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经济学家的沉浮与回归：为什么是凯恩斯？ [2]
方面实行战时经济政策，但另一方面却又否认战争的代价。尽管如此，美国20世纪60年代的繁荣还是选择凯恩斯做它的守护神，这样做的原因极有可能是：只有入土为安，才能封为圣徒。或者，可能如《通论》最后几页提到的观念，而因为时间的错位，这些观念在作者死后才得以印证。其中著名的主张——我们不知不觉成为“已故的经济学家或学院文人的奴隶”——或者也可以这样解释：“我们在25岁或30岁之后就很难受到新理论的影响”，因此，当新观念成为主流的时候，“也就不可能是最新的观念了”。20
1965年年末，《时代》周刊的封面故事给出了一句脍炙人口的话：“我们现在都是凯恩斯主义者。”封面故事鲜明而亲切地使读者确信观念具有强大的力量，除了观念，几乎没有什么可以主宰这个世界，正如凯恩斯30年前所提出的主张那样。“现在，凯恩斯以及他的观念已经获得广泛认同，尽管它还会让一些人感到不安，却已经成为高等学府中新的正统学说、华盛顿经济管理的试金石。”不仅是经济顾问委员会赫勒的继任者如是说，就连1964年竞选失败的共和党总统候选人巴里·戈德华特的经济顾问也曾表达过类似的观点。而这位经济顾问并非他人，他正是芝加哥大学的米尔顿·弗里德曼教授——美国国内居领导地位的保守派经济学家，而那个“我们现在都是凯恩斯主义者”21的标题句也正出自他口。
前言 大起大落的声誉（7）
事实上，这句话出自何人之口还有待查询——宛如流浪的迷失之犬，只要有人伸出手来便会上前示好。弗里德曼并不急于声称此话出自他口，相反，他给这句显然是即席的评论作出了注解：“从某种意义上讲，我们现在都是凯恩斯主义者；而从另一种意义上讲，人们已不再是凯恩斯主义者。”22于是，这只孤独的猎犬在找到主人之前还要继续几年没有归属的日子，到那时它的狗牌才能刻上恰当而难忘的名字。
因此，当共和党总统不得不扮演这个分派给他的角色时，凯恩斯的政治影响力也达到了顶峰。理查德·尼克松入主白宫几年后，为了应对持续上升的失业率，着手拟定1971—1972年度预算，试图通过预算赤字刺激美国经济。尼克松将其想法公之于众，在美国广播公司的演播室里，总统接受访谈后向一位评论员表示，“现在，我在经济上是个凯恩斯主义者”。23尽管尼克松在政治上向来不以善于言辞著称，但却因这句话被误认为是“我们现在都是凯恩斯主义者”的原创者，这句话也成为一个时代的标志。
* * *
傲慢之言一出，一切便一目了然。20世纪70年代的历史表明，经济的困难引发了广泛的质疑——凯恩斯主义在充分就业的状况下，是否是真正神奇的百宝箱，为经济的运行提供保障。凯恩斯死后，与他的名字紧密联系在一起的财政政策，以政府征税和支出能力为中心的种种做法，现在却饱受嘲弄。取而代之的是通过货币政策寻求解决方案，将重点放在信贷供给和利率上。无论是分析还是政策的重点，这都是明确的转变。这些议题引发了广泛的争议，其中一个值得注意的方面是，这些论点的个人化达到了什么程度？
说到可以与凯恩斯匹敌的人，非米尔顿·弗里德曼莫属。事实上，弗里德曼的声望源自他始终站在凯恩斯的对立面，因此，他处处尽可能削弱凯恩斯的声望和影响，这一点并不符合常情。如果学院派经济学家被问到谁是20世纪经济学科里可以与凯恩斯相提并论的人物，他们通常会提到“创造性毁灭”理论的提出者熊彼特，或是对市场判断有着敏锐直觉的哈耶克。弗里德曼与凯恩斯的共同点在于，他们都是根据个人思想体系的立场提出经济纲领的政治家。不同的是，凯恩斯是先通过公共讨论来提出议题，而后才在《通论》里表达个人立场；而弗里德曼遵循的是更为传统的研究路线。他学识渊博，出版了关于货币政策的高度浓缩的著作。直到思潮得以转变的时候，才出现了大量弗里德曼的追随者，他作为“芝加哥学派”的头面人物也受到了媒体的广泛青睐。
