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经济学家的沉浮与回归：为什么是凯恩斯？ [1]
久所未闻了。”凯恩斯立即发表文章，此文被各家报纸广泛刊登，他认为罗斯福“在两个水火不相容的政策之间，漂亮果断地作出了正确的决策”。8
凯恩斯的名字和新政紧密地连在一起，这一点毫不令人意外。在《纽约时报》上，他的名字在20世纪30年代被提到近400次，20世纪40年代被提到近500次。对于他的报道并非总是溢美之词，亦有意识形态反对者指责他是所谓施行社会主义实验的邪恶天才。凯恩斯在一封写给总统的公开信中作出了回应，这封信刊登在了1933年岁末的《纽约时报》上。他在信中说：“每个国家都想通过现存的社会体系进行理性的实验，以挽救这种糟糕的状况。而你便是这些人可以仰赖的对象。如果你失败了，世界范围内的理性变革都将遭受严重打击，正统派和革新派之间将会爆发战争。”9
前言 大起大落的声誉（4）
奇怪的是，与本国的经济政策讨论相比，凯恩斯在20世纪30年代针对美国经济政策的思考不仅更接近核心，而且也比任何美国经济学家更切中要害。这倒不是因为美国大学缺乏知名的理论经济学家，也不是因为这些学者的资历逊于凯恩斯。事实恰恰相反。到1936年，凯恩斯出版《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通常简称为《通论》）时，和国际同行重量级的学术成果相比，他的成就实在显得单薄而寡少。关于这个问题本书将另作解释。
以与凯恩斯同年生的一位杰出经济学家约瑟夫·熊彼特为例，他以影响深远的“创造性破坏”概念而著称，他认为这是资本主义得以自我更新的手段。20世纪30年代，熊彼特执教于哈佛大学，但他的学生似乎对遥远的剑桥大学教授凯恩斯对理论的深刻见解更感兴趣。《通论》的一个影响是，它的出版众所瞩目，不只是在剑桥，甚至连哈佛大学熊彼特的弟子也加入了争相购买的行列。熊彼特称《通论》是“为一项明确政策的辩护。字里行间渗透着对分析者的影响，试图构架他的假设，掌控他的思想”。10
这对于充满渴望的学生无法构成任何障碍，他们对令人振奋的新学说如饥似渴。年轻的哈佛经济学家加尔布雷斯后来评述道：“如同《圣经》和马克思，晦涩引发抽象的辩论。”11正是这一原因导致了1939年的那幕悲惨情景。当时熊彼特出版了他的两卷本学术著作《商业循环》，长达1?095页。在哈佛大学，他本人忠诚的学生们组织了针对此书的特别研讨会，但结果却说明他们或许不够忠诚。当研讨会开始时，一个可怕的事实是没有人读过《商业循环》；更糟的是，他们却都读过《通论》；最为糟糕的是，整个讨论会大家都在谈论凯恩斯，而非熊彼特。
的确，凯恩斯的思想广受欢迎，我们需要加以了解的是与外在环境有关的一部分，而这个环境必然会将布卢姆斯伯里囊括其中。布卢姆斯伯里是伦敦的一个区，已成为文化环境的代名词，而凯恩斯当时便活跃其中。众所周知，他一生和利顿·斯特雷奇过从甚密。利顿·斯特雷奇于1918年完成了《维多利亚女王时代四名人传》，这一打破传统的作品如暴风雨般震撼了整个文坛。当然，凯恩斯和斯特雷奇的关系到后来才为人所知。此外，他的朋友还有两位著名的小说家：福斯特和弗吉尼亚·吴尔夫。凯恩斯与布卢姆斯伯里团体的关系说明了一个简单的事实——他的文字影响力反映出他的作家禀赋，这一点我们还将讨论。
20世纪30年代晚期的英国处在内维尔·张伯伦的政治统治中，这对凯恩斯来说不能算作好消息。然而，这位剑桥经济学家的事业发展轨迹却因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到来而发生了改变，尤其是1940年的夏季危机，当时，英国在温斯顿·丘吉尔的领导下，被推向关乎国家存亡的战斗中。
