接受的唯一的正规经济学教育。但马歇尔对其印象深刻，他在一篇杂文中写道：“我相信你未来的事业绝非仅仅是个经济学家。”3
凯恩斯确如马歇尔所说，并未自此停步。但从马歇尔的奇特措辞中我们不难读出弦外之意。从严格的专业和学术意义上讲，凯恩斯不满足于仅仅成为一名经济学家。在剑桥，经济学源自伦理学学士学位考试，根植于哲学，凯恩斯对此颇感自豪。他日后写道，经济学家“必须是数学家、历史学家、政治家和哲学家”，必须“在了解符号的同时，善于言辞”。正是需要这样的天分，所以优秀的经济学家是少之又少。“经济学是一门简单的学科，但却鲜有人通晓！”4
第一章 “有信仰而无道德”（3）
此外，凯恩斯的确容易分心，因而无法专心当一名经济学家。从事业角度来看，1906年，他的主要目标是通过一年一度的考试，进入行政公职部门。这项考试测试范围广泛，竞争非常激烈。在伦敦进行的这次国家考试中，凯恩斯在逻辑学、心理学、英文论文及政治等科目中都拿到第一名，伦理和形而上哲学拿到第二名。令其不满的是其他科目的分数。他颇为不满地说：“真正的知识似乎是成功的绝对阻碍，我考得最差的两个科目正是我知识最扎实的科目——数学和经济学。”5结果，他的总成绩位列第二，仅次于来自牛津的劲敌奥托·尼迈耶。因而， 尼迈耶有权优先选择政府部门。很自然，尼迈耶选择了财政部，他在20世纪20年代成为财政部的高级官员，坚定地为财政部的正统学说辩护，以对抗这位剑桥经济学家——他20年前的手下败将——的早期攻势。
失去了宝贵的财政部岗位，凯恩斯选择了供职印度部。印度部位于白厅——政府行政部门所在地。凯恩斯资历虽浅，却过着行政级的公职生活，并被选拔接受培训，以期成为未来管理帝国的官员。他反感熬夜和早起，曾说：“我的蜡烛两头都保持完好。”6印度部早上11点到下午5点的作息制度令人轻松惬意，但也让凯恩斯感受不到丝毫成就感。
几乎是在不知不觉中，这份工作让凯恩斯获得了一项专门知识，令他受益匪浅。他出版的第一部著作《印度的货币与财政政策》（1913）便是他官方责任的成果。由于职务所需，凯恩斯必须了解在英国统治时期强制执行的国际金本位制对印度历史上的银本位制有怎样微妙而错综复杂的影响。在美国，这项议题在19世纪90年代的复本位制论战中备受关注，威廉·詹宁斯·布赖恩当时大声疾呼：“不要将人类钉死在黄金的十字架上。”7在英国，复本位制所引起的论战远非这般波涛汹涌，只是起起落落，时有时无，几乎没有人对此感兴趣。第一次世界大战导致了金本位制的中止，而在这之前金本位制一直被认为是理所当然的制度，尤其是对金本位制一无所知的人们而言更是如此。但这时，凯恩斯已通过个案研究发现了金本位制潜在的不良影响。研究结果改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