剑桥中华民国史（上卷） [138]
① 高荫祖：《中华民国大事记》，第285—286页；英国外交部405/257，机密，《关于中国的进一步通讯》，13612，第36号，前引附件1号和2号（后者列出政府委员会成员的名单）。关于全会在2月8日发表的公告，见《革命文献》，16，第2887—2896页；关于其他文件，见《革命文献》，17，前面的图版和3153—3155页。
② 高荫祖：《中华民国大事记》，第278—279、286—287页；《关于美国外交关系的文件，1928年》，2，第123—125页。
① 根据《国民革命军第一集团军第一军团历史》，1928年3月22至26日期间，一个委员会对这一军团作了一次详细的视察。第10—14页的图表表明，第1军的第1、第2和第22三个师的师部有2681名军官和30269名士兵，配备16236支步枪、502挺机枪和93门大炮。也由军部和三个师组成的第9军有2810名军官和24310名士兵，配备12436支步枪、221挺机枪和77门大炮。但是贵州的第10军只有两个师，有1437名军官和8263名士兵，配备2953支步枪、19挺机枪和29门大炮。全部战斗人员有70770人，但只有31625支步枪，再加上军官使用的1457支手枪。此外，第1军和第9军有5117名搬运工和673匹驮马。三个军的22名指挥官的平均年龄为33岁（从24到43岁），如果指的是虚岁，则要减一年。
① 《北伐战史》，4，第1170页一侧的地图显示了朝北京主攻的四个阶段；战斗序列在第1180页后面。这一卷的全部以及以下几部分论述这最后的战役：《革命文献》，18，第3169—3271页；19，第3479—3503页；20，第3671—3773页；21，第3925—3970页。以下几种着作有简要的报道：乔丹：《北伐》，第151—168页；谢里登：《中国的军阀：冯玉祥的一生》，第236—239页；唐纳德·G.吉林：《军阀：1911—1949年在山西省的阎锡山》，第108—109页。
② 《关于美国外交关系的文件，1928年》，2，第323—369页有漫长的谈判和照会的详细情况。博格：《美国政策和中国革命》，第380—384页作了概述。蓝普森的困难在威尔逊：《英国和国民党》，第644—649页中有说明。蓝普森和马克谟致外交部长黄郛的措词非常亲切的感谢信，转载于黄的遗孀沈亦云：《亦云回忆》，第356—359页。
① 以下主要根据入江昭的学术性论述，《帝国主义：探求远东新秩序》，第193—205页，此书广泛利用了双方的文献资料。中方的报道和其他文件载《革命文献》，19，第3504—3657页；22，第4443—4537页；23，第4783—4815页。《中华年鉴，1929—1930年》，第878—893页有各方的一些文件。最初的美国报告载《关于美国外交关系的文件，1928年》，2，第136—139页。英国驻济南代理总领事发的目击者报告，载英国外交部405/257，机密，《关于中国的进一步通讯》，13612，1928年4—6月，第238、239号，附件。
① 英国代理领事阿弗莱克先生报告说，他在5月5日被领到日本医院，给看了12具日本人尸体，大部分是已被阉割的男性。英国外交部405/257，前引，第238号，1928年5月7日的《济南事件的报道》。在5月21日的一份报告中，阿弗莱克先生声称，他认为5月3日事件的引起，应归咎于抢劫日本店铺的中国士兵。英国外交部504/258，机密，《关于中国的进一步通讯》，13613，7—9月，第37号，附件。美国副领事欧内斯特·普赖斯因这一事件的爆发而谴责中国士兵纪律涣散。
② 入江昭教授公正地责备日本人重启战端。见《帝国主义：探求远东新秩序》，第201页。
① 入江昭：《帝国主义：探求远东新秩序》，第207—208页，根据日本的记载。
① 白将军在1962年告诉作者，蒋总司令敦促他率军去援助受沉重压力的冯玉祥和阎锡山。他下面的三名指挥官是李品仙、廖磊和叶琪。白将军回忆道：“当奉军看到如此大的一支增援军来临时，它匆忙地撤出关外。”
① 英国外交部504/258，机密，《关于中国的进一步通讯》，13613，《济南事件》小节第3段脚注所引，第2号，附件。这是美国大使馆的尤金·杜曼在会见时所作的节录。又见《关于美国外交关系的文件，1928年》，2，第224—225、229页。
① 入江昭：《帝国主义：探求远东新秩序》，第210—211页，根据日本人的记载。
② 英国外交部504/258，机密，《关于中国的进一步通讯》，13613，第6号，附件。蓝普森致奥斯汀·张伯伦，北京，1928年5月23日，《与吴进先生的谈话记录》。
③ 《关于美国外交关系的文件，1928年》，2，第226页，和入江昭：《帝国主义：探求远东新秩序》，第321页。
① 谢里登：《中国的军阀》，第238页。英国外交部，机密，《关于中国的进一步通讯》，13613，第40号，蓝普森致奥斯汀·张伯伦，北京，1928年6月8日，快信。