此时，凯恩斯终于可以运用他的影响力为战争提供支持。突然间，他不再只是个学者（不论多么有名），而是位居英国财政部最高层的决策者。若是问及他的工作内容，唯一的回答是他“只需要扮演凯恩斯就可以了”。他拥有独一无二的声望：于1942年获封蒂尔顿凯恩斯勋爵；被赋予全权与美国人谈判，从而促使美国为英国战时花费提供资源支持——首先是通过《租借法案》使美国为英国提供大量战时援助；之后，随着1945年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突然结束，凯恩斯通过协商，成功获取大量贷款用于促进英国经济流通，从而帮助英国顺利完成向和平状态的过渡。
前言 大起大落的声誉（5）
正如凯恩斯一向承认的，美国人所作的承诺是慷慨的交易，但是并非零和游戏，也并不意味着英国之所得建立在美国之所失的基础上。容易让人不满的是，战争为美国经济带来了繁荣，并且人们通常盲目而不加区分地将此归功于凯恩斯的政策。当然，认为凯恩斯是想将采纳他的策略而蓬勃发展的结果归功于自己，也未免太过离谱，但凯恩斯大可真诚地说，美国人不会因为自己的慷慨而贫困。
凯恩斯的理想世界正如18世纪末的亚当·史密斯的理想世界，无论是和平还是战争时期，每个人因劳动分工而受益。开明的利己行为是凯恩斯思考国际政策的出发点。他的名字显然会和布雷顿森林金融体系联系在一起，该金融体系创立于1946年，第二次世界大战后，西方世界就是在这个体系下保持了长达25年的兴盛繁荣。
在英国，丘吉尔领导的战时联合政府致力于“高度而稳定的就业水平”。在接下来的战后岁月，凯恩斯的这一政策得到了两党的认同。部分原因是两党急于推卸20世纪30年代大规模失业的责任。一旦失业问题因凯恩斯的政策迎刃而解，那么一切又是那么显而易见。这似乎是为了内维尔·张伯伦的无知而赔罪，一位保守党发言人曾这样解释道：“凯恩斯勋爵的绝大部分经济思想具体表现在他对局势深入透彻的分析，只是考虑欠周到而已。”不过，大家对这个具体化的过程如今已取得共识。 “对此，身为保守党员的我，也表示赞同。”12一位工党发言人喜欢这样说，“凯恩斯勋爵的学说以及战时经验的影响，已经在英国形成了这样一种普遍观念，通过充分发展计划经济，可以有效遏制失业问题。”13
凯恩斯一直积极参与政府事务，直到1946年4月，他的心脏无法承担经年的压力为止，而其实自1937年起，心脏问题已经使他成为半个病人。财政部一位凯恩斯的老对头——理查德·克拉克——在日记中这样写道：“凯恩斯去世的可怕消息，就跟罗斯福去世的消息一样，犹如失去至亲。”凯恩斯学术上的劲敌弗里德里克·冯·哈耶克写道：“他是我所认识的人中真正的伟人，我对他深感钦佩。”在伦敦，具有半官方记录性质的《泰晤士报》则这样评述道：“我们恐怕要追溯到亚当·史密斯，才能找到具有同样影响力的经济学家。”14但这会持续下去吗？凯恩斯的个人魅力让人敬畏。当经济学理论的创造者带着最后的荣耀，长眠于西敏寺的时候，他的理论是否会迅速被人们所遗忘？
而事实与此恰恰相反。之后的20年间，《通论》被赋予了圣经般的权威地位。和《圣经》一样，它更多的是被引用而非阅读，并且被引用时也会出现矛盾，但迎合它的权威当时看起来是必需的。因此，不论是学术环境，还是公共论坛，言必称凯恩斯俨然成了主流经济讨论的规约。20世纪50年代，战后自由党最具影响力的思想家托尼·克罗斯兰在对大西洋两岸的一代自由派人士的演说中说：“凯恩斯的手段如今已经获得广泛的理解。我们没有理由担心政府会重新采纳新政的经验，以增加开支的方式走出衰退，令人沮丧不安的其实是在实施过程中采用错误的知识。”15
1951年，当罗伊·哈罗德出版了其老友传记的时候，凯恩斯的神话流传得可谓如火如荼。哈罗德认为这本书的撰写是向下一代描述这位经济学家与国际政治经济家的真实内在，但最终却发现写作过程限制重重。首先，在引用政府档案时，必须接受检查，相关要员会仔细审阅文稿，以免其中有任何内容对美国构成冒犯——毕竟，美国是英国冷战时期的盟友，也是在美元短缺的世界里英国可以指望的最后资源。哈罗德面临的另一个困境远比是否会对美国构成无礼讥讽或是解释一段极端的政治同情的历史来得更为极端：凯恩斯这位杰出的经济学家是个个性错位的人——有什么比揭露这一隐秘更能激怒麦卡锡时代的美国呢？
