剑桥中华民国史（上卷） [137]
就是在这种有点得意洋洋的民族主义气氛和情绪下，第五次全会才有了一份谭延闿和蔡元培准备的关于外交政策的备忘录，备忘录号召完全和无条件地废除所有不平等条约，规定1929年1月1日为结束把固定关税强加给中国的条约的日期，要求无条件地取消领事裁判权，立刻归还外国租界，禁止在中国驻扎外国军队和停泊外国军舰。谈判新的互惠条约的过程不得超过一年。①这个雄心勃勃的计划实际上用了15年才完成。②
全会于8月15日结束，留给中央执行委员会常委员许多需要它去处理的建议。然后，南京在形式上和人员上忙于筹建新政府。胡汉民于9月3日从国外回来，经过一番犹豫后，同意与戴季陶和王宠惠一起起草国民政府的组织法。他们于10月3日完成这项工作，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在10月8日颁布。它首先颁布了训政时期的总原则，这些原则明确指出，国民党通过其全国代表大会及其中央执行委员会，在中国人民为民主生活进行准备的时期中行使权力。国民党的政治会议在国民政府履行重大国家事务时，将进行指导和监督，政治会议可以修改和解释组织法。③
1928年10月10日，即推翻清王朝的革命的17周年，重新整顿过的国民党政府在一片鼓吹声中在南京隆重成立。它的组织结构是孙逸仙设想的，设立五个独立的院，即行政院、立法院、司法院、考试院和监察院。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常务委员会为这些院选了五名院长，全是有威望的老资格党员，他们是谭延闿、胡汉民、王宠惠、戴季陶和蔡元培——不过蔡拒绝接受任命，后来由于右任接受。五个院上面设国务会议，由以上五人及其他12人组成，这些人中有的有实力，有的有威望，有几人远离南京，他们是：冯玉祥、孙科、陈果夫、阎锡山、李宗仁、李济深、何应钦、张学良、林森、杨树庄和张继，蒋介石任主席，这样，蒋成了政府的最高官员，即主席。几天以后，政治会议任命了行政院的几个部长。
由国民党政治会议统治的南京政府的时代开始了。
1928年中国的前景
从1928年后期的前景看，中国的未来似乎是光明的。这是乐观情绪快要达到狂欢的时候。国民党人已经打倒了腐败的、声名狼藉的北京政府，而代之以一个由受过良好教育的爱国人士任职的新政府，这些人长期以来关心国家情况，期待新政府解决国家的许多政治、经济和社会问题。国民党领导人计划控制政府和订出政府的政策；在训政时期，他们认为应起管理人的作用。1928年，他们的党受人民拥护。很少中国人会对它管理公共事务的权利提出怀疑。它有一段受人尊敬的革命历史，并且刚刚证明它自己在动员和引导力量以完成民众的目标这方面是一个有战斗力的组织。
俄国与国民党发生紧密关系的四年，已经给国民党留下了列宁主义的烙印。它与不时地集合在孙逸仙周围的联系松散的革命者集体大不相同。这时，它实行“民主集中制”，不可避免地强调集中和受少数人支配。党为实行训政比1924年改组前作了更充分的准备。它已改进了宣传技术，虽然仍把民族主义作为宣传的核心主题；它还懂得动员“群众”的效用，也知道动员带来的某些风险。国民党已经建立了一支由它领导的武装力量，这支力量通过政治教导的制度，已经证明是革命的有力工具。国民党这时有了新领袖，即受人尊敬和钦佩的41岁的蒋介石，在审慎地制订计划、筹划阴谋和作出妥协方面，已经证明了他的决心和能力。他深知金钱和刀剑的无比力量。党的领导此时比孙逸仙死后的头两年（鲍罗廷的影响最强的时候），在观点方面要保守得多。党内大部分具有自由主义思想的人已经离去，共产党员已被清除。如前面已经谈过的那样，此时打算领导党的那个集团被派系活动搞得四分五裂——这在中国的环境中是司空见惯的，但却是一个沉重的包袱。
中国共产党不再是国民党的临时伙伴，也没有迅速地发展党员和势力，这时却起来造国民党的反，它在准备好革命的“第二阶段”——社会主义阶段——之前，早就被迫处于这种境地。人数很可能减到不足一万人，即使到一万人，党成功的可能性也在减少，约20名共产党的领导人——从五四学生运动一代中产生的理想主义的活动家——已被处决，其中包括陈独秀的两个儿子和党的最有威信的领导人之一李大钊。数百名共产党党员已经战死或死于考虑不周的起义；数千人干脆退出了这个会带来危险的党。其余的党员悄悄地住在城市中，或者住在偏远的农村地区，以图保住必不可少的根据地。剩下的几名领导人已秘密前往俄国，去参加1928年6至7月在莫斯科城外一个村庄举行的中国共产党第六次代表大会。大会选出了一个40岁的无产者向忠发为总书记①，并宣誓要把帝国主义赶出中国，要真正地团结全国，要废除地主阶级的土地所有制。它号召中国人民推翻国民党，建立工、农、兵代表组成的苏维埃，没收外国企业，进行各种各样的社会改革，因为这仍是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时代。在敌对的环境中重建他们的党和使自己摆脱共产国际所定的方向，在这两个方面，这些领导人面临着非常困难的任务。