1967年12月，弗里德曼在华盛顿发表的关于货币政策的演说是具有里程碑意义的事件。他向美国经济协会作了主席发言，这说明他的专业地位已经得到充分认可，但针对“货币主义”运行原则的概念他并没有进行充分阐述，大部分篇幅主要是警示货币政策不能做什么，在演说行将结束的时候，他才提及货币政策能做什么。他的最后忠告是，政府不要试图控制就业水平，应将注意力放在控制货币供给的手段上。我们或许会惊讶于弗里德曼论证过程的谨慎和小心，但对于台下与会的教授们而言，他的用意显而易见——那就是“颠覆凯恩斯的关键理论命题，也就是说甚至在一个弹性价格的世界里，充分的就业平衡或许也是不存在的”。24
前言 大起大落的声誉（8）
弗里德曼与凯恩斯之间总是针锋相对，无论其理论，还是实际的政策选择，两人都站在对立面。虽然两人都备受追捧，但立场却截然相反。《时代》周刊1969年评论道：“多年来，米尔顿·弗里德曼是美国经济学界杰出的反对偶像崇拜的斗士，他的标新立异一方面饱受嘲弄，同时却也赢得了尊崇。”当时，尼克松正听取芝加哥学派的意见，弗里德曼正是该学派的领军人物，他曾直言不讳地这样评论道：“凯恩斯经济学理念不管用了，但没有什么比正视那些威胁既成观念的事实更困难的了。”25凯恩斯当年也不乏此类感慨。尽管弗里德曼必须忍受尼克松1970年初期的背弃，但1976年弗里德曼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的时候，各种趋势表明货币学派已占上风，这已经是毋庸置疑了。
在英国，撒切尔主义的新政治经济政策以货币主义学说和财政控制准则为核心。这显然是针对20世纪70年代不断上升的失业率和通货膨胀所作出的回应，而这两种情形的并发犹如噩梦，是那些自称凯恩斯主义者所无法解释的，补救办法更是乏善可陈。在英国新闻界，反对凯恩斯主义的声音从《金融时报》塞缪尔·布里坦和《泰晤士报》彼得·杰伊主持的专栏中可见一斑，这两个专栏都拥有众多读者。工党政府的财政大臣丹尼斯·希利对下属官员的心态愤怒不已：“1974年，整个财政部都受制于最伟大的学院文人，他就是梅纳德·凯恩斯。”26无独有偶，1975年，金融评论家蒂姆·康登在《遭遇》杂志发表的文章中也表达了这样的失落：“在经济学界，能与各方对抗较量、令人尊敬的勇士依旧是约翰·梅纳德·凯恩斯。对于凯恩斯的引用，无论是多么微不足道，都足以让对手哑口无言。”27
之后，此景不再。撒切尔最亲密的顾问团说出了这句简单的口号：“凯恩斯已死。”
后来成为财政大臣的奈杰尔·劳森这样解释道：“在宏观经济学层面，我们采用的是货币主义，与所谓的凯恩斯主义全然不同，尽管后者实际上是对凯恩斯本人主张的曲解和误用。”28 批评的目标实为“主义”，而非凯恩斯本人。
撒切尔也说过同样的话，只不过立场更鲜明。她在1979年的一次访谈中说道：“不，不，不，我认为凯恩斯主义恐怕已经失控，与凯恩斯本人的思想几乎全然不同。”29这一观点并非偶然为之，在之后的若干场合，她都不止一次轻松地提及这一主题。在1984年一次党大会的演说中，她解释国家何以在1945年之后一直走下坡路，她尤为留意没有将此归咎于个人。她不无认同地说道：“凯恩斯的调查给出了诊断，他的主张在1944年的就业白皮书中得到充分呈现。我当时就买了这本书，并且现在还依然留存着。”30为了避免有人要她拿出这本“古老纪念”，她那著名的大手提袋始终做好了准备。隔年，在某个场合中她说道：“我经常引用凯恩斯，是因为凯恩斯是最常被错误引用的人。”31相比之下，撒切尔当政期间回避对弗里德曼主张的支持，这可能是因为在20世纪70年代，弗里德曼的“自由就业率”概念具有政治敏感性，也可能是因为20世纪80年代他曾对撒切尔政府的货币策略提出批评。在1982年的一次访谈中，撒切尔曾轻率地说：“货币政策的历史就像金钱一样久远。”32
前言 大起大落的声誉（9）