前言 大起大落的声誉（6）
不能让凯恩斯年轻时的同性恋倾向玷污具有官方性质的传记。哈罗德日后写道：“我知道他许多同性恋倾向的细节，但我没有在书中公然谈论此事，因为那个时代这些内容是不合时宜的。但凡是对同性恋倾向有所了解的人，多能从书中的字里行间发现一些重要的事实。”16 哈罗德深知，他的作品对那些了解个中原委的少数人来说一目了然，但对于大西洋两岸的大多数读者而言，书中没有什么内容会令他们心神不宁。直到迈克尔·霍尔罗伊德率先笔伐，在他所撰写的关于布卢姆斯伯里团体的宏大、直言的传记《利顿·斯特雷奇》（1967）第一卷中， 凯恩斯人生的另一面才得以公之于众。
当时，思想和文化氛围对此更为容易接纳和宽容。英国当时所处的时代普遍在经济政策上达成了共识：这种共识不只是政党间的意见一致，而是认为在凯恩斯学说的框架下，即使意见相左也应采取商榷的姿态。具有影响力的经济记者塞缪尔·布里坦1964年在其专栏摘要中评述道：“以凯恩斯勋爵的经济学说为基础，产生了计划和自由的有趣组合。”17 1957年至1963年时任保守党首相的哈罗德·麦克米伦早已是凯恩斯的拥趸，并以此为荣，这一点倒与他的另一个角色完美契合：麦克米伦是凯恩斯作品的出版商，而《通论》则是麦克米伦的摇钱树。
在美国，1960年约翰·F.肯尼迪的当选得以检验这位新任总统23年前在哈佛大学大一修习经济学时学到的知识。就在他入学的前一年，《通论》传到了美国。阿瑟·施莱辛格，作为肯尼迪总统任期历史的作者，为自己哈佛人的身份自豪不已，他声称肯尼迪总统“无疑是第一位信奉凯恩斯学说的总统”。18当然，肯尼迪的经济顾问委员会主席沃尔特·赫勒也是凯恩斯模式的遵循者。1962年年底，总统在成功为减税方案辩护之后说：“我给他们纯粹的凯恩斯和赫勒，他们看来很喜欢。”19对此，沃尔特·赫勒颇为自豪就不难理解了。
然而，即便如此，还要争取更多的共和党人。艾森豪威尔时代虽然对美国基础建设进行了大规模投资，但还是不乏平衡预算的舆论和对政府开支的惯常谴责。而民主党前后言行不一，尤其是在越战造成生命和财富的流失之后，一
凯恩斯的名字和新政紧密地连在一起，这一点毫不令人意外。在《纽约时报》上，他的名字在20世纪30年代被提到近400次，20世纪40年代被提到近500次。对于他的报道并非总是溢美之词，亦有意识形态反对者指责他是所谓施行社会主义实验的邪恶天才。凯恩斯在一封写给总统的公开信中作出了回应，这封信刊登在了1933年岁末的《纽约时报》上。他在信中说：“每个国家都想通过现存的社会体系进行理性的实验，以挽救这种糟糕的状况。而你便是这些人可以仰赖的对象。如果你失败了，世界范围内的理性变革都将遭受严重打击，正统派和革新派之间将会爆发战争。”9
前言 大起大落的声誉（4）
奇怪的是，与本国的经济政策讨论相比，凯恩斯在20世纪30年代针对美国经济政策的思考不仅更接近核心，而且也比任何美国经济学家更切中要害。这倒不是因为美国大学缺乏知名的理论经济学家，也不是因为这些学者的资历逊于凯恩斯。事实恰恰相反。到1936年，凯恩斯出版《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通常简称为《通论》）时，和国际同行重量级的学术成果相比，他的成就实在显得单薄而寡少。关于这个问题本书将另作解释。
以与凯恩斯同年生的一位杰出经济学家约瑟夫·熊彼特为例，他以影响深远的“创造性破坏”概念而著称，他认为这是资本主义得以自我更新的手段。20世纪30年代，熊彼特执教于哈佛大学，但他的学生似乎对遥远的剑桥大学教授凯恩斯对理论的深刻见解更感兴趣。《通论》的一个影响是，它的出版众所瞩目，不只是在剑桥，甚至连哈佛大学熊彼特的弟子也加入了争相购买的行列。熊彼特称《通论》是“为一项明确政策的辩护。字里行间渗透着对分析者的影响，试图构架他的假设，掌控他的思想”。10