可是建党以来的七年，已经给领导集团提供了可以利用的宝贵经验以及许多教训。它已经实事求是地学到如何组织以民族主义革命为方向的政治运动，如何通过党的附属组织共青团去吸收爱国青年。这些大部分受过教育的领导人，通过以不同的社会集团为对象的各种各样的刊物，已经完善了他们的宣传技术；他们知道如何组织从中他们可以发现积极分子的爱国示威行动，如何操纵这类运动为党的其他目标服务。他们已在“统一战线工作”中取得经验，即在共同爱国行动——通常是反帝行动——中与形形色色的其他组织联合起来。有的领导人已经懂得如何去“接近”真正的无产阶级；懂得如何把工人组织进党控制的工会和联合会，并在此过程中，懂得如何发动和资助罢工；他们还懂得强制的重要性和促使公众支持的必要性。其他领导人已能在华南组织大批贫农，已经知道什么样的苦难和希望会导致他们进行集体行动；而且还懂得，这种迅速建立的组织在面临有根基的地方力量时，又是多么的脆弱和不堪一击。剩下的领导人中不少人已与军事发生关系，他们或是黄埔军校或其武汉分校的学生，或当过政治教官。从教室、车间或农田开始，到1928年，几乎所有领导人都已经受暴力的洗礼。一个筛选的过程已经淘汰了那些胆怯的人。总之，中国共产党仍有一个生气勃勃的年轻的领导集团，这个集团有许多有才之士，他们联系广泛，有丰富的革命工作经验，但是他们面临的反对力量表面上很可能是强大的。
任何希望按照比较人道的蓝图重新塑造中国的集团、政党或政权，都将碰到一大堆问题。在对外关系领域中，有着70年遗留下来的条约，其中许多是在胁迫下签订的，它们限制了中国的主权，给予外国人各种他们的政府靠炮舰和海军陆战队来行使的特殊权利。虽然英美正在一步步地朝着归还中国“丧失的权利”这一方向进行谈判，日本这一更顽固的帝国主义强国却正采取强有力的行动，去保护和加强它在满洲的经济统治地位。
在国内，军阀主义没有寿终正寝，虽然像吴佩孚、孙传芳、张宗昌和张作霖那样的军阀已被打倒。他们已被北伐中出现的另一些人所代替。这时，全国有五个地区军事力量集团——以长江下游为根据地的自称为国民党政府的集团；拥有湖北大部分、湖南和广西的桂系；以陕西和人口众多的河南为根据地、这时正扩大到山东和河北境内的冯玉祥的国民军；把其部将安置在京津地区的的阎锡山；控制东北内政的张学良及其他满洲将领。中国的西部和西南的大部分，几乎与北伐没有接触；四川、贵州和云南的指挥官像以前那样保卫和开拓他们的地盘。甚至国民党革命的发源地广东，也只是松散地依附于南京中央。这种根深蒂固的地方力量几乎完全自治的现象——一种地理和历史的产物——必定是所有集权化和全国性整顿的努力的主要障碍。
过去遗留下来的其他许多事物造成了难以克服的问题：一个混乱的货币制度；以剥削穷人为特点并充满贪污现象的税收制度；对现代化国家来说完全不够的运输体系；少得可怜的工厂工业，而且这种工业集中在少数城市，工人住在贫民窟，劳动过度，工资很少。最为严重的是农村的生活条件，农村稠密的人口在极少的可耕地上，并在没有科学的农业技术的帮助下非常勤奋地为维持自己的生活而斗争。教育和公共卫生需要大发展，因为广大的民众是文盲，并被可以预防的疾病所折磨。国家的有些部分周期性地遭受饥荒。
因此，虽然政治上的有识之士在1928年抱着希望展望未来，但朝着建立现代民族-国家方向的发展，即使在最有利的条件下也肯定是缓慢的。何况条件将不是最有利的。
① 高荫祖：《中华民国大事记》，第281页。
① 《从容共到清党》，第804—806页；高荫祖：《中华民国大事记》，第281—284页。
② 包括候补委员，两个委员会有80人，但3人已死亡，15人为共产党党员，8人已被开除或出国，3人是俄国人。开幕式的名单载《从容共到清党》，第806页。11名与会者为中央执行委员会正式委员（共36人），10名为候补委员（共24人）；5名为中央监察委员会委员（共12人），3名为候补委员（共8人）。
① 《革命文献》，17，第3138—3152页详细介绍了丁惟芬、陈果夫和蒋介石的改造国民党的建议，建议保存在国民党档案馆。关于简要的报道，见英国外交部405/257，机密，《关于中国的进一步通讯》，13612，1928年4—6月，第36号，附件3，上海巴尔敦致北京蓝普森，1928年2月16日。
② 《从容共到清党》，第807页；驱逐情况见《中国国民党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