无论浮沉，凯恩斯是不会倒下的。在20世纪70年代，他的名字出现在《纽约时报》上超过499次，80年代亦然，超过了50年代和60年代的数字。在凯恩斯思想不被接受的年代，当对手提及他的名字的时候，也多少带着恭维和赞赏。正当撒切尔主义在英国摒弃凯恩斯主张的时候，1980年罗纳德·里根的当选却为美国带来了新的经济政策。
对于已经习惯凯恩斯和弗里德曼对立模式的人，这一新情况令他们困惑不已。弗里德曼在里根当选两年后这样评论道：“说辞是货币主义，但做法却不是。”33与撒切尔主义形成对比的是，“里根经济学”对预算赤字更为容忍，而这似乎就是英国的凯恩斯主义饱受批评之所在，认为在过去的艰难时光中过于恣意放纵。扩大预算赤字的理由是减税本身可以为政府增加税收，因为减税可以带来经济增长，从而增加税收。这一所谓的良性循环实际上是对凯恩斯主义的曲解。当然，这一乐观考虑是基于供给面的积极回应。实际上，政府税收不会有任何变化，反倒会导致持续的赤字。
笃信市场的万能功效变为了宏大故事，成为当时的主导叙事。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来，历史性的高增长不可避免地滋生了一种自满风气，因而过去50年间的主导论点已无人问津。市场在政府提供的框架下寻求稳定，这样的说法已经完全被颠覆。在一个管制解除、外包和私有化的时代里，市场模式逐渐成为政府的样板。在里根划时代的法则中，政府无法提供解决方案，相反，它却成为问题本身。
在过去的30年间，凯恩斯的名字已经失去光彩，这一点毫不令人意外。然而，担任工党财政大臣的戈登·布朗仍旧采用凯恩斯的理念部署经济策略，并以此指责撒切尔时代的历任财政大臣。在布朗看来，劳森的错误在于“他排斥70年代不够精细的凯恩斯理论的同时，也一并摒弃了凯恩斯的一切方法，而其实真正的挑战是如何诠释凯恩斯对于现代世界所持的真知灼见”。34
虽然凯恩斯并没有被完全遗忘，但他的确被边缘化了。凯恩斯未免弄巧成拙，宣扬那些多余的荒诞不经的补救措施——如果市场不受限制，从而得以充分发挥其影响力，那么经济自然就会好转，从而自愈。他的思想被贬低为“萧条经济学”，在一个萧条不再的世界里，显得离题甚远。
然后出现了2008年的大崩盘。令人费解的是，市场力量—
1965年年末，《时代》周刊的封面故事给出了一句脍炙人口的话：“我们现在都是凯恩斯主义者。”封面故事鲜明而亲切地使读者确信观念具有强大的力量，除了观念，几乎没有什么可以主宰这个世界，正如凯恩斯30年前所提出的主张那样。“现在，凯恩斯以及他的观念已经获得广泛认同，尽管它还会让一些人感到不安，却已经成为高等学府中新的正统学说、华盛顿经济管理的试金石。”不仅是经济顾问委员会赫勒的继任者如是说，就连1964年竞选失败的共和党总统候选人巴里·戈德华特的经济顾问也曾表达过类似的观点。而这位经济顾问并非他人，他正是芝加哥大学的米尔顿·弗里德曼教授——美国国内居领导地位的保守派经济学家，而那个“我们现在都是凯恩斯主义者”21的标题句也正出自他口。
前言 大起大落的声誉（7）
事实上，这句话出自何人之口还有待查询——宛如流浪的迷失之犬，只要有人伸出手来便会上前示好。弗里德曼并不急于声称此话出自他口，相反，他给这句显然是即席的评论作出了注解：“从某种意义上讲，我们现在都是凯恩斯主义者；而从另一种意义上讲，人们已不再是凯恩斯主义者。”22于是，这只孤独的猎犬在找到主人之前还要继续几年没有归属的日子，到那时它的狗牌才能刻上恰当而难忘的名字。