这对于充满渴望的学生无法构成任何障碍，他们对令人振奋的新学说如饥似渴。年轻的哈佛经济学家加尔布雷斯后来评述道：“如同《圣经》和马克思，晦涩引发抽象的辩论。”11正是这一原因导致了1939年的那幕悲惨情景。当时熊彼特出版了他的两卷本学术著作《商业循环》，长达1?095页。在哈佛大学，他本人忠诚的学生们组织了针对此书的特别研讨会，但结果却说明他们或许不够忠诚。当研讨会开始时，一个可怕的事实是没有人读过《商业循环》；更糟的是，他们却都读过《通论》；最为糟糕的是，整个讨论会大家都在谈论凯恩斯，而非熊彼特。
的确，凯恩斯的思想广受欢迎，我们需要加以了解的是与外在环境有关的一部分，而这个环境必然会将布卢姆斯伯里囊括其中。布卢姆斯伯里是伦敦的一个区，已成为文化环境的代名词，而凯恩斯当时便活跃其中。众所周知，他一生和利顿·斯特雷奇过从甚密。利顿·斯特雷奇于1918年完成了《维多利亚女王时代四名人传》，这一打破传统的作品如暴风雨般震撼了整个文坛。当然，凯恩斯和斯特雷奇的关系到后来才为人所知。此外，他的朋友还有两位著名的小说家：福斯特和弗吉尼亚·吴尔夫。凯恩斯与布卢姆斯伯里团体的关系说明了一个简单的事实——他的文字影响力反映出他的作家禀赋，这一点我们还将讨论。
20世纪30年代晚期的英国处在内维尔·张伯伦的政治统治中，这对凯恩斯来说不能算作好消息。然而，这位剑桥经济学家的事业发展轨迹却因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到来而发生了改变，尤其是1940年的夏季危机，当时，英国在温斯顿·丘吉尔的领导下，被推向关乎国家存亡的战斗中。
此时，凯恩斯终于可以运用他的影响力为战争提供支持。突然间，他不再只是个学者（不论多么有名），而是位居英国财政部最高层的决策者。若是问及他的工作内容，唯一的回答是他“只需要扮演凯恩斯就可以了”。他拥有独一无二的声望：于1942年获封蒂尔顿凯恩斯勋爵；被赋予全权与美国人谈判，从而促使美国为英国战时花费提供资源支持——首先是通过《租借法案》使美国为英国提供大量战时援助；之后，随着1945年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突然结束，凯恩斯通过协商，成功获取大量贷款用于促进英国经济流通，从而帮助英国顺利完成向和平状态的过渡。
前言 大起大落的声誉（5）
正如凯恩斯一向承认的，美国人所作的承诺是慷慨的交易，但是并非零和游戏，也并不意味着英国之所得建立在美国之所失的基础上。容易让人不满的是，战争为美国经济带来了繁荣，并且人们通常盲目而不加区分地将此归功于凯恩斯的政策。当然，认为凯恩斯是想将采纳他的策略而蓬勃发展的结果归功于自己，也未免太过离谱，但凯恩斯大可真诚地说，美国人不会因为自己的慷慨而贫困。
凯恩斯的理想世界正如18世纪末的亚当·史密斯的理想世界，无论是和平还是战争时期，每个人因劳动分工而受益。开明的利己行为是凯恩斯思考国际政策的出发点。他的名字显然会和布雷顿森林金融体系联系在一起，该金融体系创立于1946年，第二次世界大战后，西方世界就是在这个体系下保持了长达25年的兴盛繁荣。
在英国，丘吉尔领导的战时联合政府致力于“高度而稳定的就业水平”。在接下来的战后岁月，凯恩斯的这一政策得到了两党的认同。部分原因是两党急于推卸20世纪30年代大规模失业的责任。一旦失业问题因凯恩斯的政策迎刃而解，那么一切又是那么显而易见。这似乎是为了内维尔·张伯伦的无知而赔罪，一位保守党发言人曾这样解释道：“凯恩斯勋爵的绝大部分经济思想具体表现在他对局势深入透彻的分析，只是考虑欠周到而已。”不过，大家对这个具体化的过程如今已取得共识。 “对此，身为保守党员的我，也表示赞同。”12一位工党发言人喜欢这样说，“凯恩斯勋爵的学说以及战时经验的影响，已经在英国形成了这样一种普遍观念，通过充分发展计划经济，可以有效遏制失业问题。”13