① 入江昭：《帝国主义：探求远东新秩序》，第213—214页和第324页脚注52、53。
② 《关于美国外交关系的文件，1928年》，2，第235—242页；英国外交部504/258，机密，《关于中国的进一步通讯》，13613，第50和89号，蓝普森的报告。
① 高荫祖：《中华民国大事记》，第300页，1928年7月2日。（胜利的国民革命军在1928年7月的人数约160万。）《革命文献》，21，第4067—4071页有蒋介石的初步遣散计划。同上，第4067—4085页有1928年7月算作组成国民革命军的师和军（包括许多未参加北伐的部队）及其指挥将领的名单。英国外交部405/259，机密，《关于中国的进一步通讯》，13616，1928年10—12月，第46号，附件7，《蒋介石备忘录摘要》，国民通讯社发，北平，1928年7月15日。
② 高荫祖：《中华民国大事记》，第300页，1928年7月6日；英国外交部405/259，机密，《关于中国的进一步通讯》，13616，第9号，蓝普森致奥斯汀·张伯伦，北京，1928年8月1日。
③ 关于第五次全会的一些文件，见《革命文献》，21，第4092—4100页。关于通过的决议，见高荫祖：《中华民国大事记》，第305—307页。高声称参加会的有24名正式委员，1名候补委员，8名中监委委员和1名候补委员，以及冯玉祥和杨树庄。
① 除了未参加全会的胡汉民和汪精卫外，原来被排除出第四和第五次全会的汪精卫的两名追随者陈公博和顾孟馀被列入名单，孙逸仙夫人和陈友仁也被列入。重要的军人但不是中执委或中监委委员而被列入中央政治会议名单中的有阎锡山、冯玉祥、杨树庄、白崇禧和陈铭枢。英国外交部405/259，机密，《关于中国的进一步通讯》，13616，第46号，附件3有根据国民通讯社的一份名单。
① 关于不断向上海商人勒索资金和宋子文大力建立一个更有秩序的财政制度的情况，见科布尔：《国民党政权和上海资本家，1927—1929年》，第14—19页。英国外交部405/209，机密，《关于中国的进一步通讯》，13616，第46号，附件6有宋子文的建议，第7号，附件1，上海代理总领事加斯廷致蓝普森，1928年9月4日。《革命文献》，22，第4336—4339页有预算委员会的章程和任命的人。他们是蒋介石、阎锡山、杨树庄、王伯群、谭延闿、何应钦、冯玉祥、李宗仁、宋子文、于右任、李济深、蔡元培和蒋作宾。不能参加会的委员可以派代表。
① 英国外交部，前引第46号，附件4，蒋介石提交的备忘录的摘要，根据国民通讯社，1928年8月9日。
② 同上，附件3。
① 同上。
② 高荫祖：《中华民国大事记》，第300—304页；博格：《美国政策和中国革命》，第400—402页。
① 英国外交部405/259，机密，《关于中国的进一步通讯》，13616，第46号，附件5。
② 董霖：《中国和外国列强：不平等条约的冲击和反应》，第249—257页，有1931年9月“沈阳事变”前条约修改的系统叙述。
③ 关于指导原则和组织法，见《革命文献》，22，第4356—4363页；米尔顿谢：《国民党：历史文献选编》，第137—138页有指导原则的英文译文。
① 向忠发被选为中央政治局主席兼政治局常委会主席——译者。
第12章 中国的资产阶级，1911—1937年
第12章 中国的资产阶级，1911—1937年
辛亥革命即使不标志资产阶级的诞生，至少也标志着它成为中国经济与社会生活中的一种重要力量的开始。明、清两代商人的发展，使资产阶级在沿海大城市的出现成为可能。18世纪的人口增长和区域间贸易的扩展加速了城市化的进程：城市人口据估计已达2400万。①商人们加强了他们的活动并使之多样化。在全国范围内各地区会馆的数目猛增，在南京条约将宁波和上海辟为商埠开放对外贸易之前，各种新形式的信贷已经在那里出现了。②
19世纪后半期，西方的干预给了沿海城市以新的推动力，并促进了巨大的经济变革。占统治地位的各城市阶级力图从中得利。官僚和商人各有所长：前者掌握行政权和财政权，有责任感和主动权；后者拥有私人财富，互相团结，并勇于革新。从这两个阶级互不情愿的合作与部分地互相融合中，产生了一批界限不明、组织不确定的精英，即所谓“绅商”。20世纪初中央政府的衰落削弱了官僚在精英中的地位。不过，辛亥革命虽然反映和加速了这一发展，但只是到了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时候，这个新兴的资产阶级才真正登上行动的舞台。外国竞争的退出向他们开放了国际和国内市场。在这些领域中各种活动的扩张与多样化有利于一代新型的企业家：银行家与实业家开始从商人手中夺取领导权。战时和战后的年代成了中国资产阶级的黄金时代。但是1927年官僚主义和军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