剑桥中华民国史（上卷） [134]
② 计划以11月18日《中央通告第十六号》形式出现，载《中央通信》，13（1927年11月30日），第1—6页。
① 托马斯：《中国革命和广州公社中的“无产阶级霸权”》，第21—22页。
② 同上书，第23页。
① 《革命文献》，17，第3124—3125页。
① 12月15日总领事璧约翰报告所言，载英国外交部405/256，机密13583，第71号，附件1，见本小节第1条脚注。
② 英文译文同上，附件3，和第80号，附件5。照片和斯威舍的英文译文，载雷亚编：《革命中的广州》，第99—102页。苏兆征、张太雷、陈郁、彭湃（未在）、杨殷、叶挺和恽代英的传记见克莱因、克拉克：《传记辞典》。名单的其他数人是周文雍、黄平、何来和徐光英。
③ 叶挺后来雄辩地描述了广州人对起义的敌视和厌恶；引于萧祚良：《1927年的中国共产主义》，第141—142页。
① 休斯敦：《广州的农、工、兵的叛乱》，第36—38页。被杀的人的照片藏于胡佛研究所，J.卡尔文·休斯敦藏品，第2袋，第2部分，第3夹，第11号。收藏品中还有副领事哈西斯的私人文件。
① 萧祚良：《1927年的中国共产主义》，第142页引了广东省委1928年1月1—5日通过的《广州起义决议案》；休斯敦：《广州的农、工、兵叛乱》，第28页；和托马斯：《中国革命和广州公社中的“无产阶级霸权”》，第27页引了载于L.P.杰柳辛编：《广州公社》第207页的1928年1月《布尔什维克》第12期的材料。
① 英国外交部405/256，机密……13853，第144号，附件1—6，代理总领事哈罗德·波特，汉口，1927年12月1日致北京蓝普森，附1927年12月17—21日《汉口论坛报》关于突然搜查的报道摘录，它报告有70O多名中国涉嫌者和17名俄国人被捕，提供了20名被处死人的姓名，其中5名是女学生，年龄从20至26岁。李汉俊传记见克莱因和克拉克编：《传记辞典》，詹大悲传记见包华德和霍华德编：《传记辞典》。奇怪的是，突然搜查显然未能抓住12月14和15日在汉口参加湖北省党代表大会的39名共产党领导人，萧祚良的《关于1927年武汉起义的争论》有叙述，载《中国季刊》，33（1968年1—3月），第108—122、133页。
最后的冲刺——占领北京和南京成为新首都
最后的冲刺——占领北京和南京成为新首都
重新向北京进军的准备工作
为了在军事上统一中国，此时国民党内最有影响的党员蒋介石必须获得足够的财力，重新集结广为分散的军队，并努力把党的领导集团重新团结起来。他说服宋子文重新出任财政部长，在广州时期，宋在这一方面已经表现出非凡的能力；宋子文计划以各种方式增加收入；此时把收入解往政府的只有江、浙两个省。在1月7日就职的那一天，宋宣布每月的收入不足300万元，但支出是1100万元。他希望到3月份能够把收入增加到1000万元。①
要重新建立一个战而能胜的军事联盟，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因为原来英勇善战的第4军此时已经大为削弱，它的几名最高将领已经引退；大部分老第8军已被赶回湖南，它的军长又在日本；正在湖北建立其权力基地的第7军，由蒋介石的对手李宗仁和白崇禧率领，他们又与南方的黄绍竑和李济深有联系。张作霖的奉军和张宗昌的鲁军，对蒋介石能够指挥的大杂烩军队来说仍是难以对付的敌人；但是仍有希望：冯玉祥和山西的首脑阎锡山（他在去年6月份已经举起国民党旗帜，但在10月份与张作霖发生冲突前，与张保持若即若离的关系），在进军北京时可能进行合作。蒋介石在1月4日回到南京，9日宣布重新任总司令。他还发出了召开中央执行委员会第四次全会的初步号召。
事情很快就一清二楚：蒋介石及其亲密的支持者打算改造和净化国民党，并企图重新组织一个领导集体。当时的中央执行委员会常委会宣布，五个省的省党部在改组前应停止活动，浙江和江苏的党的分部正在改组。蒋介石从1月13日至2月1日，把举行拖延已久的第二届中央执行委员会第四次全体会议的一切事情安排妥当。除了在议事日程和说服几个派系不要提出敏感问题等方面取得一致外，蒋介石必须解决一个问题，即准许谁参加会？两年前在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被选为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和候补委员的13名共产党党员当然不得参加这次全会。但是，汪派中许多人对12月份广州共产党的大破坏负有罪责，或至少是疏于职守，对他们该怎么办？5名中央监察委员会委员提出，汪精卫及其8名同事应排除在外。但结果，只有汪精卫、陈公博、顾孟馀和甘乃光不准参加。其他的人可以来。蒋介石的三个反对者胡汉民、孙科和伍朝枢很容易被说服带着巨额资金出国进行考察，还有其他几个人可能不希望参加。①