凯恩斯一直积极参与政府事务，直到1946年4月，他的心脏无法承担经年的压力为止，而其实自1937年起，心脏问题已经使他成为半个病人。财政部一位凯恩斯的老对头——理查德·克拉克——在日记中这样写道：“凯恩斯去世的可怕消息，就跟罗斯福去世的消息一样，犹如失去至亲。”凯恩斯学术上的劲敌弗里德里克·冯·哈耶克写道：“他是我所认识的人中真正的伟人，我对他深感钦佩。”在伦敦，具有半官方记录性质的《泰晤士报》则这样评述道：“我们恐怕要追溯到亚当·史密斯，才能找到具有同样影响力的经济学家。”14但这会持续下去吗？凯恩斯的个人魅力让人敬畏。当经济学理论的创造者带着最后的荣耀，长眠于西敏寺的时候，他的理论是否会迅速被人们所遗忘？
而事实与此恰恰相反。之后的20年间，《通论》被赋予了圣经般的权威地位。和《圣经》一样，它更多的是被引用而非阅读，并且被引用时也会出现矛盾，但迎合它的权威当时看起来是必需的。因此，不论是学术环境，还是公共论坛，言必称凯恩斯俨然成了主流经济讨论的规约。20世纪50年代，战后自由党最具影响力的思想家托尼·克罗斯兰在对大西洋两岸的一代自由派人士的演说中说：“凯恩斯的手段如今已经获得广泛的理解。我们没有理由担心政府会重新采纳新政的经验，以增加开支的方式走出衰退，令人沮丧不安的其实是在实施过程中采用错误的知识。”15
1951年，当罗伊·哈罗德出版了其老友传记的时候，凯恩斯的神话流传得可谓如火如荼。哈罗德认为这本书的撰写是向下一代描述这位经济学家与国际政治经济家的真实内在，但最终却发现写作过程限制重重。首先，在引用政府档案时，必须接受检查，相关要员会仔细审阅文稿，以免其中有任何内容对美国构成冒犯——毕竟，美国是英国冷战时期的盟友，也是在美元短缺的世界里英国可以指望的最后资源。哈罗德面临的另一个困境远比是否会对美国构成无礼讥讽或是解释一段极端的政治同情的历史来得更为极端：凯恩斯这位杰出的经济学家是个个性错位的人——有什么比揭露这一隐秘更能激怒麦卡锡时代的美国呢？
前言 大起大落的声誉（6）
不能让凯恩斯年轻时的同性恋倾向玷污具有官方性质的传记。哈罗德日后写道：“我知道他许多同性恋倾向的细节，但我没有在书中公然谈论此事，因为那个时代这些内容是不合时宜的。但凡是对同性恋倾向有所了解的人，多能从书中的字里行间发现一些重要的事实。”16 哈罗德深知，他的作品对那些了解个中原委的少数人来说一目了然，但对于大西洋两岸的大多数读者而言，书中没有什么内容会令他们心神不宁。直到迈克尔·霍尔罗伊德率先笔伐，在他所撰写的关于布卢姆斯伯里团体的宏大、直言的传记《利顿·斯特雷奇》（1967）第一卷中， 凯恩斯人生的另一面才得以公之于众。
当时，思想和文化氛围对此更为容易接纳和宽容。英国当时所处的时代普遍在经济政策上达成了共识：这种共识不只是政党间的意见一致，而是认为在凯恩斯学说的框架下，即使意见相左也应采取商榷的姿态。具有影响力的经济记者塞缪尔·布里坦1964年在其专栏摘要中评述道：“以凯恩斯勋爵的经济学说为基础，产生了计划和自由的有趣组合。”17 1957年至1963年时任保守党首相的哈罗德·麦克米伦早已是凯恩斯的拥趸，并以此为荣，这一点倒与他的另一个角色完美契合：麦克米伦是凯恩斯作品的出版商，而《通论》则是麦克米伦的摇钱树。
在美国，1960年约翰·F.肯尼迪的当选得以检验这位新任总统23年前在哈佛大学大一修习经济学时学到的知识。就在他入学的前一年，《通论》传到了美国。阿瑟·施莱辛格，作为肯尼迪总统任期历史的作者，为自己哈佛人的身份自豪不已，他声称肯尼迪总统“无疑是第一位信奉凯恩斯学说的总统”。18当然，肯尼迪的经济顾问委员会主席沃尔特·赫勒也是凯恩斯模式的遵循者。1962年年底，总统在成功为减税方案辩护之后说：“我给他们纯粹的凯恩斯和赫勒，他们看来很喜欢。”19对此，沃尔特·赫勒颇为自豪就不难理解了。
然而，即便如此，还要争取更多的共和党人。艾森豪威尔时代虽然对美国基础建设进行了大规模投资，但还是不乏平衡预算的舆论和对政府开支的惯常谴责。而民主党前后言行不一，尤其是在越战造成生命和财富的流失之后，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