因此，当共和党总统不得不扮演这个分派给他的角色时，凯恩斯的政治影响力也达到了顶峰。理查德·尼克松入主白宫几年后，为了应对持续上升的失业率，着手拟定1971—1972年度预算，试图通过预算赤字刺激美国经济。尼克松将其想法公之于众，在美国广播公司的演播室里，总统接受访谈后向一位评论员表示，“现在，我在经济上是个凯恩斯主义者”。23尽管尼克松在政治上向来不以善于言辞著称，但却因这句话被误认为是“我们现在都是凯恩斯主义者”的原创者，这句话也成为一个时代的标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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傲慢之言一出，一切便一目了然。20世纪70年代的历史表明，经济的困难引发了广泛的质疑——凯恩斯主义在充分就业的状况下，是否是真正神奇的百宝箱，为经济的运行提供保障。凯恩斯死后，与他的名字紧密联系在一起的财政政策，以政府征税和支出能力为中心的种种做法，现在却饱受嘲弄。取而代之的是通过货币政策寻求解决方案，将重点放在信贷供给和利率上。无论是分析还是政策的重点，这都是明确的转变。这些议题引发了广泛的争议，其中一个值得注意的方面是，这些论点的个人化达到了什么程度？
说到可以与凯恩斯匹敌的人，非米尔顿·弗里德曼莫属。事实上，弗里德曼的声望源自他始终站在凯恩斯的对立面，因此，他处处尽可能削弱凯恩斯的声望和影响，这一点并不符合常情。如果学院派经济学家被问到谁是20世纪经济学科里可以与凯恩斯相提并论的人物，他们通常会提到“创造性毁灭”理论的提出者熊彼特，或是对市场判断有着敏锐直觉的哈耶克。弗里德曼与凯恩斯的共同点在于，他们都是根据个人思想体系的立场提出经济纲领的政治家。不同的是，凯恩斯是先通过公共讨论来提出议题，而后才在《通论》里表达个人立场；而弗里德曼遵循的是更为传统的研究路线。他学识渊博，出版了关于货币政策的高度浓缩的著作。直到思潮得以转变的时候，才出现了大量弗里德曼的追随者，他作为“芝加哥学派”的头面人物也受到了媒体的广泛青睐。
1967年12月，弗里德曼在华盛顿发表的关于货币政策的演说是具有里程碑意义的事件。他向美国经济协会作了主席发言，这说明他的专业地位已经得到充分认可，但针对“货币主义”运行原则的概念他并没有进行充分阐述，大部分篇幅主要是警示货币政策不能做什么，在演说行将结束的时候，他才提及货币政策能做什么。他的最后忠告是，政府不要试图控制就业水平，应将注意力放在控制货币供给的手段上。我们或许会惊讶于弗里德曼论证过程的谨慎和小心，但对于台下与会的教授们而言，他的用意显而易见——那就是“颠覆凯恩斯的关键理论命题，也就是说甚至在一个弹性价格的世界里，充分的就业平衡或许也是不存在的”。24
前言 大起大落的声誉（8）
弗里德曼与凯恩斯之间总是针锋相对，无论其理论，还是实际的政策选择，两人都站在对立面。虽然两人都备受追捧，但立场却截然相反。《时代》周刊1969年评论道：“多年来，米尔顿·弗里德曼是美国经济学界杰出的反对偶像崇拜的斗士，他的标新立异一方面饱受嘲弄，同时却也赢得了尊崇。”当时，尼克松正听取芝加哥学派的意见，弗里德曼正是该学派的领军人物，他曾直言不讳地这样评论道：“凯恩斯经济学理念不管用了，但没有什么比正视那些威胁既成观念的事实更困难的了。”25凯恩斯当年也不乏此类感慨。尽管弗里德曼必须忍受尼克松1970年初期的背弃，但1976年弗里德曼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的时候，各种趋势表明货币学派已占上风，这已经是毋庸置疑了。
在英国，撒切尔主义的新政治经济政策以货币主义学说和财政控制准则为核心。这显然是针对20世纪70年代不断上升的失业率和通货膨胀所作出的回应，而这两种情形的并发犹如噩梦，是那些自称凯恩斯主义者所无法解释的，补救办法更是乏善可陈。在英国新闻界，反对凯恩斯主义的声音从《金融时报》塞缪尔·布里坦和《泰晤士报》彼得·杰伊主持的专栏中可见一斑，这两个专栏都拥有众多读者。工党政府的财政大臣丹尼斯·希利对下属官员的心态愤怒不已：“1974年，整个财政部都受制于最伟大的学院文人，他就是梅纳德·凯恩斯。”26无独有偶，1975年，金融评论家蒂姆·康登在《遭遇》杂志发表的文章中也表达了这样的失落：“在经济学界，能与各方对抗较量、令人尊敬的勇士依旧是约翰·梅纳德·凯恩斯。对于凯恩斯的引用，无论是多么微不足道，都足以让对手哑口无言。”27