29名中央执行委员会和中央监察委员会的委员和候补委员出席2月2日联席会议的开幕式。在世的委员和候补委员有77人，其中约50人可以到会。以后，出席会议的人数在30人上下。②全会有三个主要任务：定出党的政策的新方向，停止过去的争论，选出新的管理机构。
与会者听取了蒋介石的政策建议：为了代替共产党鼓动的阶级斗争意识形态，国民党应提倡国内互助和合作精神。一切宣传都要以已故领袖的《建国方略》为基础，即以受布尔什维克直接影响之前的孙博士的思想为基础；一切受共产党影响的时期的口号都应停止使用。党的出版物应予严格监督；禁止反党或反政府的宣传；对外事务的一切公开言行应符合党的政策。国民党应予净化，办法是在党员重新登记前解散所有省的党的机构，和撤消中央和省党部内的农民、工人、商人、妇女和青年各部。目前只能有三个部：组织部、宣传部和党训部。一切群众运动必须置于国民党的控制之下，必须清除群众运动中的共产党影响，农民协会和工会的武装力量应予严厉处理。教育应强调科学，学生应把他们的注意力放在国家建设方面。①这个保守的建议很快得到全会批准，全会这时清除了内部所有的激进分子和除少数以外的左派党员。它预示了国民党以后的发展方向。
为了掩盖武汉和南京对立两派之间以前的冲突，全会批准了一个妥协方案：以前所有关于联俄容共政策的决议应予作废，而另一方面，作为南京反共运动一部分内容而把一些人开除出党的决定都应宣布无效。但是，将进行一次彻底的党员重新登记；这次全会特别注意清除两个委员会委员中的共产党员。它还以彭泽民和邓演达甘为暴乱的同谋为理由，把他们清除出去，同时还停止了徐谦的中执委委员的权利，和其他两名中监委候补委员的权利。为了填补缺额，空缺由候补委员依次补上。②
全会考虑和通过了一批议案。国民党政府这时应该更加精心地组织起来，它下设七个部的行政院、最高法院、考试院、监察院、大学院、审计院、法制局和四个委员会（建设、军事、蒙藏和侨务）。它不完全是孙逸仙设想的五院制，而是倾向于这个方向，而且它的大部分仍不过是一个计划。必须在新的中央直接监督下改建国民党。还通过了军事组织的标准制度，批准在军队中改革政治工作——共产党党员已经深入地渗入这一领域。（蒋介石已经选定他的密友、反共思想家戴季陶为政治训练部领导。）全会还举行选举，但不清楚候选人名单的准备过程。蒋介石、于右任、戴季陶、丁惟芬和谭延闿被选进中央执行委员会常委会，另外4个位置留给在国外的领导人。49人被任命而进入政府委员会，其常务委员会由谭延闿（任主席）、蔡元培、张静江、李烈钧和于右任组成。新的军事委员会有73人，它的常务委员会有11人，由蒋介石任主席。这样，几个新的委员会安排了当时有良好名声的所有国民党人士和军事领导人，但是其常务委员会则预先安排了保守的老资格党员或有实力的军事指挥官。蒋介石负责军事，而谭延闿似乎被委以监督政府事务之责。①
随着这些政治安排的完成，蒋介石开始为向北京的最后军事冲击进行各种准备。两个月前，冯玉祥已派一支军队沿陇海铁路进军，何应钦已派第1路军沿津浦铁路北上。两支军队在12月16日在两条铁路交叉的战略城市徐州会师。2月9日，蒋将军率其参谋人员离南京到徐州检阅了部队，然后在2月16日前往开封与冯将军会谈，商讨重新进攻之事。冯玉祥的国民军部分地接受南京政府的资金和某些军事给养。冯玉祥还有几个朋友在南京政府任职，黄郛任外交部长，孔祥熙任实业部长，薛笃弼任内政部长。汉口也提供冯玉祥一定数量的资金和武器，也许是作为一种礼物，因为广西的将领们在湖南忙于征战，他们对向北的征战不感兴趣，广州的李济深也是如此。2月28日，新成立的中央军事委员会宣布，蒋介石将指挥第1集团军，冯玉祥指挥第2集团军，阎锡山指挥第3集团军。前第1路军军长何应钦已被任命为北伐联军的总参谋长。②
用了约一个月时间才把重新发动的北伐所需要的部队、弹药、给养和资金集中起来。在纸面上，蒋将军统率的第1集团军的大军有分属于18个军的60多个师，这18个军又分归刘峙、陈调元、贺耀组和方振武指挥的四个军团。第1军团由原来的第1军发展而成，由黄埔军校的教官和学生任军官，但它还有张发奎和朱培德提供的几个师和军。与往常一样，第1军团是参战的几个军团中装备最为精良的一个。①陈调元将军是北方人，原来的安徽省督办，1927年3月倒向国民党一边，从而为进军南京打开了通路；但他仍是一名旧式军阀。贺耀组将军在北伐的第一阶段已把他的湖南师带到国民革命军中，并且曾参加夺取九江和南京的战役。他的师已扩大为第14军，守卫南京地区。方振武的革命资历可追溯到辛亥革命，他曾与广州的几个反对派政府有联系。在此以后，他在冯玉祥的国民军中担任过指挥官，1927年5月参加冯玉祥从山西向河南境内的进军。然后他带了他的一支小部队参加国民革命军。这四个军团、其他几支杂牌军和冯玉祥的第2集团军的一部分，负责通过山东进军。这支大杂烩部队与将近两年前从广东开始北伐的有高度信仰和经过较好训练的五个军完全不同。①到北京大约有500英里的距离。
在战役开始以前不久，外交部长黄郛和美国驻华公使马克谟就南京事件的解决办法进行了谈判。谈判是在