之后，此景不再。撒切尔最亲密的顾问团说出了这句简单的口号：“凯恩斯已死。”
后来成为财政大臣的奈杰尔·劳森这样解释道：“在宏观经济学层面，我们采用的是货币主义，与所谓的凯恩斯主义全然不同，尽管后者实际上是对凯恩斯本人主张的曲解和误用。”28 批评的目标实为“主义”，而非凯恩斯本人。
撒切尔也说过同样的话，只不过立场更鲜明。她在1979年的一次访谈中说道：“不，不，不，我认为凯恩斯主义恐怕已经失控，与凯恩斯本人的思想几乎全然不同。”29这一观点并非偶然为之，在之后的若干场合，她都不止一次轻松地提及这一主题。在1984年一次党大会的演说中，她解释国家何以在1945年之后一直走下坡路，她尤为留意没有将此归咎于个人。她不无认同地说道：“凯恩斯的调查给出了诊断，他的主张在1944年的就业白皮书中得到充分呈现。我当时就买了这本书，并且现在还依然留存着。”30为了避免有人要她拿出这本“古老纪念”，她那著名的大手提袋始终做好了准备。隔年，在某个场合中她说道：“我经常引用凯恩斯，是因为凯恩斯是最常被错误引用的人。”31相比之下，撒切尔当政期间回避对弗里德曼主张的支持，这可能是因为在20世纪70年代，弗里德曼的“自由就业率”概念具有政治敏感性，也可能是因为20世纪80年代他曾对撒切尔政府的货币策略提出批评。在1982年的一次访谈中，撒切尔曾轻率地说：“货币政策的历史就像金钱一样久远。”32
前言 大起大落的声誉（9）
无论浮沉，凯恩斯是不会倒下的。在20世纪70年代，他的名字出现在《纽约时报》上超过499次，80年代亦然，超过了50年代和60年代的数字。在凯恩斯思想不被接受的年代，当对手提及他的名字的时候，也多少带着恭维和赞赏。正当撒切尔主义在英国摒弃凯恩斯主张的时候，1980年罗纳德·里根的当选却为美国带来了新的经济政策。
对于已经习惯凯恩斯和弗里德曼对立模式的人，这一新情况令他们困惑不已。弗里德曼在里根当选两年后这样评论道：“说辞是货币主义，但做法却不是。”33与撒切尔主义形成对比的是，“里根经济学”对预算赤字更为容忍，而这似乎就是英国的凯恩斯主义饱受批评之所在，认为在过去的艰难时光中过于恣意放纵。扩大预算赤字的理由是减税本身可以为政府增加税收，因为减税可以带来经济增长，从而增加税收。这一所谓的良性循环实际上是对凯恩斯主义的曲解。当然，这一乐观考虑是基于供给面的积极回应。实际上，政府税收不会有任何变化，反倒会导致持续的赤字。
笃信市场的万能功效变为了宏大故事，成为当时的主导叙事。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来，历史性的高增长不可避免地滋生了一种自满风气，因而过去50年间的主导论点已无人问津。市场在政府提供的框架下寻求稳定，这样的说法已经完全被颠覆。在一个管制解除、外包和私有化的时代里，市场模式逐渐成为政府的样板。在里根划时代的法则中，政府无法提供解决方案，相反，它却成为问题本身。
在过去的30年间，凯恩斯的名字已经失去光彩，这一点毫不令人意外。然而，担任工党财政大臣的戈登·布朗仍旧采用凯恩斯的理念部署经济策略，并以此指责撒切尔时代的历任财政大臣。在布朗看来，劳森的错误在于“他排斥70年代不够精细的凯恩斯理论的同时，也一并摒弃了凯恩斯的一切方法，而其实真正的挑战是如何诠释凯恩斯对于现代世界所持的真知灼见”。34
虽然凯恩斯并没有被完全遗忘，但他的确被边缘化了。凯恩斯未免弄巧成拙，宣扬那些多余的荒诞不经的补救措施——如果市场不受限制，从而得以充分发挥其影响力，那么经济自然就会好转，从而自愈。他的思想被贬低为“萧条经济学”，在一个萧条不再的世界里，显得离题甚远。
然后出现了2008年的大崩盘。令人费解的是，市场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